—— Dr. Robert F. Bornstein, 2001
1 歷史與現狀
設想一下，您因為身體不適而尋求醫學專家的幫助。然而，這位醫生堅持認為現代生物、化學和生理學的循證研究與他的治療方法無關，甚至聲稱廣泛接受的大規模隨機對照試驗——臨床研究的金標準——對他的專業領域並不適用。他繼續采用古老的治療方法，如開顱、放血、催吐和灌腸療法，盡管這些方法並未獲得現代醫學界的廣泛認可。
這種情況可能會讓您如何反應？一個如此無視當代醫學標準的專家，很可能會被醫學界同行孤立，甚至可能因瀆職而面臨法律制裁，以防止其誤導和傷害不知情的患者。
精神分析在20世紀的西方文化中曾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其理論不僅深刻影響了精神病學和心理學領域，還廣泛滲透至文化和藝術之中。精神分析的核心在於探索無意識過程如何影響心理功能，這一追求極大推動了我們對人類心理深層結構的理解。 然而當前的證據卻顯示，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力在精神醫學和心理學中正在走向消亡 (Bornstein, 2001; Kernberg, 2021)。
精神分析從業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領域正遭受全球範圍內的危機(Summers, 2008)。並且這種困境並非僅是少數反叛者或激進人士的叫囂，而是有充分證據支持的現實(Bornstein, 2001)。 Kernberg更是直言，如果認識不到目前學術界中存在的對精神分析的偏見和敵意，那會顯得過於天真(Kernberg, 2021)。
·例如，在1960年，超過三分之一的臨床心理學家認為自己屬於精神分析或精神動力學流派，而到了2000年，這一比例降至18%(Masling, 2000)。
·目前，在美國只有極少數高校（阿德菲大學、長島大學和葉史瓦大學等）保留了相關的臨床/咨詢心理學學位專案。
·此外，獨立於高校體系之外的精神分析學院每年錄取的考生數量也急劇下降，以至於出現許多專案每年都無法招滿學生的情況(Summers, 2008)。
至於在學術研究領域， 在1969年至1977年間，Web of Science的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表明弗洛伊德是被參照次數最多的作家，被參照次數為12319次，且是排名第二的學者的兩倍(Masling, 2000)。但到了1999年，【美國心理學家】雜誌報道稱，精神分析學在精神分析學期刊之外很少被參照。他們也由此斷言精神分析期刊是一個「 圈地自萌的陣營 」(Robins et al., 1999)。
據2023年科睿唯安的【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精神分析期刊的數量為22種，其中僅11種被收錄在Web of Science的科學引文索引(SCIE™)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中。
此外，數據顯示， 精神分析領域最具影響力的頂刊【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2022年的影響因子僅為1.3。相比之下，臨床心理學領域最具代表性的頂刊【Psychological Bulletin】2022年的影響因子為22.4。不僅如此，其余大量精神分析期刊更是未被納入索引。 誠然，這並不代表這些雜誌的文章質素一定不佳，但這一現象值得精神分析學界關註——這從側面反映了精神分析在當代學術界的尷尬處境。
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前任主席、康奈爾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及移情焦點療法創始人Otto F. Kernberg指出：
目前，精神分析界普遍認識到了其正在面臨的主要外部挑戰。
·在科學心理學領域，精神分析受到嚴重的懷疑；
·神經生物學的快速發展挑戰著傳統的精神分析理論，特別是對於動機、發展和精神病理學的理解；
·在精神病學領域，精神藥理學已成為治療許多原本由精神分析涵蓋的疾病的必要手段；
·在心理治療領域，認知行為療法已獲得了廣泛的主流認可。」
更為根本的是，整個科學界普遍批評精神分析專業缺乏循證研究支持。此外，聯邦資金和私人保險公司越來越多地批評精神分析是一種「耗時且昂貴的治療方法，且未經循證檢驗」。
至此，對精神分析的文化批評也反映了反個人主義和反主觀主義的主流思潮，這表明社會趨向於快速且實用的問題解決方法。
——精神病學透過精神藥理學的運用削弱了精神分析的地位；心理學則透過采用認知行為方法作為解決所有問題的萬應策略，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過程。
由於所有這些眾所周知的發展，尋求精神分析幫助的患者越來越少，潛在的精神分析師候選人數量也在減少，精神分析師在行為科學領域的教授職位也日益稀缺，在歐洲、北美和南美的精神科和心理學領域的主要學術職位競爭力大大減弱。精神分析在精神病學、臨床心理學和研究生社會工作系中的地位急劇下降。以精神分析為基礎的心理治療協會和機構之間的競爭已經淡化了基本的精神分析實踐，同時也提出了關於精神分析專業邊界的問題。我們的專業正在老化，全球範圍內的增長乏力，只有在東歐和中國，透過互聯網教育和培訓才剛剛開始引入精神分析，這些教育和培訓主要來自美國的分析師。盡管精神分析作為20世紀對文化的重要貢獻已經確保了其地位，但作為21世紀的一門專業和科學，其未來仍然令人擔憂(Kernberg, 2014)。」
曾經如日中天的精神分析如今為何深陷如此境地？
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支持精神分析治療有效性的循證研究幾乎不存在。
然而，這並非事實。
實際上，在過去幾十年裏，針對精神分析理論和概念的循證研究數量正在逐漸增加。 這些研究不僅展示了許多精神分析概念能夠經受循證的檢驗，而且越來越多的證據確鑿地支持了精神分析治療的有效性 (Ambresin et al., 2023; Johnson et al., 2022; Kramer et al., 2013; Moran et al., 1991)。因此，盡管精神分析仍然亟需系統的循證研究，並且與其他形式的心理療法相比，精神分析的循證基礎仍然相對薄弱，但長期精神分析治療已被證明是相當有效的，並且其益處隨著治療時間的延長而增加(Luborsky et al., 2001)。
那麽問題就變成了:
為什麽該領域的影響力受到侵蝕甚至開始走向消亡？盡管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循證研究證明了它的有效性。
註1：本文中提到的「精神分析」一詞內涵不包括精神動力性心理治療(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特別是基於循證研究的精神動力學理論和技術。隨著精神分析內部路線的分裂，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Peter Fonagy，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前任主席、康奈爾大學精神病學教授Otto F. Kernberg等一眾學者已在循證研究框架下進一步發展精神動力學理論，並開發出諸如心智化治療（Mentalizing-Based Therapy, MBT），移情焦點療法（Transference Focused Psychotherapy，TFP）、短程動力學心理治療（Short Term Dynamic Psychotherapy，STDP），短程精神動力學心理治療（Short-Term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STPP）等新型精神動力學循證療法。
註2：本文主要觀點援引自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前任主席及康奈爾大學精神病學教授Dr. Otto F. Kernberg和阿德菲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Dr. Robert F. Bornstein過往發表在同行評議期刊上的論文，詳見參考文獻部份。
2 精神分析內部的自毀行為：精神分析的七宗罪
Robert Bornstein認為，精神分析影響力的衰退並非源自其他心理學範式的發展。事實上，心理學領域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多種模型，許多理論家和研究人員堅信精神分析的概念能與行為(Feldman, 1992)、生物學(Michels, 1987)和認知心理學(Epstein, 1994)的概念相結合。
精神分析之所以受到打擊，主要是因為它多年來一直受到其追隨者不當的管理。大多數精神分析學家沒有 向前看 （關註科學和實踐的不斷變化需求）和 向外看 （關註心理學和醫學等其他領域的新想法和發現），而是選擇了 向後看 （沈溺於早期精神分析從業者的具有開創性但已過時的貢獻）和 向內看 （只關註與自己觀點一致的同行的分析著作）。
在這部份內容中，我們將基於Bornstein的【精神分析的七宗罪】一文，結合其他臨床心理學家、臨床精神病學家和精神分析師的視角，深入探討精神分析在過去幾十年中急劇衰落的原因。
2.1 Insularity 自我孤立
精神分析師通常只在自己的小圈子內互動，這限制了他們接觸可能豐富精神分析模型的新觀點和替代理論的機會(Rawn, 1988)。正因如此，理論的發展被延緩，治療技術的創新也難以實作。如Bornstein and Masling (1998)所指出的， 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結構在過去一百年裏幾乎沒有進步 。例如，一個1900年的遺傳學家若嘗試與當代遺傳學家對話將會感到困難重重，然而，如果弗洛伊德活到了1997年，他卻能毫無障礙地理解當時的精神分析或閱讀現代精神分析雜誌。
與誌同道合的同事互動本身並不是問題，但當這種互動變成自娛自樂的閉環時，就無法產生真正的學術討論和辯論。研究顯示，「群體思維」對建立有效對話和解決問題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Esser & Lindoerfer, 2006; Plous, 2016)。精神分析已經是這種「群體思維」的受害者。
精神分析的自我孤立不僅體現在忽視外部證據上，內部不同派別之間也彼此孤立。 Otto Kernberg指出，不同地區的精神分析師接受治療的頻率有所不同：法國精神分析師每周進行三次，英國的五次，而歐洲和北美的大多數機構則是四次。在這些實踐中，「傳統」而非「客觀證據」往往決定了人們對分析有效性的信仰。頻率最高的機構往往對頻率較低的機構采取了某種貶低的態度，經常將它們的實踐歸類為「 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 。這場鬥爭不再是對培養和認證專業能力的通用標準的擔憂，而是演變成了一場基於分析頻率的機構主導地位的政治鬥爭(Kernberg, 2021)。
與此同時，改良的精神動力性心理治療，如每周進行一次或兩次的會議，已經透過循證研究顯示對特定人格障礙的治療有效(Robert E. Feinstein, 2015)。移情焦點療法（TFP）和心智化治療（MBT）等方法也已被研究證明有效。然而，盡管這些改良精神動力學心理治療的療效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多數精神分析機構仍強烈反對將這些循證有效的改良療法納入其教育計劃。這種精英主義的立場透過自我孤立、拒絕和忽視研究的方式，加劇了學術界和大學心理健康專案與精神分析的疏遠，使該領域的危機愈加嚴重(Kernberg, 2021)。
2.2 Inaccuracy 失之毫厘
Edwin Fuller Torrey曾斷言，精神分析理論 「與尼斯湖水怪處於同一科學層面上」 (Walker, 2008)，這種說話雖然可能有些誇張，但也不無道理。 弗洛伊德理論中的許多概念一再與循證研究的結果相矛盾，然而這些概念仍然繼續被精神分析學家討論 ，就好像它們是有效的一樣(Bornstein & Masling, 1998; Donald P. Spence, 1982)。閱讀當代精神分析期刊上的論文會發現，諸如閹割焦慮、陰莖嫉妒 (在傳統的弗洛伊德意義上)等概念仍然被視為啟發式和有用的，而事實上它們並非如此(Bornstein, 2002)。這種對過時和未經驗證概念的持續關註是精神分析被科學心理學界和具有研究意識的從業者所忽視的原因之一。在精神分析的經典文獻中，與經驗事實相矛盾的理論同得到實證支持的理論不加區分地混合在一起，缺乏系統的努力去甄別這兩者。
Bornstein (2002)更是直言，一個理論在某些方面的不準確性本身並不是問題，尤其是對於一個雄心勃勃且包羅萬象的理論體系來說。然而，問題在於， 當精神分析的追隨者未能糾正理論中的明顯錯誤，反而將這些錯誤堅持為真理時，這便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種行為不僅阻礙了理論的進步，也損害了整個領域的科學信譽。
2.3 Indifference 無動於衷
當前的精神分析學界在學術話語中缺乏獎勵準確性和懲罰不準確性的機制，這部份原因源於精神分析學家對外部證據的普遍冷漠，這種態度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本人(Gay, 2006; Hanly, 1987) 。此外，精神分析界對外界想法和發現的忽視在許多獨立的精神分析期刊中得以體現，這些期刊幾乎完全由堅持流行理論的信徒編輯和閱讀。這種孤立的「精神分析思想宇宙」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實驗數據和競爭理論概念的影響，成為學科內部人士無意中創造的一個現實(Bornstein, 2002)。
大約40 年前，Cooper (1984) 已經意識到這種狀態的固有風險，並行出警告：如果沒有新數據的註入，我們的辯論將變得枯燥無味。即使我們不被科學和理論的好奇心所驅動，社會的需求也應該成為我們的響應，因為社會不會無限期地容忍我們在缺乏治療效果證明的情況下進行臨床精神分析。
Fisher and Greenberg (1996)贊同Cooper的觀點，他們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未來力量將取決於其對新經驗數據的開放性。」承認內在現實在理論構建和以洞察力為導向的治療中的重要性本身並不是問題。 然而，僅強調內部現實而完全排斥外部現實則是有問題的。一個有用的理論不應對發生在自身之外的事件漠不關心。
2.4 Irrelevance 無關緊要
由於精神分析團體成員的孤立和冷漠，精神分析在當代心理學中已逐漸變得無關緊要。這種邊緣化現象已經蔓延至實驗室、課堂和診所，導致在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新一代心理學家中，很少有機會深入學習精神分析的關鍵概念。 更多的時候，這些年輕心理學家接觸到的關於精神分析的資訊往往來源於教科書和批評精神分析的學者，而這些資訊通常帶有偏見且不準確(Westen, 1991)。 許多從業的精神分析師似乎對這種趨勢不以為然（或許是沒有意識到），這無疑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與科學界的脫節本身並非罪過，但在面對大量證據時仍不願意承認自己與科學的脫節，則無疑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精神分析界的封閉性導致其成員忽視了自身在當代心理學中的邊緣化地位，而沒有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來正視這一挑戰(Bornstein, 2002)。
2.5 Inefficiency 復雜冗長
幾乎每本討論精神分析的本科及研究生教科書都會指出該理論的復雜冗長以及精神分析治療的高成本和長時間需求。這些批評並非沒有根據。經典精神分析理論、客體關系理論、自我心理學等都攜帶著沈重的理論包袱——許多理論和概念對於精神分析的核心命題並不是至關重要，卻因為與精神分析理論長期聯系在一起而被持續關註(Bornstein, 2002) 。關於精神分析療法的低效率，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許多傳統的精神分析治療技術雖歷史悠久，其有效性卻頗受質疑，但這些技術仍然在分析培訓機構中被教授，主要是因為它們一直以來就是如此(Holt, 1992)。
理論的復雜性或治療的長期性本身並不是問題。然而，如果理論家們不抓住機會去除理論中無用的成分，讓復雜的理論變得更為簡潔，這種疏忽就變成了問題。在治療方面，長期治療本身也不是問題，但如果醫生在研究已表明短期治療同樣有效的情況下，仍選擇進行長期治療，這種做法就顯得有問題(Bornstein, 2002)。
2.6 Indeterminacy 含糊不清
精神分析理論中許多關鍵概念缺乏精確的操作定義(Grünbaum, 1988)；在實踐中，許多核心治療策略的定義也同樣模糊，其假定的效果機制更是難以捉摸(Bornstein, 1993; Holt, 1992; Masling & Cohen, 1987)。
比如精神分析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投射性認同」。具體而言，關於投射性認同的批評通常集中在其感知的模糊性上，特別是在精神分析過程中不清楚誰是投射者和接收者，這可能引起混淆。
「誰在投射」的模糊性：一些情況下，描述不清楚是A（投射者）還是B（接收者）在體驗投射的感受或特征。這可能導致一種情況，即進行投射的個體自我引導地按照自己的投射方式行動，而不是影響接收者。
「誰受到影響」的模糊性：在另一些情況下，似乎接收者B開始根據A投射的內容進行感受和行為。這種解釋更符合傳統觀念，即接收者內化並認同投射的品質，並可能根據這種投射改變他們的行為。
這些不同的解釋可能導致臨床實踐中對該概念的理解和套用存在差異，而「明確性」對於有效的治療至關重要。此外，投射性認同的理論在實證支持方面也存在不足，而在治療過程中對這一過程的解釋通常帶有高度的主觀性。這種情況使得理論家和臨床醫生在缺乏明確依據的情況下，可能將任何負面互動歸咎於投射性認同。
科學概念的含糊不清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它使理論無法進行嚴格的循證測試，同時阻礙了基於新數據的理論進步。在醫學或心理治療技術中，關於基礎過程的不確定性同樣有害，因為它阻礙了醫生和患者對治療效果的關鍵因素產生足夠的理解，從而無法找到更有效的實施方法。 由於不願意承認這些問題，精神分析理論家和實踐者讓「不確定性」充斥著他們的工作，並使他們的工作墮落(Bornstein, 2002)。
2.7 Insolence 傲慢無禮
精神分析師們因為 長期只在自己的圈子內交流 ，逐漸 對自己的想法充滿了堅定的信念 。這種自我確認的環境導致他們在面對外部挑戰時常常采取 防禦性的否認態度 。這種傲慢不僅使精神分析界越來越像宗教團體，而不是科學社群，也使得那些原本可能認真考慮這一理論的人逐漸疏遠。正如D. P. Spence (1982)所指出的那樣，在精神分析界，權威的論證常常阻礙了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被積極捍衛的對抗性、批判性和辯證的探索傳統。事實上，一些具有研究意識的心理學家認為，如果精神分析社區的成員對經驗數據或替代治療技術表現出太大的興趣，他們就有可能失去在社區中的地位(Bornstein & Masling, 1998)。在任何科學領域，傲慢都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因為它阻礙了知識的更新和理論的進步(Bornstein, 2002)。
3 困境的本質：兩極分化的發展方向
在探討如何解決當代精神分析所遭遇的困境時，學界記憶體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精神分析應該更加「科學化」，遵循科學探索和循證研究的標準，采用清晰的概念和評估標準。支持者認為，只有這樣，精神分析才能避免走向消亡。這一觀點強調，精神分析應該像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樣，尋求因果關系，並運用概率論來分析和解釋數據，而不是僅依賴個別案例。
相對的，另一種觀點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人文主義學科」，認為它不應受制於客觀科學的常規規則和評估標準。支持者認為，精神分析是一個處理個體獨特的創造性和豐富的探索經驗以及分析雙方特定互動的領域，且認為增加對精神分析概念的循證研究可能導致經驗的片面性。人類心理世界的復雜性不應僅透過循證研究來驗證。這一路線傾向於使用弗洛伊德的傳統個案研究方法或其他一般的定性方法，強調理解人類行為的意義和目的性，而不是簡單尋找因果關系。
這兩種觀點的根本區別在於對精神分析學科性質的理解：一個主張科學化和標準化，另一個則強調個案的深度分析和人文關懷。這種分歧反映了精神分析領域內部的深層次思想鬥爭，以及關於如何推進這一學科未來發展的復雜討論。
註3：因篇幅所限，此處不作進一步展開，我們會在之後的推播中進一步介紹兩種路線之爭。
人文主義路線的擁躉最常見的理由是， 對精神分析理論進行實驗或準實驗研究，尤其是在精神分析情境之外進行的此類研究是困難重重甚至不可能完成的(Masling & Bornstein, 1996; Westen, 2002)。 他們認為這種研究無法捕捉到「真正的」精神分析概念的復雜性，往往過於簡化，因而與精神分析的實際內容關系不大。Green (2000)甚至認為，這種研究是危險的，因為它們可能威脅到精神分析的本質，他主張只有傳統的個案研究方法才能公正地對待精神分析概念和理論的復雜性。
該路線擁躉持有這一觀點並非沒有理由。首先，彼時許多關於精神分析概念和理論的研究質素往往非常差，並且與臨床實踐幾乎沒有相關性(Green, 2000)。正如Spence (1994)所指出的，這些研究中的許多都是「無可挑剔的‘什麽都沒做的研究’」。因此，許多精神分析學家對這種研究感到失望，這強化了他們認為「這種研究是不可能」的信念，另一些精神分析學家哪怕認為這種研究是可能，但這些研究也與他們的臨床實踐幾乎沒有相關性(Blatt & Auerbach, 2003; Shedler, 2002)。
弗洛伊德的壓抑假說是精神分析中最著名的理論之一，但其循證研究經常令精神分析師感到失望。Shevrin 和 Bond指出，直至1993年，針對壓抑假說的實驗研究大多建立在對該假說的錯誤理解之上(Miller et al., 1993)。
例如，在許多研究中，測試壓抑假說的方法是向受試者展示具有性或攻擊性含義的刺激詞以及中性詞。完成這項任務後，受試者被要求回憶所有單詞。根據壓抑假說的預測，與中性詞的回憶能力相比，受試者對帶有性或攻擊性含義的詞的回憶能力較差。然而，這一預測顯然是建立在對壓抑假說的誤解之上，即認為人們會不斷 「壓抑」帶有性或攻擊性含義的詞語。但事實上，壓抑假說認為，特定的無意識表征不允許進入意識，而這一過程是有動機參與的(Miller et al., 1993)。這些基於誤解的研究既沒有揭示壓抑背後的動機，也沒有證明刺激詞與無意識表象的關聯。因此，由於未能恰當考慮特定概念的深層含義和背景，這些研究未能產生有意義的結果，進一步加深了許多精神分析師對循證研究的懷疑。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註意到，近年來受精神分析理論啟發的研究變得更加復雜且具有臨床意義，提供了對傳統精神分析觀念的重要修正和擴充套件(Beebe, 2005; Clarkin et al., 2007; Fonagy et al., 2002; Kernberg et al., 2008)。 例如，許多循證研究已經指出，傳統精神分析中的一些關於人類發展的概念是不正確的。正如Fonagy（1996年）所論述的，觀察性研究「透過明確兒童在各個發展階段所具有的能力，並排除那些假設孩子具備超出發展時間表能力的遺傳發展命題，為精神分析關於嬰兒經驗的推測設定了限制」(Stern, 1985)。例如，嬰兒研究已顯示，不存在所謂的「正常自閉階段（normal autistic phase）」，原始的嬰兒共生觀念需要被修改。這促使心理動力學研究者和臨床醫生改變了他們對正常和病理發展的看法，包括對嬰兒精神病的起源和治療的理解。
註4：「正常自閉階段（normal autistic phase）」這個概念最早由心理學家瑪格麗特·瑪勒（Margaret Mahler）提出，用於描述嬰兒發展的早期階段。瑪勒認為，在最初的幾個月中，嬰兒經歷一個看似自閉的階段，即他們似乎對外界的刺激和社會互動不感興趣。然而，隨後的研究，特別是嬰兒研究，表明嬰兒從出生起就具有社會性和對人類互動的敏感性。
循證研究對精神分析實踐的影響的另一個相關例子是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心理學臨床教授、主體間性精神分析研究所創始教員、精神分析師Beebe和她的同事們開創的研究。這些研究基於對母親與嬰兒之間互動的錄像進行微分析的方法探究母嬰之間的互動，這極大地幫助母親明確她們與嬰兒互動中的不適應行為。此外，他們的研究更是發現母嬰調節是共同構建的（即母親和嬰兒都參與到持續的互動中），這不僅促進了母嬰治療，還對成人的治療產生了影響，特別是增加了對分析師與患者之間非語言互動的關註(Beebe & Lachmann, 2002)。
第三個典型的例子是，研究發現邊緣型人格障礙與性虐待之間有很高的關聯性。盡管精神分析研究者一直都意識到早期創傷對邊緣型人格障礙患者的重要性，但精神分析的理論和治療顯然低估了這些創傷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解釋治療中斷和突然終止的情況時(Westen, 2002)。
最後一個例子涉及到對心理治療過程的研究，這些研究帶來了許多與臨床相關的洞見，特別是關於治療過程中一些變異因素的洞見。例如，Blatt (1992)和Blatt and Shahar (2004)發現，盡管之前對梅寧格計劃發現精神分析與心理動力支持性心理治療在有效性上差異不大(Waldron Jr, 1989)，但進一步的分析顯示，問題主要集中在關系問題和沖突上的依賴性（anaclitic）患者在支持性心理治療中的效果更好，並且對心理治療的人際維度特別敏感，而以成就、自主和身份問題為主的內向性（introjective）患者在精神分析中效果更佳，主要對解釋反應良好。
註5：Menninger Psychotherapy Project是一項開創性的研究專案，由美國的Menninger基金會在20世紀40年代啟動。該專案的目的是系統地評估和研究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效果。此專案特別關註於心理療法對於不同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效果，以及如何透過臨床實踐改進治療方法。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對精神分析假說進行準實驗研究不僅是可以實作的，而且對精神分析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諸如Otto F. Kernberg和Peter Fonagy等精神分析界的「開明派」領導人強烈呼籲：全球精神分析機構應當推動機構改革，廢除專制體制，並建立針對精神分析假說的循證研究團隊。
這些改革措施不僅有助於培訓新一代研究人員，使用科學循證的方法來探索精神分析假說，還有助於公正地處理分析師在臨床實踐中經常觀察到的復雜心理現實；同時擁抱科學主義可以消除職業內部當前存在的令人不悅的階級劃分，擺脫長期盤踞在精神分析內部的宗派主義思想，以「證據」而不是「宗派」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透過上述措施將精神分析置於當代心理治療發展的前沿，重新獲得精神病學界和心理學界對精神分析理論的認可，更是確保了精神分析作為科學和職業進一步發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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