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天，或許你看到過這樣一個新聞——一位來自農民工家庭的孩子，被哈佛大學錄取了。她叫段孟宇，是河南周口人，21年前，她9歲，她的父母離開老家來到北京，他們住在北京城郊，賣過水果、麻辣燙和煎餅，她父親後來做了滴滴司機。當時的很多報道，把段孟宇定義為一個教育奇跡，是從打工子弟到哈佛學子的「逆襲」。
在這個奇跡故事裏，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段孟宇初中就讀的北京蒲公英中學。這是北京唯一一所五證齊全、民辦公益性質的打工子弟學校，在北京南五環外，20年來，它「收留」了一代又一代城市建設者（包括菜農、服務員、滴滴司機、快遞員、外賣員、家政工作者）的孩子。被哈佛錄取後，段孟宇在朋友圈裏寫到，「2008年我去蒲公英中學讀書的時候，從不曾想過它會怎樣影響我的人生」。
從蒲公英中學畢業後，段孟宇考上了世界聯合學院，這是一所全球知名的高中，她因此去到了英國。後來又在外界資助下，在美國路德學院讀了本科。本科畢業後，她一邊工作，一邊申請到了哈佛教育學院的研究生。從周口到波士頓，她的人生一直在往上，不斷在展開。許多人好奇，她還會走向哪裏？
但就在從哈佛畢業後，段孟宇做出了讓一些人意外的選擇——她回到了蒲公英中學，做一名老師。過去三年多，她教初中歷史，也做跟學生心理相關的工作，也做教師培訓，支持邊遠地區的老師們。她曾是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無論是在十幾歲時，還是在申請哈佛時，還是在畢業後，她都想要做跟留守和流動兒童相關的工作。這個願望從未改變。
2022年，【人物】曾聯系過她，想請她談談這個有些不同尋常的人生選擇。當時她拒絕了，她說，想要先紮根一線，專註教學。今年秋天，她的教學已經滿了3年，對於教育、對於平等，她有了更多思考。我們和段孟宇見了兩次面，在蒲公英中學，她帶我們看了一些特別的作品——孩子們從各自家鄉帶回來的土拼成的畫，有的貧瘠有的濕潤，有的褐色有的深紅；他們畫的自己父母的手，有的傷痕斑斑，有斷指，有的貼著創可貼。那是勞動的痕跡。或許只有在這樣的學校，才能看到這樣的作品。
過去幾年，我們湮沒在「中產教育」「精英教育」「雞娃」等等詞匯之中，打工子弟這個群體和他們身上的教育困境似乎被忘記了。但實際上，他們一直生活在我們之中，在蒲公英中學拍攝的一些影片裏，我們可以窺見這些家庭生活的細節：擁擠狹小的自建房裏，孩子和爸媽睡在一個房間，床頂架著木板，堆著生活雜物。但就在這樣的空間裏，也養了很多植物。
當被問到「自己的希望」，做裝修工人的家庭，希望在裝修了那麽多的家之後，自己也能有個家；做滴滴司機的爸爸，希望能為家庭帶來幸福；做停車管理員的爸爸，願望非常樸素，希望大家停車要停到網格裏。而孩子的希望，是媽媽多回家給自己做幾頓飯；是奶奶能早點賣完水果；他們想當軍人、太空人、律師、老師、畫家……想長大買一所圖書館，捐給有需要的孩子；想得到一輛單車；也希望世界上再沒有流浪狗。
我們和段孟宇談了談，她如何在這樣一所學校裏被托舉著長大，她為什麽決定回到蒲公英，以及這三年裏，她所看到的新一代打工子弟是什麽樣子，她和她的同事們，為了支持孩子，又做出了怎樣的努力。
以下是她的講述：
文｜ 林松果
編輯｜ 姚璐
蒲公英的孩子，回到蒲公英
2020年，我從哈佛研究生畢業，當時因為疫情不能回國，我就在美國做了一些實習，還有一些與教育研究相關的工作。其中有一個研究，是關註疫情對教育的影響，要去訪談國內的老師們，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這麽多老師，和他們聊天。
我印象很深，當時有一種輿論說，農村的老師，工作懈怠，不好好給學生上課、教育質素差……但我訪談了一個女老師，她和丈夫都是鄉村教師，不太會上網課，就讓孩子們到他們家去上學，她家有個黑板，她丈夫的學生上午來，她的學生下午來，他們還找了一些五子棋，讓孩子們有東西可以玩。
她說話非常樸實，說自己就是不會技術，只能讓孩子到家裏來，但她說的內容讓我非常感動，有這樣的老師，這麽認真對待孩子，我就覺得，無論在怎樣的環境下，外界都覺得教育非常受影響的時候，老師們還是可以找到空隙和方式，支持孩子的成長。這也讓我有一些決心，我覺得，我應該要做跟教育更直接相關的工作。
大概到了2020年的四五月，我就開始尋找一些學校的工作機會。當時其實我也看了國際學校，也看了一些做創新教育的鄉村小學，也看了一些公益機構，也在考慮回蒲公英工作。這個過程中，你去各種投簡歷，去面試，篩選工作機會，我發現自己慢慢想清楚了，我到底要什麽？我到底想做什麽？我真正想為誰服務？
2019年申請哈佛，我在文書裏寫，「我想支持到那些受到人口流動影響的學生」。我的想法還是沒變，反而是逐漸清晰、更加確信了——我想做跟流動兒童、留守兒童相關的工作，我做的事情應該是在促進教育公平。這是我找工作時一個很重要的衡量目標。
於是我就給我們校長（蒲公英中學的創校校長鄭洪）發了短訊。她那段時間比較忙，好像是過了一天，她就給我回了一條短訊，說特別好，正好學校有個心理專案（段孟宇大學本科有學習心理學），我回來就可以參與這個專案，自然而然地，我就回到了蒲公英。
可能會有人問，哈佛研究生畢業，為什麽會回到打工子弟學校工作？我的同學們，有去世界銀行工作的，有去繼續做研究、讀博士的，有去教育科技公司的，也有去國際學校的，選擇很多元。我是覺得，沒有哪個選擇比其他的更好或更高尚，人都應該選擇對自己來說更重要的東西。還有人說，打工子弟學校待遇有限，但在薪資待遇方面，我其實沒有任何不滿足。
2011年，我從蒲公英中學畢業，其實一直都和學校有連線。包括前段時間，在貴州畢節威寧的一個彜族鄉村小學給鄉村教師開展研修坊的時候，我組織過一個叫「人生長河」的活動，讓大家回憶自己的人生河流中都有哪些關鍵點，我自己也做了一次。我覺得，自從我從河南老家到北京，到了蒲公英，一直就很幸運，人生一直在不斷開啟，這個曲線是一直向上的。
就像回到蒲公英、繼續做老師，這個選擇看似隨心，但回頭看，其實很多事情都是相關的，很多經歷都在支持我做出這個選擇——
2012年，我到英國的UWC（世界聯合學院）讀書，學校很註重學生的社區服務，這個社區服務大概有四個方向，社會公正、政治、戶外、環保，我選的就是社會公正，那幾次社會服務，對我的影響還挺大的。
第一年，我們去了一些學校，幫助有閱讀障礙的孩子，做閱讀訓練。
第二年，我們去了當地一個男子監獄，我們的工作，是在母親帶著孩子見服刑的父親的時候，在一個角落，帶著孩子玩兒，給這對夫妻留出一些時間。當時大家會說，這個專案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因為我們去了之後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我們也是重要的，如果沒有我們陪同，母親只能自己去，不能帶小孩進監獄，孩子也就不能和父親見面、保持溝通。這段經歷給我的啟發很大，我會覺得這樣的設定很人性化，而且就算是在監獄裏，只要有心，還是可以做跟兒童福利相關的專案。
還有一次是2013年暑假，我和UWC的同學一起去柬埔寨支教。我從一個一直受幫助的人，變成了誌願者，去支持別人，給孩子們上美術課、數學課、體育課，其實就是帶著他們玩兒。我們當時帶了一些呼啦圈過去，我就看到一個孩子，在那兒玩呼啦圈，居然玩得那麽高興，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會因為一個呼啦圈而高興。那個畫面給我的印象非常深。
之後每次有人問我，為什麽要做教育？我都會想起那個暑假，想起那個畫面。當時我給鄭洪校長發郵件，我就跟她說，我希望能夠支持更多貧困地區孩子的教育。當時我是高三，19歲。
柬埔寨夏季教學組（前排坐著的人中，左三為段孟宇）。圖源UWC常熟世界聯合學院公眾號
這是一所什麽樣的學校？
我是河南周口人，我爸媽是2003年來的北京，3年之後，我也來了。當時我們住在海澱區香山附近，家裏賣煎餅。
我最開始是在一所打工子弟小學讀六年級。來北京之前，我都沒有學過英語。當時上英語課，我聽不懂，壓力非常大，也不知道哪裏來的勇氣，我去找了英語老師，說著說著，就不受控制地哭了。但老師很好，她鼓勵我說，我能主動去找她就挺好的，後來，她在課上會經常提問我，還讓英語課代表做了我的同桌，我會覺得自己被支持到了。
小學畢業之後，要上初中，當時剛好我小姨在大興種菜，知道了大興有一所蒲公英中學，說這個學校很好，有外國人來做（誌願者）（笑），還可以住宿，我爸媽也希望我住宿，我就來了。
當時學校是在一個廠房裏，條件還是挺艱苦的，住的是簡易房，也沒暖氣，我們宿舍就是一個大通鋪，睡好多人，晚上放一盆水都會結冰。老師們的宿舍也是一樣的，兩位老師可能要擠在一個被窩裏取暖。
同學們的出身都差不多，都是打工子弟，很多人家裏是種菜的，或者在新發地（北京一個大型批發市場）賣菜。但現在想起來，學校好像並不會覺得，孩子的家庭狀況已經這樣了，我們做不了什麽。老師們反而覺得，因為學生住校，在學校的時間長，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們建校的時候，學生也是穿得邋裏邋遢的，但是學校建了澡堂，請外面的師傅來給學生剪頭發，至少做到整潔衛生，這樣的環境裏，學生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樣的，可以幫助學生構建一個積極自我；當時也有外面的公司進來做測試，發現學生的身高比北京市的平均身高要低，就有人捐了補鐵的醬油、添加了維生素的米；當時還有個捐方，專門給學校募捐「雞蛋基金」，所以每周一、三、五，每個師生都可以補充一個雞蛋，我們都叫他「雞蛋先生」。
物質不豐裕，但你也會覺得，大家的精神並不貧瘠。我們有個地理老師，現在也還在，當時他是全校唯一的地理教師，教所有學生。我們初二學中國地理，做長江黃河的課題，大家去圖書館查資料、做集子，特別開心。最後做成果展示，他要給大家評獎，那麽多班級、那麽多小組，都要寫頒獎詞，寫到半夜一兩點。但他說，當時他是完全自願的，覺得大家辛辛苦苦付出了一學期，應該要給學生寫一個頒獎詞。他發自內心想這樣做，老師給學生的這種人文關懷，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我每次說起來都會（想掉眼淚）。蒲公英一直有家訪的傳統，我上初三的時候，我們班主任周末去我家家訪。我們家住在香山那塊，當時十號線還沒開通，路上特別遠，我記得她到的時候天都快黑了，我去車站接她。我家離車站還挺遠的，要穿過一片小樹林，我們就住在一個十幾平米的房子裏，房間裏有兩張床。
班主任當時就坐在我家那個大床上，和我爸媽聊天，聊我平時周末都在幹嘛。當時我家在賣麻辣燙，我周末回家，就幫爸媽穿串兒、洗衣服。後來班主任就在班裏表揚我，說我在家裏幫父母分擔工作什麽的。
她當時還跟我們分享她的經歷，她來自新疆，透過高考來到北京，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她覺得，教育把她帶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當時她也想告訴我們，教育可以把你帶到很遠的地方。現在想起來我依然覺得很感動，在蒲公英遇到這樣的老師，她會鼓勵你。
墻上的照片是蒲公英學校曾經的校舍，由工廠改造，被師生們畫上了彩虹橋。攝影：林松果
所以我一直覺得，孩子的成長，需要的是全方位的支持，不僅僅是物質上，還有那種自我效能感。來自外界的深度陪伴，是特別特別重要的。除了班主任，我還遇到過一位誌願者。
那是2011年，我初三，從蒲公英畢業的那個暑假，我參加了學校一個叫「下一步（next step）」的夏令營，這個「下一步」是說，大家如果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接下來怎麽辦？有一些已經讀了職高和普高的學長學姐回來，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夏令營，一起探索人生的下一步。
就在這個營裏，有一位誌願者，她當時要去北大讀研究生，當時我們就聊到一個話題——2010年，學校一位學姐考上了UWC，我是從學校的櫥窗裏知道這個訊息的，當時覺得很震撼，「原來從蒲公英畢業，還可以去外國讀書！」從那時候起，我就非常渴望去這個學校。
當時那位誌願者就像導師一樣，鼓勵我申請這所學校，給我提供了很多建議、支持和陪伴。在那個階段，這是我爸媽沒辦法提供的，他們肯定是支持我讀書，砸鍋賣鐵也會供我上大學，但具體怎麽讀，他們沒有太多想法。我記得當時我回家，跟他們說我要考UWC，他們說「UWC是個啥」，當我真的考上英國的UWC，我媽也是很懵的，她說，「英國在哪」？所以那個誌願者提供的陪伴，在那個時間節點，對我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直到現在還有聯系。
在我理解中，蒲公英營造了一個非常開放的環境，我們會說「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有老師，有誌願者，有捐方……它營造了一個公共場域，資訊在這裏交匯，很多事情都會以課程的方式，來到學生面前，UWC出現在我面前，也是資訊交匯的結果。
這些年來，蒲公英確實是有20多個孩子出國讀書了，但可能絕大多數的孩子，還是透過普通的路徑，上高中、考大學，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一所學校，不是只有最好的學生，任何學生在學校的成長，都不應該有上限，那要怎麽幫助他們找到更好的出路？
比如升學問題，孩子們中考之後，如果不能在北京上學，怎麽辦，我們的很多家長是不了解這些資訊的，學校一直都有專門負責升學的老師，會提前跟他們分享和普及這些資訊。而且這種關心，不僅說學生畢業了，就結束了。
我們有一句話叫「一日蒲公英，終身蒲公英」。我記得很清楚，我們當時從蒲公英畢業，已經讀了高中，有一位老師還一直支持我們，經常詢問我們的情況，還幫我們找了寒假工——賣手機卡，一個月能掙一兩千塊錢（笑）。後來我去國外讀書，我高中的學費，也是鄭洪校長幫忙聯系了一位捐助者。
如果讓我說，我們這群孩子有什麽特別，我想起的是一個特別小的細節。我們當年從蒲公英畢業之後，大概有三四十個學生，特別幸運，去到了北京一所私立學校讀高中，當時我們叫「蒲公英班」。我們班的英語老師，英語講得特別好，特別開朗，每次發卷子，他會走到每個人的座位，挨個發下去，他走過教室的時候，就會聽到一連串的「謝謝老師」、「謝謝老師」、「謝謝老師」……
剛開始我們沒有意識到，你覺得很正常，但他後來在我們班公開說過，他教的所有班級裏，只有我們是這樣的。
段孟宇（左下）在蒲公英中學就讀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看見打工子弟，讓他們往前走
2011年我從蒲公英畢業，2020年再回來，確實會感覺時代不同了。我們現在每屆100多個學生，只要來的，我們幾乎都收了。
我上學的時候，很多同學家裏都是在大興種菜、賣菜，或者開黑車的。但這兩年，種菜賣菜的少了。現在的家長，很多是送快遞、送外賣、開滴滴、做家政……還有一些是在新發地做蔬菜批發。（根據【第一財經】2023年6月的報道，2014年，北京市共有127所打工子弟學校，但這些年來因為產業轉移、辦學資質、拆遷等問題逐漸減少。）
總體來說，時代是變了，整體經濟水平往上了，但我們的家長依然是北京市民在生活中特別常見的人，服務你的人，維持城市運轉的人，但你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
我們校門口的公告欄上寫了，關於學費，「費用不必一次交齊，采取分期付費，學校提供助學金，振幅為30%至100%」。因為確實有一些特殊的家庭，可能家裏有人生了重病，沒了勞動力，真是一貧如洗。他們的經濟困難程度，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我們一直有家訪的傳統，這兩年我去過十幾個家庭，絕大多數的家庭，還是全家住在一間房裏，二十三平米的自建房，擺了兩張床，可能旁邊就是做飯的地方，孩子沒有自己獨立的生活和學習空間。我們去了，就坐在床上和家長溝通。我在這樣的環境裏生活過，很熟悉，瞬間就可以理解。
我們堅持家訪，因為它雖然看起來很低效，但非常重要。為什麽這孩子天天上課搗亂？去了家裏，你什麽都明白了。一個孩子坐在教室裏，背後有很多東西，有家庭，有成長的經歷。
去年有一次家訪，我印象很深，有個孩子，他父母是上世紀90年代下崗潮時來的北京，快30年了，他們還是住在一個非常小的空間裏。這位母親最開始是做環衛工人，後來生了孩子，沒人帶，只能把他一個人鎖在家裏，特別可憐。現在她還是打兩份工，白天在工地，晚上在阿香米線，從來都不休息，但是每周五，她會來學校接孩子，陪他打籃球或者跑步，提供一點陪伴。去了他家，我覺得很感動，但也很感慨——那麽努力地在北京工作將近30年，只能在北京租得起小小的一居室。
這樣的家庭情況下，學生的學業水平，你可以想象。
我教的是初二歷史，近代史。剛剛從哈佛回來時，我完全不了解學生的情況，就覺得，我學到的那些教學方法很好，想在課上實踐。但很快就發現，學生的知識幾乎是一片空白，我們校長經常打比方，「有時候一節課，老師想帶大家去王府井，但最後學生都沒去，只有老師一個人去了」。意思就是說，老師講課節奏太快，學生們沒跟上。我們有個誌願者是北京四中的數學老師，來了之後也說很難教。怎麽帶一個基礎非常差、且個體差異很大的班級？對老師的挑戰真挺大的。
後來我就發現，還是要了解學生，了解他們真正的知識水平，跟著他們的水平慢慢往上走。你想讓學生發展出一些更高階的學習能力，但基礎知識是原材料，沒有這種原材料，生產不了高端產品。
段孟宇老師在輔導學生。受訪者供圖
從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其實學歷史有很多方式，「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我們帶學生去李大釗紀念館、國家博物館，讓他們讀【活著】，每周四給他們播放紀錄片，甚至推薦他們玩遊戲、讀小說……先「加工」他們的原材料，讓他們把歷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讓它更有趣、生活化，孩子才會喜歡。
我們當然非常在乎他們的成績，這是最現實的問題，初中畢業之後，大部份孩子都會回老家讀高中，或者去河北，或者在北京讀職校。回了老家，他們就是「縣中的孩子」，和林小英老師那本書裏提到的一樣，這些孩子從流動變成留守。
但成績和素質教育其實不矛盾。我們校長一直說，很多學校從初一就開始刷題了，可是我們不想這樣，還是希望在初一、初二，給孩子們提供更多拓寬性的活動。
我讀書的時候，也有美術課，有一些興趣社團，但不像現在這麽豐富——現在有小提琴、合唱團、管樂隊，有藝術基金支持，還有排球、旱地冰球、籃球、足球的校隊，平時也會有很多校外的誌願者過來。我常常說，真的很想回來再上一次學。
有一次，我在課堂上，看到有倆小男生，用著一樣的文具盒，旁邊還放著一個非常精美的箱子。我就問，為啥只有你倆有？他們說，因為自己是校隊的優秀隊員。我們學校有各種各樣的校隊，他倆平時學習成績可能不算特別好，但在成績之外，孩子能被肯定、認可，這樣的激勵非常重要。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at least one」理論，研究表明，每個人人生中至少有一個人，是愛、陪伴和安全感的來源。這個人可以是家人，老師，也可以來自某項愛好。
尊重孩子成長的規律，讓他們每個人都能有獲得感，有能過好一生的本領和技能，只有這樣，孩子畢業之後才會有動力繼續往前走，對很多事情才有探索的欲望。即使他們沒有考上高中，讀了職校，但只要他們能繼續往前走，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能想辦法克服。在我們心裏，這就是最可貴的。
蒲公英中學墻上掛著學生們畫的「問題樹」與「生命樹」。 攝影：林松果
在此地和遠方，建造理想課堂
前段時間，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了貴州畢節威寧縣，給去當地的老師們開展研修坊。
現在我的工作大概分為三部份，一部份在教學，一部份在鄉村教師心理研修坊，還有就是我們自己學校的教師培訓。
我在哈佛學的是「教育政策」，除了課堂上的教學、教法，我會更關註宏觀的教育議題，比如教育公平、教育趨勢、AI怎麽影響教育。入職蒲公英之後，我也想做跟教育公平相關的工作，希望不僅僅是在蒲公英，還可以走到中國不同的地方，去支持老師。
前段時間，我們引入了芬蘭的一個基金會，來給學校做了關於特殊教育的培訓。我回來之後，很多老師會說，現在的孩子跟過去不太一樣，「越來越不好教了」，這背後的意思是，今天的孩子面臨的情況越來越復雜，比如ADHD（註意力缺陷多動障礙）越來越常見。當然，不是說過去沒有，可能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孩子註意力不集中，可能是生病了。
在芬蘭，他們覺得每個孩子都需要特殊的支持，ADHD的孩子需要，成績特別好的孩子，可能也需要，也許會有情緒管理的問題，我們希望能透過培訓，更好地支持孩子。
這兩年，我跟著學校的鄉村教師心理研修坊去了很多地方，去過湖南、甘肅、貴州……在我回國之前，我並沒有過像現在這樣走入鄉村，了解鄉村教育的機會。
去年我們在甘肅省會寧縣，特別受觸動，那裏條件很艱苦，曾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但會寧也是「狀元縣」，出了很多碩士博士——如果不學習，孩子可能確實沒有別的出路，這裏的家庭，會為了孩子的教育，從農村搬到城市，很多家庭接近一半的收入都會花在教育上。
這次去貴州畢節，我們選的是一個條件相對沒那麽好的縣城，威寧，選了兩所中學，一所是超大型中學，一所是彜族小學。
那所中學是易地扶貧搬遷的配套學校，很多學生都是從山上搬下來的，一個年級就有20多個班，學生們面臨的問題也比較復雜，很多孩子都來自單親、離異或者重組的家庭，他們的父母在很年輕時結婚、出門打工，然後離婚。再加上留守，很多社會問題疊加在孩子身上。老師們也都很年輕，他們會困惑，怎麽才能支持到這些孩子，也覺得壓力很大。
我們的工作，是做了三場工作坊，希望給老師們一點支持。有些研究表明，其實老師的抑郁指數跟學生的問題指數是差不多的（根據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展中心於2021年釋出的【鄉村兒童心理健康調查報告】：25.2%的鄉村兒童存在抑郁風險，高於全國普通人群，而鄉村教師的抑郁的檢出率為29.6%，甚至高於鄉村兒童）。有心理健康的老師，才會有心理健康的學生。只有當老師們感到被關懷和支持的時候，他們才會有能量和熱情，去關懷和支持孩子。
2024年10月，段孟宇在貴州畢節威寧的鄉村小學上課。受訪者供圖
另外一所彜族小學，硬件設施挺好的，但我們聽了幾節課，發現很多課堂都沒有互動，老師都是拿著PPT往下翻——他們面對的可是一、二年級的孩子。有一堂【道德與法治】課，主題叫「如何看電視」，就是教學生們看電視，但我們一問，好多學生家裏連電視都沒有，他們也不知道什麽是「頻道」，可能現在大家用手機會更多，這堂課改成「如何使用手機」可能會更符合現實。
我們還聽了一堂課，布置的作業是給媽媽寫一封信。但實際上，這個小學的孩子，也有很多是父母離異的，或者媽媽不在身邊，這個作業反而又觸到了孩子們的傷疤，我們就覺得，改成給親愛的人寫一封信會更好，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可以，思路可以拓寬一些。所以在這個學校，我們的工作重點就放在了「參與式課堂」，培訓老師們怎麽讓學生能參與課堂互動。
我也遇到了一個老師，給我印象特別深。她是學校的數學教研組組長，是一位女性。她說，因為當地重男輕女的傳統，從出生起，她就知道自己是不被期待的，升學的過程中，她還曾經被人冒名頂替，用了她的名額，她是很辛苦才讀完了初高中。正因為這種經歷，她說，希望自己能「公平公正地對待學生」，特別是那些家庭情況薄弱或者需要支持的孩子。
其實我覺得，她作為一個女老師，從這樣的經歷中走過來，她只要存在，對這個學校的女孩子來說就是一種激勵，就是在影響孩子。因為她沒有被所謂的偏見或歧視打敗。
真正走到這些地方，我會覺得非常有幸，老師們真誠地分享他們的故事、回憶，有很多人也都提到，他們想要公平公正地對待學生。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你真的沒辦法去衡量一個人的價值感，難道在城市裏的白領，真的就比一位鄉村老師，對社會貢獻了更多價值嗎？人對自己價值感的確信，是很珍貴的。
三年前，我回到蒲公英，如果現在讓我再選一次，我不後悔當時的選擇，因為我確實在做我喜歡的事情。
之前我說過，還想回去讀博，目前也沒有完全放棄這種可能性。但現在，我更想繼續工作下去，在實踐中解決問題——我現在的工作，其實也沒有完全脫離研究。有個詞叫「行動研究」，我們去支持鄉村學校，也是一種研究，到底怎麽樣更好、更系統地支持一所學校？有哪些方法？這也是在一個研究場域裏，提出問題，理解問題，再解決問題。這樣能反饋於現實的研究，帶給我的樂趣好像更多。
從貴州回北京之後，我繼續回學校上課，我越來越感受到，一堂課沒上好，其實真不是學生的原因。怎麽讓學生們參與進來，讓他們覺得很有安全感，完全是可以設計的。
我們剛考完期中考試，我就在想，怎麽講這個試卷？其實完全可以由我來講，但這次，我想讓每個學生都講一道題。我們班裏是有分學習小組的，每個小組裏，都有基礎好一點的同學，也有基礎薄弱一點的同學，他們會互相帶動。我就讓每個小組都負責幾道題，讓他們自己去對答案，去研討，為什麽是這個答案？為什麽其他答案不對？
前兩天上課，完全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每個人都參與進來了。基礎相對弱的學生，可以選容易回答的題，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是在主動去找相關的資訊，跟大家分享時，是在加工他們了解到的資訊。
如果從所謂效率的角度來看，肯定是我直接講效率更高，我可能一堂課就能把試卷講完，如果學生參與進來，他們一節課只能講完選擇題。但我也在反思，所謂「效率」，到底是對學生來說的，還是對老師來說的？我的課程計劃上是劃掉了一項，但學生真的學會了嗎？
我們常常開玩笑說，一堂課，你的目的是開到王府井，最後只有老師自己到了，學生都還原地不動，這樣是不行的。在理想的課堂上，我們一定是一起到了王府井。
蒲公英中學校園裏，學生在踢球。攝影：林松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