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黃燈來到深職院教授寫作。此前，她在廣州一所二本大學執教10多年，寫下了【我的二本學生】，讓這個長期被遮蔽的群體進入公共視野。
有段時間，她經常應邀接受采訪，談二本學生的困境和艱辛。一次，黃燈在自己的訪談文章下看到條留言：二本學生都這麽難，我們職校學生怎麽辦？
文｜ 羅蘭
編輯｜ 姚璐
圖｜ （除特殊標註外）受訪者供圖
「工廠」裏的寫作課
沒有教材，不點名，來自不同專業的20多名學生隨意坐下，課就這樣開始了。
相比一絲不茍地站在講台上，授課老師黃燈更喜歡走到學生中間。10月17日下午，深圳職業技術大學西麗湖校區日新樓南201教室，她正引導學生回憶上一次課的內容：「上一堂課我們討論過，人要有面對社會的能力。主要包含哪些能力？」
「思考、表達、行動」，有學生回答。黃燈首肯後接著講解：非虛構寫作恰好能夠把這三者統一起來。它需要調查、溝通、反思和書寫。黃燈舉了一個往屆學生的例子：這名學生想寫年輕人的婚戀，於是找到一位青年女教師，問對方為什麽不結婚，青年女教師不願回答。「你們可以想想，怎麽樣才能開啟這個話題？」
一個男生說：「問老師有幾個孩子？」
整個教室一下笑開來。黃燈也笑：「這麽問更傷人。」「把話題開啟是要技巧的，這就是為什麽說溝通能力重要。」黃燈建議學生，課後去做個稍有些難度的溝通練習：「比如去和學校每棟樓的門衛都聊一遍。」
接下來，黃燈讓學生們講講自己的故事。大家把桌子圍成一圈，聊成長經歷、對學校的觀察、身邊的人。
一個護理專業的女生坦率地吐槽自己的專業課程「很無聊」，一上理論課就想睡覺。「我第一次上這種開放的課，大開眼界。之前上的都是應試教育的。」
電腦專業的裕聰說，自己高中輟學後先在模具廠打了近一年工，受不了車間的高溫和粉塵，又去參了軍，退伍後考進這裏。現在他在準備專升本考試，想轉到法律專業，將來進入公檢法系統工作。裕聰說著，舉起一本法律教材，說自己原本帶著書，準備上水課時自學。「老師對不起，我下次不帶了」。
「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裏有很有意思的東西。大家要重新審視自己是怎麽長大的，怎麽樣來到深圳，什麽東西是跟自己有關系的。如果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真實的生命經驗的話，我覺得我們會變得更有力量感一些，然後用恰當的方式把自己所理解的世界表達出來。」黃燈總結，「（我）想讓你們在生命體驗和自我表達之間建立順暢的關系。」
這是黃燈在深圳職業技術大學開設的第四期非虛構寫作課。這所今年才改名的大專之前叫做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生們習慣叫它「深職院」。地處經濟發達的深圳，深職院擁有良好的硬件設施和師資力量，被稱為「職校中的清華」。有學生曾在黃燈的課上開玩笑，說深職是小清華，那清華就是大深職。
私下裏，學生們更喜歡把非虛構寫作課所在的東校區叫做工廠。這裏的房屋樓棟造型樸實，還有許多車間樣的建築，擺放著各類機器器材，供學生們上實際操作課使用。學校拍招生宣傳片時，通常會選擇景致優美的西校區，那裏集中著文科、商科等專業。但學生們都知道，理工類專業匯聚的東校區雖然不夠光鮮，卻是深職院最紮實的根基所在。學生們在這裏學習機械設計制造、物流管理、智慧健康養老，最後成為車間技術工、物流分揀員、護理員。
在這片實用氣息濃郁的「工廠」，這是黃燈講寫作課的第四年。
2020年，黃燈來到深職院。此前，她在廣州一所二本大學執教10多年，寫下了【我的二本學生】，讓這個長期被遮蔽的群體進入公共視野。有段時間，她經常應邀接受采訪，談二本學生的困境和艱辛。一次，黃燈在自己的訪談文章下看到條留言：二本學生都這麽難，我們職校學生怎麽辦？
當時，黃燈已經到了深圳。在廣州的大學，她已經做了院長，被繁瑣的行政事務所困，總想回歸教書、帶學生的單純生活。一次她到深職院交流，發現這裏的寫作課老師們把學生的習作整理編輯成【學生誌】，已經連續出版了好幾年。這是黃燈一直想做而沒能做的事，她立即嗅到了同道的氣息。這個不起眼的契機，最終改變了她的職業軌跡。
深職院的環境氛圍，對黃燈而言並不陌生。學歷的排序鏈條上，大專緊隨二本，排在接近末端的位置。大專的學生們，更加難以被看到和聽到。盡管高考錄取的專科生數量往往比本科生多——2021年，這兩個數碼分別是552.6萬和444.6萬。但在公共視野裏，他們幾乎是隱形的。偶爾在媒體報道中看到專科生，通常是和實習亂象、求職困難聯系在一起。
自然而然地，黃燈把在二本學校開非虛構寫作課的經驗移植了過來。「那麽多年我就做這個事，我看到了學生的改變。」她的二本學生裏，有人寫了自己母親被從越南拐賣到中國的經歷，在媒體平台發表後引起關註，最終使母親的身份問題得以解決；有人憑借寫作能力找到了不錯的工作；更多人因為在黃燈的課程上培育出的敏銳和柔軟，和她保持著長久的聯系，跟她分享「故鄉玉米田裏的氣味，帶著金黃色的香氣」。
「我覺得寫作對年輕人來說是天然的需求」。黃燈覺得，尤其當他們內心有困惑，感到不舒服的時候。
在課上，黃燈組織學生們討論婚戀、彩禮、奶茶，給他們看紀錄片；教他們從個人故事、深職經驗、深圳經驗入手尋找寫作選題；給他們分析，如何看待這些故事在轉型期大背景下的呈現；講鄉村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新一代工人是什麽精神面目。
「我始終認為教育是作用於個體的」，黃燈說。成名後，外界經常對她提出類似「怎樣解決階層固化」的大問題。她覺得自己回答不了，也不認為這樣的問題該由一名大學老師來回答。在她的理想中，教育本該是緩解社會結構性問題的一道屏障，現實卻並非如此。在自己有限的作用範圍內，黃燈只希望，能夠透過引導學生觀察、思考自己和外界，從真實的日常生活中吸取情感、心靈與智識的養分，在板結的社會土壤裏幫助他們松動出一絲縫隙。這絲縫隙與更光明的職業前景、更體面的外部生活沒有多大的必然聯系，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讓學生們理解，生命有許多個面向，人的力量有許多來源。「叫他們認識自己，找到更多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些非虛構寫作者、學者也應邀來到課堂。上一節課，來到教室的是人類學學者項飆。學生們聽他講「內卷」，向他征詢應該選擇什麽工作。聊得放松了，有學生問黃燈，到深職院是不是為了寫「我的職校學生」。黃燈笑了：「你們自己寫，會比我寫得好。」
深職非虛構工作坊
從自己開始
黃燈給學生們講過自己走上寫作道路的故事。其中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她與學生們相似的起點。
1992年，湖南人黃燈考入離家不遠的嶽陽大學。那是一所大專。黃燈想過復讀，在中學當老師的父親說，萬一第二年考不上呢，她便聽話地去了嶽陽。
那是大學生還被稱為天之驕子的時代，考上大專也足可以稱道。在嶽陽街頭閑逛，別人問你們是哪裏的，黃燈和同學們都會響亮地報出：嶽大的，「很有尊嚴感」。黃燈有要好的中學同學考入北大，假期回鄉，兩人見了面總是一起討論共同喜歡的作家，還有各種社會問題。「我們嶽大的學生也關心著北京的事」，大學生們屬於同一個群體，分享著接近的視野和趣味，名校與大專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黃燈的自信，在工作兩年後遭遇了巨大打擊。當時她在嶽陽一家紡織廠工作，是辦公室的行政人員。那年國企改革，要求減員增效，黃燈被叫到人事處，通知她調整崗位，下到車間當工人。
1997年4月17號——26年後，黃燈還能一口報出被調崗的日期。「像天塌了」。當時，廠裏為數不多的大學生，除了她沒有人下車間。
打擊接踵而至。一年後，工廠受亞洲金融危機波及，沒了訂單。黃燈成了徹底的下崗工人。正好在這年，她完成了自考，拿到了本科文憑。北大的同學寄來教材，鼓勵她考研究生。黃燈去過武漢大學，覺得校園景色很美，就把目標定在了這所名校。後來回憶自己考研、讀博的歷程，她感慨「純粹是率性而為，走哪一步算哪一步」。沒有清晰的規劃，也沒有要改變命運的自覺。
一個開廣告公司的朋友為黃燈提供了一份臨時工作——為公司的十幾名員工做午飯。黃燈在公司的洗手間旁邊支了張小床，做完飯就在那裏看書備考。她讀了錢理群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驚訝文學史還能寫得那麽精彩而富於熱情。
黃燈如願一舉考上武漢大學中文系，成為那家紡織廠第一個成功考上研究生的工人。3年後，她又考入中山大學攻讀博士。
研究生二年級，系裏開了一門討論課。所有的專業老師都參加，要求學生就自己感興趣的書或是話題做專題發言。黃燈發現，自己的發言跟同學們不一樣，有很多對現實的觀察。雖然也有老師批評過她不夠符合學術規範，但更多老師喜歡聽她說。有一次，她還建議在學校門口擺個攤，讓路過的人們都來發言。
這種活潑的現實感來自黃燈自幼的生活。「我整個成長過程中間最吸引人的一點就是自由」。小時候她住在外婆家，每天和十幾個表兄弟姐妹漫山遍野地瘋跑。回到自己家中，她看著聰明能幹的母親怎樣做裁縫、種西瓜補貼家用，撫養4個孩子。母親對生活永遠有蓬勃的熱情，從不為經濟窘迫而憂慮。她常說：「每頭牛都有自己的一行草。」
黃燈和家人
讀博第二年，黃燈的博士導師和武大時期的碩士導師先後生了重病。半年多後，51歲的碩士導師去世，又過了幾個月，博士導師去世，年僅49歲。因為時常陪伴博士導師治療，年輕的黃燈目睹了人在疾病纏繞下的疼痛、脆弱和恐懼。
得知兩位老師患病的那個暑假，黃燈的心情沈重而傷感。一天晚上，她漫無目的地在電腦上隨意敲，敲出一段寫父親的文字，「好像突然之間找到了語感」。黃燈忍不住一篇接一篇地寫了下去。整個7月，她放下了本該準備的論文開題報告，寫了一系列關於早年生活的隨筆。
「那種停不下來，一定要寫出來，不然就不舒服的感覺，一生中不會出現太多。我也就那一次」，黃燈回憶。
寫【今夜我回到工廠】時，黃燈發現，在工廠做行政人員時待的那棟辦公樓自己已經想不起來了，記憶深刻的，都是下放到車間梳棉後的經歷。老師傅們幫手腳慢的自己幹活，找堆滿布料的角落給她午休，「軟軟的，像躲在子宮裏一樣，很有安全感」。有時早早完成了當天的生產任務，師傅們就帶她翻墻出去逛街。豐厚的人情滋養了黃燈，幫助她度過那段低沈的日子，也令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線愈加成為她生命的重要底色。
這次酣暢淋漓的書寫，讓黃燈找到了論文寫作之外的出口。「論文寫來寫去都是那些很虛的東西，但現實生活是另外一回事。」理論無法囊括、觀念無法解釋、而又與個體生命緊密相連的經驗，她把它們放到了寫作裏。
做了老師後，黃燈偶然在一次課堂作業裏讀到學生的現實困難和精神壓力。她訝異於這些看似簡單的孩子身後的豐富與復雜，開始有意識引導他們寫作。後來，他們的故事匯集在【我的二本學生】裏。黃燈發現，自己最感興趣的並不是文學，而是教育，「對於人是怎麽長大的這件事很有興趣」。
她把自己的寫作訣竅告訴學生——從自己開始。
黃燈
羅蘭 攝
「工業廢水」
10月的深圳仍然溫熱，草木和雨水氣息氤氳。到了晚上，操場熱鬧起來，學生們跑步，在草坪上彈琴唱歌，還有練習舞獅的——廣州一些地方有舞獅傳統。一個女孩捧著大紅的獅頭練習步伐，旁邊的男孩顫巍巍地站到同伴肩上比劃動作。
在學校的時候，黃燈喜歡到操場散步，浸染青春的氣息。她發現，學生中戴眼鏡的少，大多頭發濃密，有的還燙染成各色式樣，「春天的草地蓬勃生長的感覺」。從那些年輕得毛茸茸的臉上，似乎也不太會看到外界想象中，對身份和前途的焦慮。「十八九歲的孩子都是最美好的，不管成績好不好，有沒有書讀，活生生的生命站在那裏，本身就特別美好」，黃燈覺得。
走近學生後，那些被邊緣化的自抑、成長期缺少學業或情感托舉留下的暗傷才會漸漸敞開。
在深職院的第一年，一名學生交上來的作業裏有段話令黃燈印象深刻。名叫梁萍的學生回憶自己的初三：在度過無數教育機構拼命渲染的各個分水嶺後，時間終於還是到了初三。該分的水都分完了，「源頭活水」們老師們一直很放心，到時我們這群「工業廢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看到「工業廢水」這幾個字，黃燈「特別心痛」。她感到了藏在戲謔筆調下的，學生的自我貶抑。「當人為地按照成績把他們分類的時候，他們就馬上就給自己歸類了。」
幸運的是，梁萍考上了高中，沒有在中考這第一道關卡就被分流。高中她相當努力，一路從平行班進入重點班，又進入最好的特優班。在那所普通高中的特優班，學生們的目標是「保二爭一」：保二本，爭一本。梁萍覺得，自己考上本科是有把握的。但高考發揮不佳，也不願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復讀的她，最終被錄取到深職院。
交流錄取結果時，同學問梁萍去了哪所學校，梁萍回答：「深職院。」同學以為她在開玩笑，又確認了一遍後向她道歉：「對不起。」
「我就覺得，為什麽要說對不起呢，」梁萍至今記得當時自己受到的沖擊。「大家如果聽到對方考到清華或者北大，肯定不會說對不起。」錄取結果出來後，有朋友安慰梁萍，不管去什麽學校都有光明的前途，她也花了很大力氣做心理建設，反復對自己說，到深職院也可以憑努力取得成績。結果，「同學一句對不起，把我一下子又拽回去了。」
和梁萍一樣是深圳本地人的譚熙照，則半開玩笑地把深職院稱為「深二代的收容所」：「高中多少聽點課，高考帶筆了，應該都能上。」
過去，深職院以招收本地生源為主。黃燈的同事裴蓓2006年到深職院任教，第一次當班主任時，班裏全是深圳學生。「他們的父輩很多是做生意的，對孩子的教育並不重視。」一個男生多門考試沒透過，面臨畢不了業的危險，裴蓓告知家長，家長卻讓她幫忙找人代考，「我給錢。」有個女生臨近畢業還不找工作，她告訴裴蓓，自己未來的目標是嫁給有錢人。
裴蓓記得，剛到深職院，自己留意到開設的專業：文秘與速錄、社區管理，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她「從來沒見過」。這裏的專業設定迥異於本科院校，除了和其他職業院校相似的著重具體技能培養外，它還有深圳獨有的特點：「全是貼著市場走」。某個專業如果就業率表現不好，很快就會被砍掉。學生們缺少學習熱情，一次一位院士來做講座，台下的學生中途就走了大半。後來，學校出台規定，要求必須聽一定數量的講座，聽完後在學生手冊上蓋章才能過關，教室黑板上從此經常出現6個字：有講座，可蓋章。
擴大招生範圍後，廣東省其他地區的很多學生進入了深職院，還有學生來自外省，甚至遙遠的北方。其中不少人來自並不富裕的地區和家庭，考上深職院，對他們而言並不容易。
在深圳的幾天，我和非虛構寫作課上的十幾個學生交談。他們中大部份來自鄉鎮或農村，父母打零工或是做小生意維持生計。不少人有過留守、或是跟隨父母流動，甚至早早打工的經歷。這大約可以被視為職校群體的某種縮影。【教育家】雜誌2021年釋出的【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大型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參與答題的24515名職校學生家長中，學歷為初中的13586人、高中或中職6398人，占總人數的81.52%。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糊生存狀態，令許多職校學生從小能享有的經濟、學業和情感托舉都極為有限。「差生」的標簽往往很早就貼在他們身上，伴隨著外界的冷眼與歧視。清華大學碩士汪子津曾到職校調研，後來進入一家服務於職校學生的公益機構工作。接受媒體采訪時她提到，自己所在的公益機構負責人曾說：「職校生在過往的教育裏不是什麽都沒學到，而是學了一身的傷。」
和黃燈以往熟悉的二本學生也有所不同，二本學生邁過了「本科」這個至關重要的門檻，擁有考研、考公的資格，也達到了大部份企業的招聘起點，有機會躋身主流的學業和職業圈層。而專科生的天花板更加低矮、堅硬，難以撼動。
深職院 羅蘭 攝
在非虛構寫作課上被鼓勵說出自己的想法前，張惠惠一直認為「只顧著表達自己是自私的」。因為從小，「爸媽都不聽我說話」。
張惠惠生長在汕頭，父親經營一家摩托車修理鋪，母親是小學教師。張惠惠是家裏第二個孩子，有一個姐姐。她出生後，盼望生兒子的父母給她取小名叫「愛娣」。之後，母親連生了兩個男孩，曾經撒個嬌就能吃上肯德基的日子從此遠離了張惠惠。
初中畢業的暑假，父母讓張惠惠不要總閑在家裏，要求她去鎮上的服裝廠打工。15歲的張惠惠進了廠，布料成筐堆在腳邊，做一件掙7分錢。工廠害怕被發現僱用未成年人，有人來檢查的時候，就讓張惠惠去洗手間躲避。兩個月下來，她掙了六七千元，交給母親存了起來。
到深圳上學前，張惠惠找母親要這筆錢，想作為大學的開銷，母親不肯給她。而已經工作的姐姐，每月必須把一半收入交給父母。家鄉很多初中畢業就不再上學的女孩的生活則更加逼仄，她們通常在20歲出頭就被要求嫁人，從此往返於工廠女工和家庭主婦的角色間。
張惠惠想逃離那樣的命運。她學的是康養專業，老師告訴她們，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行程，專業會有不錯的就業前景。她想留在深圳工作，至於收入，「一個月3000就夠了」。
深職院的一個重要生源來自中職學校，幾乎每一年非虛構寫作課上都有從中職考進來的學生。畢業於深圳某中職學校的朱致君告訴我，在中職，想升學的學生會進入「高考班」，專門準備被稱為「小高考」的春季高考。小高考只考語數外3門課，能報考的學校基本限於民辦二本和大專。朱致君的中職同學都把深職院視為「夢校」：「我們能報的最好的學校就是這個」。
來自惠州某中職學校的樂粵惠在非虛構課作業【十八回憶錄】裏回顧了自己的求學歷程：中考前她一直是留守兒童，祖父母很疼愛她，但因為無人管束，上初中後她貪玩不愛學習，只考上當地最差的一所高中。父親指責她：一條五十米寬的道路硬是被你走出了五米寬。
到了中職，樂粵惠一心備戰小高考。最後半年，學校安排學生們進電子廠實習。「明面上叫實習，實際上就是給跟學校合作的工廠打工。」
樂粵惠在工廠實習，掰電子板
樂粵惠記得那個不同尋常的黃昏：「好不容易放假回家。結束了一天枯燥的工作，我急忙趕上了回家的大巴。回家需要三個半小時，很長。我坐在最後一排看著太陽漸漸落下，燈光又逐漸亮起。疲憊不堪中，大巴經過了惠州學院，是我們當地的一所本科院校。一瞬間，我好像看到了和我不同的世界。大學門前，百般沸揚，活力無限，而我雙目無神，沒有任何色彩。與我的疲憊不同，他們臉上是青春飛揚的神采。」
「我一下子被觸動了，一種巨大的落差感在我的心中蕩動開來……那一晚我想了很多，我決心創造一個只屬於我自己的，不被定義的未來。」
得知自己考上深職院時，樂粵惠「覺得世界都是甜的」。「對於一個中職生、對於我來說，這就是最好的選擇了。」和朱致君一樣，這裏的學習氛圍和環境條件讓她感到「像一個大學」。
很多學生像山間的溪水，人生的可能性不斷被沿途的幹涸蒸發。「我時時覺得，他們能上大學就是人生巨大的突圍。」黃燈曾形容學生像快遞一樣被遞到她這裏，她要珍重地開啟他們。
黃燈和學生
「學生們不會說『啟蒙』這樣的詞」
每屆寫作課的第一講，黃燈通常用來跟學生討論一些基本問題，例如人生中什麽是重要的，大學幾年要怎麽度過，該讀些什麽書。她把它叫做「我的第一堂課」。
「到大學後，應該意識到該自我喚醒，從應試教育的狀態裏面擺脫出來。」黃燈的態度很鮮明，她認為，大學有責任多開展人文教育。「不是說學生以後從事實踐性的工作就不需要人文素養，他也要跟人說話，以後也要處理家庭關系。應該讓他們的內心更柔軟、善良一點，對真善美的東西有一些感知力。」
學生們首先得到的啟發，不是列得密密麻麻的書單，或者具體的寫作技巧，而是珍視自己的經驗。
智能化專業的王順然，因為喜歡黃燈的書選的這門課。他在課上分享，說讀完【我的二本學生】，自己在書頁上寫了一句話：我們是應試教育的受益者，也是幸存者。黃燈問他，為什麽覺得自己是幸存者。
王順然生長在潮汕地區的一個村落，村裏很多孩子從幼稚園到高中都是同學。現在回家過年，還有十幾個朋友能湊到一起說知心話。來到深圳後，王順然一次在路上碰到幾個小學生邊走邊聊，突然想到在深圳這樣高流動性的城市裏，沒有一個人會陪伴另一個人從7歲到20歲。他為自己擁有的密實的故鄉和童年感到幸運：「那樣的友誼很寶貴」。
黃燈特別鼓勵學生從這樣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中挖掘出力量。這令他們懂得，支撐生活的不只有文憑和成績。對於那些在成長中遭受過創痛的學生，她鼓勵他們透過書寫來療愈。
Mark是黃燈在深職院帶的第一屆寫作課的學生。在黃燈的印象裏，那一屆學生尤其活躍，特別喜歡討論。Mark是深圳本地人，家境優越。他喜歡電影，高中時想考電影學院，連續兩年失敗後來到深職院。一次上課討論，Mark隨口說，現在誰家還拿不出10萬塊。話音剛落，黃燈看了他一眼。
Mark一直記得老師那個眼神。通常學生發完言，黃燈都會笑著點點頭。但那次黃燈沒有笑。後來聽同學們講到各自的家庭，Mark意識到：「是我太狹隘了」。他剖析了自己家房子幾年間不斷升值的原因，「土地紅利」。作為受益者，Mark並不感到高興，反而覺得「憤怒」，因為他看到了其中的不公平。
疫情期間，學校曾要求將課程放到線上，黃燈拒絕了。就像今年她到北京，專程去見了景仰已久的錢理群——她覺得，面對面是最基本的真實。
賴誠濤來上課時，正好是學校頻繁封控的那段時間。「很悶，每天都想罵人，有一股氣想要說出去。」選修非虛構寫作課，是沖著課時比較短，好拿學分。賴誠濤以為，它會類似中學時的作文課一樣「無聊」。很快，課堂的開放自由吸引了他，一次討論要不要結婚生子，他一下開啟了話匣，從此成了最積極的發言者之一。
黃燈分享從前的學生作業時，媽媽從越南被拐賣到中國的故事給賴誠濤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當時可能會覺得這件事是難以寫到台面上的，她們敢寫，我覺得很佩服。」他也開始嘗試寫下「實實在在的東西」。漸漸地，這成為他重要的情緒出口。
這些涓滴發生的看見和體察，都被黃燈視為人文教育。她並不認為一定要讀文史哲的書才是人文教育，恰恰相反，她覺得如果光讓學生讀文學，「很可能是空對空」。
持相似觀點的還有裴蓓。擔任非虛構寫作指導老師後，裴蓓在自己平時上的「套用文寫作」課程裏加入了非虛構專題，著重分享好的非虛構作品。一次講到黃燈的二本學生寫自己的爺爺「快八十歲的他仍然堅持下地犁田，永遠地倒在了那天下午三點的農田中」。有女生落了淚。裴蓓覺得，這就是成長教育。
第一次給學生布置作業，黃燈要求寫8000字。有同事擔心學生達不到，黃燈卻很有信心。四年下來，學生們的確都完成了，有的甚至寫了上萬字。交上來的文字裏，有已經離去的父親，有奮力掙紮的求學路，也有對深圳地鐵的考察。當寫作擺脫了應試的套路，鮮活的內容自然流淌出來。
雖然一直主張「非虛構寫作課的目的並不是讓學生提高寫作技能」，看到學生的作品，黃燈仍然很激動。她喜歡他們的文字裏「那種很充沛、粗糲的東西」。至於一些容易糾正的問題，例如不會分段，每段結尾都用感嘆號，她覺得並不重要。
「有沒有學生說過，非虛構寫作課給了他一種啟蒙？」
黃燈笑了：「學生們不會說『啟蒙』這樣的詞。」
用什麽詞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感到：「寫東西是我做自己的方式，只有在寫非虛構的時候，我才是賴誠濤，而不是誰的誰。」譚熙照寫下大專生的自我宣言：「這片大地上，你以為他們不在你附近，其實附近處處有他們。如野草般，隨風生長，生生不息。」
深職院非虛構工作坊的老師們
課堂之外
然而一旦離開課堂，撲面而來的世界是匆忙而嚴酷的。東校區對面的寫字樓上，「專升本」的廣告牌鮮艷奪目，提醒著學生們現實的出路。
大部份深職院學生畢業後，都會選擇在深圳工作至少一段時間。這個城市能提供的崗位和薪酬優於許多地方。但隨著經濟增速的整體放緩，深圳的就業形勢也在變得艱難。同時，以前的一些空隙逐漸合攏，變得更密不透氣。過去「三和大神」聚集的三和人才市場，如今被改造成「奮鬥者廣場」，打零工的年輕人已經不知去向何處了。
時代收縮下，處於學歷底層的大專生感到了最直接的壓力。獵聘大數據研究院近日釋出的【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趨勢與展望2023】顯示，最近三年，要求大專學歷的應屆生崗位數量降幅接近四成，今年對大專學歷的需求僅占24.3%。內卷、35歲危機這些主流話語場熱議的焦慮，很多大專生甚至沒有機會參與。
每年，學校都會組織多次雙選會，譚熙照發現，總有些企業擺出的招聘廣告上寫著「要求本科以上學歷」。他半開玩笑地表示不解：這些企業來我們學校幹什麽？半個月前，學電氣自動化的於傑路過最新一次雙選會。於傑喜歡哲學，想到鄉村當語文老師，但「在理想情懷跟現實生活間徘徊，如果沒有意外，是吃飯要緊」。他留意了雙選會上企業開出的薪酬，絕大部份在4000-6000之間。
聊到未來的打算，大部份學生都回答：沒有計劃，走一步看一步。相比那些步步精準踩在通往精英之路上的名校同齡人，他們的選擇是有限的。家庭的經濟能力和文化水平，也難以給他們有效的助力。
家鄉在黑龍江的孫洪彬，曾在非虛構寫作課的作業裏寫到，要把廣東的腸粉帶到北方。去年他回到黑龍江，卻沒能實作這個願望。「現在創業太難了」。
在哈爾濱，孫洪彬學的智能交通技術不容易找到對口的崗位。他找過幾份工作，西餐學徒、直播營運，很快就覺得不合適。畢業一年多，孫洪彬幹得最長的一份工作是在深圳的電網當客服，做了兩個多月。
不斷找工作、面試的路上，孫洪彬看著窗外的哈爾濱。七八歲時到這裏走親戚，是他第一次進入城市。那時他以為，哈爾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方。現在孫洪彬計劃，過完年去家鄉縣城的一家藥店上班，他的鄰居在那裏工作。
留在深圳的尹鼎最近處於離職狀態。他學的是數碼出版，幹過流量投手、電商文案、數據排版。工作要麽簡單重復，要麽加班嚴重，「基本上都沒幹多久就離職了」。
尹鼎租了一間城中村的房子，每月租金1100元。上一份工作單程通勤需要1個半小時，幾乎擠壓了他所有的時間。尹鼎喜歡讀書，交的非虛構寫作課作業寫的是【我的閱讀變遷史】。每晚回到出租屋，他堅持閱讀三四十分鐘。最近除了投簡歷找工作，他還在讀聶魯達的【20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尹鼎喜歡寫作，想寫像蔡崇達的【命運】那樣的作品。但他知道，「目前肯定要打工，賺錢養夢。」更令他苦惱的是，工作、求職的疲憊和焦慮侵占了精神，讓他甚至少有余力動筆。
黃燈理解學生們的困境。能夠提供給大專生的崗位很多是基礎性的，收入和工作環境經常不夠理想，流動性也很高，許多畢業生在低端崗位間不斷輾轉。即使是條件較好的學生，也難以達到自己的理想。說自己是「工業廢水」的梁萍大學期間表現優異，畢業後到一家幼稚園工作，困惑於「大學學了很多專業知識，比如說怎麽做課程，怎麽引導孩子。到了幼稚園後發現只要保障好孩子的安全，然後把門面做漂亮就可以了」。Mark升本科時放棄了原本的廣播影視專業，選擇了工程管理，準備畢業後接手家中的生意。他仍有「憤怒」，但更多的是無奈，覺得即使如願進入影視行業，也「不如父母傳給你的圈子適應得更快」。
今年夏天，黃燈回家鄉參加晚輩的婚禮，見到了剛從杭州某高校博士畢業的外甥朱緒江。她曾建議外甥先在一線城市工作幾年，朱緒江卻立即回到長沙，進入一家設計院。他看中長沙房價較低，可以在父母的幫襯下盡快買房。「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挺慘的，剛開始工作，房價已經漲完了。購入成本高，升值空間又沒有了，年輕人的壓力很大。」
朱緒江的浙江同學裏，很多都沒有留在杭州，而是一畢業就回到家鄉縣城。「現在能有一份安穩的工作，或者很直接到60歲的工作，交五險一金，感覺就已經認命了。」他覺得黃燈太理想主義，「小姨給我的建議不切實際」。
黃燈了解現實的堅硬，難以用課堂上那方柔軟的小天地去碰撞。她坦言：「有些事沒有勇氣往前想。能陪伴他們一程，我很珍惜。」
黃燈和學生
留一個縫隙，等待
很多學生去過黃燈在深職院的宿舍：小小的一室一廳，臥室裏擺放著單人床和堆滿書的書架，客廳風扇下晾著衣服，像個大學女生的房間。她喜歡讓學生來這裏討論選題和寫作進度，會專門買辣條招待他們。
被陪伴過一程，無論那影響的漣漪能播散多久，終究還是在學生們心中留下了銘印。
臨近期末，王順然送了黃燈一本攝影冊。照片都是他拍攝的校園：球場、畢業典禮、林蔭道……他聽黃燈說過項飆提出的「附近的消失」，想到自己平時喜歡攝影，拍的基本都是身邊的生活細節，「就把我的附近送給老師」。
王順然送給黃燈的攝影冊裏的照片
期末的非虛構寫作作業，王順然選擇的題目是【我的大專院校】。在提綱裏他寫到：我們只是因為一些微小的、不同的人生細節，從而改變了我們人生的脈絡，其實我們都在自己的人生脈絡裏各自努力，我們從不「差勁」，只是我們的人生 細節各不同，我們值得被書寫。
王順然在自己的班裏發放了調查問卷，了解同學們的高中畢業學校、類別、以什麽方式被深職院錄取、到深職院後的心情和對學校的觀感。又約了一些同學做深度訪談：「一聊就進去了，出不來了。」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狀態：深戶的、非深戶的、廣東省的、外省的，享受的就學政策和條件各不相同，也有各自的幸運與艱辛。「我想，我有能力、有責任把他們的人生細節用文字書寫下來。」
譚熙照選擇了王順然相同的題目。他敏銳地註意到，人與人的連線日益稀疏，「見不到人」，「連外賣員都是把餐盒給你掛在門把上，扭頭就走」。他想透過寫作重新觀察自己的同學：「看見他們，看見年輕的他們，看見身邊的他們。」
譚熙照做的包裝課程作業
課余時間，譚熙照去美術館做誌願者，幫助設計殘疾人參觀路線。因為基礎設計的不足，最終的路線基本只能依靠乘電梯上下，並不方便。譚熙照有些遺憾，來自他上非虛構寫作課後最深的感受：要把人當人。
已經畢業的賴誠濤，堅持在朋友圈記錄生活片段。黃燈記得他在非虛構課的作業裏寫自己手工做了一個廣州塔模型，送給重要的人：這是我第一次做這麽困難的專案，所以做了三個不眠的夜晚。被燙紅、燙腫了手指，掰LED燈掰到破皮，那又如何？在通電亮燈的那一刻，我忘記了所有讓我幾乎快放棄了的原因和不快。
決客製作這個小型的廣州塔模型，也算是圓沒能一起去「小蠻腰」遊玩的遺憾，更是希望能點亮你每個夜。每次跟後來的學生分享，黃燈都會贊嘆：這是屬於深職院學生的浪漫。
賴誠濤做的廣州塔模型
工作不夠順利的尹鼎，也有自己難忘的瞬間。一晚下班後走出地鐵站，正下著雨，尹鼎看到賣菜、賣水果的攤販推著三輪車，淋著雨叫賣，外賣小哥穿著雨衣從他身邊經過，濺了他一身水。疲憊的尹鼎在那一刻感到了與他人的相通——「看到他們那麽勞累」。
接納與信任，也反射到黃燈身上。在廣州時她上大課，班裏學生多，而深職院的小班上，她看得清每個學生逐漸放出光彩的眼睛。對二本學生長年追蹤後，黃燈看到「無論社會風氣怎樣狹小，年輕的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顯示出了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在深職院，她同樣相信年輕人身上的生命力，會透過縫隙生長出來。
他們要做的，是等待那道縫隙在某個時刻張開，落進廣州塔模型的燈光，落進和地鐵口陌生人共同承接的一場雨。
黃燈和學生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份名字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