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商必學胡雪巖，從政必看曾國藩」，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聽過這兩句話，但是當時不知道為什麽，只知道，曾國藩是一位晚清時的重臣，同時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但是，既然曾國藩是這樣的一個人物，為什麽大家還要必學曾國藩呢？隨著閱歷的增加，對事物的認識加深，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也越來越多，進入高中期間，有時間也有精力和條件來把一些問題細細探個究竟。
近來，有幸讀了唐浩明先生的【曾國藩】，結合現實社會的分析，感覺自己多年的疑問有了一個雖然可能不是很完美的答案。唐浩明先生以一種敬重歷史的態度，和曾國藩神交了二十余年，可以說得上「曾國藩家」了，厚積薄發寫下了這部歷史巨著【曾國藩】。梁啟超，毛澤東，蔣介石都對曾國藩有著很高的評價。毛澤東曾說過一句話：「我觀近代，獨服曾文正。」 而蔣介石更是以曾國藩為師。蔣介石說＂曾國藩修為可為世後法＂毛，蔣互為敵，為何同時贊賞曾國藩，這是因為他功勞極大，政治手段極其高明，心性堅韌，曾國藩本是一代鴻儒，文官中的高官，後來由於形勢所逼，不得以投筆從戎，招兵買馬，建湘軍，平太平天國，創造了歷史上文官帶兵平天下的奇跡，扶大廈將傾，挽狂瀾即倒．成為頹廢晚清王朝一代中興名臣！ 曾國藩何以有如此之高的魅力呢，竟能讓左右中國命運的人都以之為師？ 首先，是他廣闊的胸襟，擁有廣闊胸襟的人不在少數，但是能夠如此影響後世人的，他應該算是典範。他曾說過一個人有多大的胸襟，就會有多大的成就。想起我小時候就知道的一個有關曾國藩的一個典故，他的家人因為建房與鄰居為三尺地而互不相讓，打起官司，家人就寫信告訴曾國藩，希望他的權勢能助一臂之力，誰知曾國藩捎來一封信，上面寫道：＂千裏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讀信後豁然開朗，將地退讓了三尺。鄰居也深深的感動了，也不想輸這氣度，於是也退讓了三尺，桐城六尺巷的佳話因此傳開（一說此事源於張英家與鄰居吳氏）。是呀，人都不能免於生死，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何必計較太多呢，少計較，知足者常樂。
第二是他歷經坎坷，卻永不言敗的精神。唐太宗有三面鏡子，其中便有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歷來有效法古人的傳統，而曾國藩在審視中華悠久歷史時，獨辟蹊徑。他認為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不可拘泥於往事的成敗，因為每件事有每件事的邏輯性，只有率先變法者才能不被動，一成不變只能變成一具死屍，前有漢景帝削藩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曾國藩具有敏銳的洞悉力同時是極其的聰明，書中計載他在平太平天國之初時，被困長沙，屢戰屢敗，心灰意懶，最後在父的勉勵下重拾信心，認為大丈夫無剛不立，於是就命幕僚上奏章，告之皇帝戰況，幕僚如實的寫了戰況，湘軍＂屢戰屢敗＂，曾國藩看了之後，認為不妥，便改為＂屢敗屢戰＂。兩詞前後調換，變被動為主動，變消極為積極，鹹豐看了之後，對他雖未勝但精神不滅表示滿意，命他再戰。不久形勢轉悲為喜，否極泰來，曾國藩立下誓言決定與太平軍殊死一戰。要弟弟在家為他準備一口棺材，隨時準備為國捐軀，於是幕僚又將他要弟弟為他準備棺材的事，決心與敵人一決雌雄的情況也寫了一份奏折，此時獲勝的曾國藩看了這份奏折後意猶未盡，又將＂備棺在家＂改為＂帶棺出征＂從而更加彰顯他的淩雲壯誌，鹹豐看了奏折非常的贊賞同時也很感動。由此可見他是極其的聰明，善於變被動為主動來實作精神的昇華。
第三是曾國藩對洋人的態度，他深知當時大清朝無法與希望強國直接開戰，在他的支持之下，洋務運動開始，大清派遣學生到西方學習，這些舉動讓我們今天仍在受益。「天津教案」發生後，曾國藩既不願意北上處理此事，然而又不能不遵從旨意，只得極不痛快的前往京城打點這件棘手之事。由此，「賣國賊」這頂帽子總算扣到他的頭上了，當時有人這樣叫他，現如今還有人繼續這樣來認為，當時叫他「賣國賊」的人如果說是身處當世之中，一味地「清議」，不知其中的辛酸，倒還可以理解。而如今的人還如此認為，如果不是無知，就是認識上習慣性的偏差了。回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去，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之舉已屬於很好的解決辦法了。國家整體實力落後，從何談起外交顏面呢？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李鴻章則更是善於同洋人打交道，用很多人的話來講，這個「賣國賊」與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為李，曾二人平反昭雪的文章已有很多了，這裏便不再贅述。
第四是他的教子有方。曾國藩把自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心得，推己及人用來教導自己兄弟子女和族人，在這種家教的約束下，曾家和睦旺盛，人才輩出。他的兒子曾紀澤就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據理力爭的為中國收回了烏宗島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帶，維護了中國的主權。曾國藩家訓中，分門別類的涉及了養心、求學、居家、交往接待等方面。相信即使對於今人，若能按照家訓中的道理行事也必能成就一番大事。曾家家訓中，有兩處我感觸最深：一是他提到，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也就是讀史時要做到身臨其境，好比自己正在於當時的人對答應酬。如果遇到當時的事，你自己會怎麽做，應該擇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二是，他提到題作詩文時，「情極真摯，不得不傾吐之時。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盛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適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抽，所謂修調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
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久矣」。也就是說，在寫文章時即使有真情要傾吐，可是道理卻無法表達清楚，從而不得不臨時去探尋義理。而義理並不是一時就可以獲得的，於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以至於作文時沈溺於雕字飾句，想透過巧言來取悅於人，而修辭立誠的宗旨早已蕩然無存，這就更為拙劣了。這是初寫文章人的通病。而要解決這個困境的辦法，曾國藩也有提到那就是要多看書、多思考、多積累。
晃眼幾十余載，他在疆場上，官場上，搏擊沈浮，救了大清王朝，官至頂峰，地位名聲都無以復加。然而，卻始終沒得到朝廷的信任，尤其是功成名就後愈被朝廷猜疑，眾人誹謗，最後幾年簡直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孤立無助，冷寂蕭瑟，他感到陰寒荒漠，萬念俱灰。「剿撚」無功時，就想到辭官歸隱，只感到「無善退之法」預料到以後這官，應是無法再做下去了。
這也是必然，在那個大廈將傾，危急存亡之秋，沒有人可以保全自己，全身而退。
不論怎樣，在腐敗的晚清權利場中，曾國藩能做到不入汙流，不陷卑汙，仍能有所建樹。僅此，便值得我們深深敬佩，學習。
那麽在你眼中，曾國藩算不算得上晚清官場的一股清流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