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問題，我想起在泰國旅遊的經歷。
在泰國旅遊之後，總會有一個疑問——泰國曾經比中國還早融入世界，也比中國還早體驗「現代化社會」的滋味，為什麽如今展現給大家的，是一個落後的形象？其中印象很深的幾個點是——
●由底層家庭造就數量龐大的「人妖」群體；
●芭提雅依附美國白人老頭「退休金」的龐大「租妻經濟」；
●國際大都市曼谷糟糕的城市建設；
●修了46年的曼谷素萬那普機場。
這些都讓我感到很神奇，是怎樣的政府和領導人，才會讓自己國家的男子漢因為貧窮而自我閹割去當人妖，讓本國的姑娘、人妻、人母成為「被租賃的商品」。並且整個國家社會把人妖、租妻當成國家特色宣揚。讓自己的城市數十年如一日，讓發展速度如此之慢？
當時的泰國導遊，是個入泰第三代華人。他給我們介紹泰國的制度風俗，就講到他們前皇帝 普密蓬·阿杜德 提到的 「適度經濟」理論 ，按照這位導遊的理解就是——「泰國人民不需要過太富足的生活，過得差不多就行了。」
這位泰國導遊對「適度經濟」理論的解讀，似乎代表了泰國老百姓對這套理論的基本看法。當隨團的其他國內同胞，向這位泰國導遊請教：泰國人為什麽喜歡當「人妖」？為什麽願意當美國退休老頭的「出租妻」？泰國的姑娘為什麽熱衷於賣淫？等類似問題時，我多少有點覺得我們國內的同胞，有點「何不食肉糜」式的天真和爛漫。這位導遊笑嘻嘻地回答之後，臉上又會有一絲落寞，我清楚地記得他喃喃地說了一句「有錢，誰願意幹這些呀？」
回國後，我開始找書和文獻來看，發現這個「適度經濟」理論「穿著」許多「好看的外衣」。比如，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安南就曾經這樣評價前泰王的適度經濟理論——
「普密蓬陛下作為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在推動全球發展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陛下的適度經濟理論強調適當、負責任的消費，強調經濟政策抵禦外部危機的彈性，這些在今天快速全球化的時代尤為重要。」安南把這個理論的精髓概括為 「適當、負責任的消費」 。對於這樣的評價，我們很難發現這套理論背後的真相。
隨著對泰國近現代史地深入了解，我有點慶幸，幸虧這位前泰王提出了這樣的理論，無意中幫助了我們中國的快速崛起。
事情從20世紀70年代末說起——
那時候的中國大陸，剛剛經歷完「十年浩劫」，百廢待興，可是面對前路漫漫，我們很多人是迷茫的。環視亞洲，我們處於什麽樣的位置呢？
當時，日本是亞洲第一經濟強國、世界老二；南韓、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被稱為「四小龍」。而我們中國大陸呢？很不幸，經濟水平甚至趕不上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
如果翻閱歷史，我們會找到一個關於那時中國大陸經濟落後、人民貧窮的「段子」——當時，在深圳，甚至出現不少被稱為「二奶村」的聚落。一些在香港的社會下層男人，跑到深圳「包二奶」。他們在香港從事著苦力工作，每個月一萬元的收入，在香港住公屋、劏房。而那時候的中國大陸，公務員、教師月收入不過100元。這些香港下層男士，在深圳可以買一套很大的房子、養一個年輕貌美的大陸女子，於是在香港和深圳各安一個家。這段歷史，和今天我們在泰國看到的「租妻經濟」並無本質差異。而與泰國不同的是，幾十年後，深圳成為世界頂級城市，房價暴漲。這些香港下層男士大多和「二奶」分道揚鑣，把房子一賣，又賺了不少。感嘆自己是「白嫖」。這個段子，惡意滿滿，也許是失落的香港人為了羞辱中國大陸而大肆傳播。
言歸正傳，回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亞洲第一經濟強國日本，正在考慮它的未來。當時，美國社會還沒有意識到日本的威脅，因為當時美國的頭號敵人是前蘇聯。而日本則野心勃勃，謀劃著如何「賣掉東京」而「買下整個美國」。當時的日本，重化工業、輕工業都是世界一流，堪稱世界工廠。可是日本地小人多，發展空間不夠，同時，要想超越美國，必須要在科技創新上下功夫。
其實，日本人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形成了一套 「後發國家」的崛起方法論 ——聚焦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土地以及全要素（即技術進步），先借助外國資本向本國廉價勞動力要「紅利」，讓本國國民錢包鼓起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 這是第一步。 然後運用積累的資本啟用土地要素，發展房地產，並透過房地產和資本的結合，不斷做大本國金融杠桿，增強國民財富效應，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增強國民綜合素質。 這是第二步 。加大科技創新研究，實作產業提檔升級，不再依靠美國，具備內生發展動力，實作以本國為核心的國際、國內經濟大迴圈，從而躋身世界強國之林。 這是第三步 。
縱觀戰後所有後發國家，西歐、日本、南韓等，以及後來的中國大陸，都是遵循這一套路。
20世紀70年代末的日本，已經開始其第三步了。這一階段，它要在本土發展高端產業，就要把重化工業、輕工業或者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於是，日本人規劃了著名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 簡單地講， 日本把產業鏈分為三段：上遊是產品研發設計、中遊是產品生產、下遊是產品加工組裝。「亞洲人的事情由亞洲人自己解決」，日本在那時候是渴望擺脫美國的控制的。於是，日本把實行雁行模式的地理空間完全布局在亞洲。上遊留在國內，中遊轉移到南韓、新加坡、中國台灣，下遊加工組裝業務轉移到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
為什麽日本在1972年，在歐美陣營中，率先同我們恢復邦交正常化？原因也在於那一時期的日本政治精英已經在謀劃雁行模式。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國大陸迅速被日本列入了第三梯隊。
對於我們中國大陸而言，日本轉移下遊加工組裝業務給我們，並不是什麽出於善心、做好事，而是為了實作日本的「亞洲霸權夢」而已。只是，在客觀上，後來幫助我們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
當時，和我們同台競爭的，有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都遠離亞洲大陸，開展加工組裝業務匱乏資源、人口等。其中，同處亞洲大陸，泰國是強勁的對手。
而此時，前泰王普密蓬提出了「適度經濟理論」。普密蓬提出 ：
泰國要打好基礎，然後追求更高的發展目標，國家要實作各個行業的均衡發展。這句話反復讀，沒有錯，邏輯清晰，很有道理。可是，卻在泰國社會的資本積累還未充分完成之際，泰國老百姓的財富效應還未顯現之前提出的。
既然是各個行業均衡發展，泰國就沒有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承接日本轉移的加工經濟。泰國王室甚至建立起3000多個皇家專案，幾乎都是農業專案，美其名曰是「幫助小農戶提高自身競爭力」。
泰王提出了「適度經濟」之後，泰國國家智庫們馬上行動起來，開始包裝這一思想，並形成了如今的「適度經濟理論」，並寫進了憲法。如果仔細追溯歷史，就會發現 「適度經濟理論」 的前身是 「適度經濟哲學」 ， 「適度經濟哲學」 的前身是 「自足經濟」方針 。
思潮的最原始模樣，往往最能反映提出者最初的動機。前泰王是要在泰國搞「自給自足」的經濟內迴圈。而幾百年前的大清，搞閉關鎖國，倡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又是出於什麽原因？相信大家在中學時期，學過中國歷史的，都知道。
按照包裝成為完整理論的 「適度經濟」 理論，前泰王提出了「個體消費不能一味追求奢侈享樂」。就這樣，從國家層面，把人民追求更高水平生活品質，也就是美好生活的訴求，稱為「奢侈享樂」。
這一經濟理論的提出，泰國很快就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日本「雁行」布局中，失去了國家強大的機會。取而代之的，泰國大米、泰國旅遊成為其優先發展專案。
這樣的發展思路，雖然讓泰國的經濟也實作了短暫的增長，可是泰國也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自20世紀 90 年代末期以後， 泰國長期處於經濟增長低迷的狀態，GDP 增長率一度低於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
泰國經濟越來越弱，終於在1997年，被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狙擊，遭遇金融危機，國家陷入動蕩。然而，泰國卻沒有反思，反而更加倡導其「適度經濟理論」。並組織了文人墨客進一步透過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論述其「適度經濟理論」的正確性。 其邏輯就是：你看，泰國經濟多麽脆弱，我們更要倡導各行業均衡發展，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筐裏，才能抵禦住金融危機的沖擊。
這一邏輯看起來，一點問題沒有。可是，經濟發展不同做「文字遊戲」，文字寫得多完美、正確，可是卻不尊重經濟發展規律，最終只能給國家帶來貧窮和落後。
幾十年後，中國大陸抓住了這次機遇之後，實作了跨越式進步。當年深圳「二奶村」的故事，已經成為了歷史。今天的深圳，已經是科技創新之都，甚至讓中國香港都遜色不已。
而泰國依然是那個泰國——人妖、租妻、紅燈區的存在，依然是外國人對泰國的大部份印象。
這就是我們為什麽一定要強大，只有強大，我們才能夠讓老百姓富足起來、挺起腰板，才能獲得國際的尊重。
歷史總是在重復，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等國家戰略的部署。今天的中國，也面臨著幾十年前日本人的場景，而形勢更為險惡（具體可參考鄙人另兩篇回答）。
我們進入了第三步，如何實作產業的轉移？如何實作向科技創新要「紅利」？如何實作民族復興？如何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一次的日本，已經失敗了。
這一次，我們不能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