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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翰傳情:歐洲的書信體小說

2025-01-10女人
作者:伍倩(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今天,書信已被快速發展的電子通訊手段所取代,但曾經,信件是人們重要的溝通方式。書信體小說這一體裁將信件與小說進行結合,突破了傳統敘事方式,為第一人稱「我」而發聲,從而風靡18世紀的歐洲,盧梭、歌德等文學大家紛紛投入書信體小說的創作當中。信件形式的直接性和個人化特征使其成為揭示人物內心世界、展現社會風貌的有力工具。而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書信體小說也經歷了由主調作品向復調形式的嬗變,從而為後現代主義的多元價值提供了思想土壤。
勒莫尼埃作品【喬芙蘭夫人的晚會】(1812),描繪了啟蒙學家們聚集在文學沙龍的場景。
盧梭畫像
內在的真實
書信體小說是興起於17世紀末,並在18世紀風靡整個歐洲的一種特殊的文學形式,它將「信件」與「小說」合為一體,其寫作建立在一種交際網絡之上,由一個或幾個人物所寫的書簡組成情節,以達到溝通與敘事的目的。而書信體小說在歐洲的出現與資本主義城市化行程密切相關。
以巴黎為例,18世紀初的巴黎人口是50萬人,城市面積約為1100公頃;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城市人口已多達65萬人,占地面積則擴大至約3370公頃。城市飛速發展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口與階級的流動性加強。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前資本主義的西方社會屬於代表型公共領域,公與私並沒有嚴格的分界線;但隨著資產階級的崛起,個體家庭生活打破了以宮廷為中心的群體生活,私人生活的獨立性和隱秘性逐漸受到重視。
與城市發展相呼應的是,自17世紀末顯露萌芽的主體意識也在這一時期不斷壯大。笛卡爾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培根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洛克在唯物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認知的「白紙論」,伏爾泰堅信理性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動力,孟德斯鳩宣稱理性是對人類自由的維護,康德指出啟蒙就是運用自己的理性……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人們開始以理性為武器打量自身、衡量世界,並透過文化實踐進行自我身份確認。
書信體小說便在人們對「主體」「自我」的關註下應運而生。書信形式使每個人物必須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聲音,而「我」正是主體性的根本之所在。盡管小說中的「我」也只是虛構的敘述者,但其親切感便於讀者進行代入,並且私密書信的投遞物件往往也是寫信人的親朋膩友,這使得書信體小說的行文具有了強烈的私密意味,深入外在視角難以企及的深度。尤其在此前,傳統小說又遭遇了嚴重危機:人們普遍認為小說中的騎士冒險等離奇情節缺乏真實性,評論界也把小說視為粗制濫造的二等文字。為此,傳統小說開始向四個方向裂變:歷史小說、日記小說、回憶性小說以及書信體小說。前三者都試圖在歷史記錄中尋找「客觀真實」,而書信體小說則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發生了巨變。
1669年,書信體小說【葡萄牙修女的情書】在法國出版,作品情節並不復雜:一位法國騎士作為援軍踏上葡萄牙的土地,邂逅了一位名叫瑪麗安娜的修女,二人結下一段情緣。之後騎士隨軍轉戰,瑪麗安娜便透過書信表達自己的哀傷與渴望,試圖挽回負心的情人。
整個作品一共包括5封信,均出自瑪麗安娜之手。隨筆觸的延伸,第一封信中的「請經常給我寫信,並且來看望我」,逐漸變為最後一封信中的「我應該離開你,不再想念你,我甚至認為自己將不再寫信給你」。直到小說結束,騎士的回信也未曾得到正面呈現,單聲部的設定淡化了書信文學獨具的交流特質,但【葡萄牙修女的情書】依然與同時代的日記文學,或自傳、回憶文學有著本質區別。在瑪麗安娜癡情的獨白中,與「我」相對的「你」從未離開過讀者的視野。洶湧澎湃的交流欲望、富有張力的情感抒發,使這一部書信集大獲成功,於五年內再版21次,並催生出如布朗寧夫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詩】等不同類別的衍生創作。然而,影響如此巨大的作品,作者卻始終保持匿名。為此,有人堅稱這就是修女本人的信件,也有人認為這不過是擁有圖書專賣權的吉耶哈格子爵假托「真實」而進行的小說創作,完全是為了圖書銷量而故弄玄虛。
無論這部書信集是真實事件中主人公的內心流露,抑或是作家的杜撰,【葡萄牙修女的情書】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由此開始,文學描繪的重點由外部冒險逐步轉移到人物內心、情感自覺之中,個人的聲音被賦予了高度的獨立性,又始終保持了交流性。歐洲文學史進入到一個多姿多彩的書信時代。
孟德斯鳩畫像
山緲·理查遜畫像
主調的裂變
1721年,啟蒙運動的奠基人孟德斯鳩率先加入了書信體小說的創作行列。盡管孟德斯鳩出身於貴族世家,但與民眾的接觸經驗使他意識到新興手工業、工商業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1748年,孟德斯鳩出版了著作【論法的精神】。
而在這部社會學巨作問世之前,1721年,孟德斯鳩便以化名在荷蘭出版了書信體小說【波斯人信劄】:兩位波斯人離開故鄉伊斯法罕,在法國巴黎旅居八年之久,其間,他們與波斯的故交保持通訊,在信中對法國的風俗習氣進行討論。【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所探討的社會問題大多數在【波斯人信劄】中就已經被提出過。
比如,波斯人郁絲貝克曾在一封信中講述了「想象中的穴居人故事」:穴居國的國民一致認為人應當只為自己著想,這樣才能生活幸福,「別人幸福與否,與我有何相幹」。然而,這個國家很快就因這種自私的觀念而滅亡。透過這個故事,郁絲貝克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公民道德重要性的思考:只有以美德為共識,社會才能執行並延續,道德是一個社會的基礎。
【帕梅拉】插圖
雖然書信的起源極其古老,但在16世紀公共媒介產生之前,通訊主要是為了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的公共事務而服務,傳閱書信並不屬於私人交往的範疇。歐洲文學史上,最早被記錄下來的書信出自古羅馬散文家西塞羅。文藝復興三傑之一的彼特拉克也有以拉丁文寫作並公開的書信集,在信中發表對政治、道德、文化與哲學話題的思考與見解。【波斯人信劄】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書信古老的公共功能,可以這樣說,這部作品是孟德斯鳩以文學形式對理論議題的一次預演。而另一方面,小說中來自波斯後宮的信件則著重描繪女性的生存與情感困境,體現出啟蒙時代對個體狀態的關註。不過與【葡萄牙修女的情書】當中的單一聲音相比,構成【波斯人信劄】的信件多達161封,寫信人則共有18位元,形成了彼此唱和的壯觀效果。
【波斯人信劄】取得成功後,陸續冒出不少仿作,但直到1740年,隨著英國作家理查遜【帕梅拉】的出版,書信體小說的發展才得以更進一步。美麗的少女帕梅拉在一戶貴族家庭從事女仆工作,年長的女主人去世後,其子B先生對帕梅拉產生了邪念。透過與父母的家書來往,帕梅拉巨細無遺地敘述B先生如何誘惑自己,而自己又怎樣堅貞不屈。最終,B先生折服於帕梅拉的高尚品格,迎娶出身低微的女仆為妻。理查遜借用書信的形式讓人物自己書寫自己,致力於多層面、多角度地從裏到外塑造人物。【帕梅拉】被改編為歌劇、詩歌等不同題材,影響波及整個歐洲大陸。
【帕梅拉】的巨大成功固然取決於理查遜高明的寫作技法,也與當時讀者群體的擴大密不可分。隨著教育的普及,新興的中產階級,與包括侍從、學徒等在內的中下階層識字人口明顯上升。此外,郵政系統的完善促進了通訊的往來,喬治亞式建築的私密構造則為個人精神活動提供了條件。理查遜的【帕梅拉】就是直觀的例子——一位受寵的女仆可以享有私室,在內讀寫信件。書信閱讀和寫作漸漸深入市民生活,模仿書來信往的書信體小說自然也成了最受大眾歡迎的文學形式。
不過,迎接理查遜的不只是掌聲和贊譽,伴隨而來的還有諸多質疑的聲音。盡管【帕梅拉】被冠以「美德的報償」這一副標題,但並非所有人都認同帕梅拉在作品中所表現的美德。讀者群體也因此分裂為「帕梅拉派」與「反帕梅拉派」,雙方針鋒相對、爭論不休。前者將帕梅拉視為貞潔的楷模,後者則將帕梅拉看作是虛偽女子,認為她對貞潔的堅守不過是欲擒故縱、以小博大的手段。
繼【帕梅拉】之後,理查遜又創作了兩部書信體小說,均以品行高貴的人物作為主人公。然而,這兩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如帕梅拉一樣,也引發了關於「美德」與「偽德」的爭議。理查遜的小說雖依然圍繞著中心主題而展開,旨在進行道德教化,但書信形式的天然交流性已使作品展露出一定的復調特征。
復調的出現
1761年,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盧梭也投身於書信文學的創作。他將發生在12世紀的神學家阿貝拉爾與女學生愛洛依絲之間的愛情悲劇作為故事原型,把自己的小說命名為【新愛洛依絲】,透過10位通訊人、163封信件,講述了這樣一個愛情故事:貴族女學生朱莉愛上了平民家庭教師聖·普樂,但她沒有像中世紀的愛洛依絲一樣,聽憑激情的召喚,使自己與愛人都落得名譽掃地的下場,而是遵守禮法嫁給了門當戶對的丈夫,但又始終與聖·普樂保持著真摯純潔的感情,「我們今後要以愛情來表現我們的美德」。朱莉恪守賢妻良母的責任,直到一次意外奪走她的生命。
早在1678年,拉法耶特夫人就在【基利芙王妃】中塑造過一位深愛婚外情人卻克己復禮的女性形象,朱莉的身上無疑帶有基利芙王妃的影子。此外,盧梭也充分借鑒了理查遜式的寫作手法,充分利用短訊、附言、懸隔等技巧,為故事增色不少。
【新愛洛依絲】一經問世,立刻引起轟動,而且在之後的四十年裏又再版了72次。不過使作品成為經典的絕不僅是對理查遜的繼承,也在於盧梭本人對道德題材的精妙處理。正如轉譯家李平漚所說:「在法國文學史上,是盧梭的【新愛洛依絲】第一個把愛情當作人類高尚情操來歌頌,第一個把大自然的美麗風光寫進小說。」
盧梭不僅關註人類情感與自然景觀,還在作品中針對政治、宗教、藝術、教育等各方面議題進行發揮,故而,【新愛洛依絲】也被稱為「盧梭主義的百科全書」。盧梭的宿敵伏爾泰曾毫不客氣地嘲諷道:「讓·雅各(盧梭)找到了成功的訣竅,就是在這部動人的小說裏,用三四頁寫下發生的事情,再加上大約一千篇道德說教。」
1774年,德國作家歌德出版了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這部作品深受【新愛洛伊絲】的影響,愛情的理想化和自我犧牲的主題再次得到了延續與深化,人物也常於自然中尋求心靈的安慰。維特對愛情的執著追求,以及與世俗的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他走向自我淪陷。維特的悲劇結局固然有其消極影響,但他所代表的追求自由的進步思想也啟迪了一代代年輕人。
雖然大多數書信體小說將愛情作為敘事的主題,但並不能簡單認為,書信體小說等同於「言情小說」。事實上,理查遜、盧梭、歌德等作家的作品都是以人類的情感作為載體,透過書信的抒情方式來表達「人格平等」「美德為先」「遵循自然」等宏觀意旨,遠超狹窄的愛情範疇。
啟蒙時代最後一部影響廣泛的書信體小說【危險關系】出版於1782年3月23日,由一位名叫拉克洛的法國軍人撰寫,到年底時,就已出現了至少15種盜版。不過19世紀後,這部熱鬧一時的作品一度被文學史遺忘,直到20世紀中葉才重新受到關註,其推崇者裏包括了紀德以及普魯斯特等著名作家。直到今天,【危險關系】依然被指定為法國學生的必讀書目,深受眾多讀者喜愛。1960年,法國導演瓦提姆將小說改編為電影,由讓娜·莫羅主演,此後,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話劇、電視劇、音樂劇等開始在全球源源不斷地湧現。
【危險關系】所展現的影視改編潛質,正是源於原著深刻的情感張力與復雜的人物關系:德·梅爾特伊夫人與德·瓦爾蒙子爵是一對情場舊侶,他們合謀使初入社交界的純真少女塞西爾身敗名裂,又將虔誠的德·都爾維爾夫人引向了墮落和死亡,而作奸犯科的兩位陰謀者也被卷入了脫軌的悲劇,不得善終。整個故事由7位通訊者、175封信件編織而成。
大部份書信體小說當中,通訊者總是詳盡地剖析自己的感情,或長篇累牘地闡述道德與社會議題,故事的節奏感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拉克洛則在這一方面取得了突破,他將高密度、高強度的敘事植入了書信形式,使信件本身散發出戲劇張力。
例如,小說中第104、105、106三封信接連出自梅爾特伊夫人之手。第一封信中,她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現,敦促少女的母親嚴肅家風;第二封信裏,她又以知心人的口吻教唆少女本人做出敗德之舉;直到第三封信,她才露出權謀者的真面目,「我仿佛成了神祇,從盲目的凡人那裏收到相互抵牾的心願,卻絲毫不打算改變自己那不可更改的意旨」。
【危險關系】中的書信已不再是真摯熱切的情感流露,而成了操控各條支線情節交織發展的助推器。此外,雖然拉克洛將【危險關系】的題記獻給盧梭的【新愛洛依絲】,同時在小說中提及了理查遜的作品,直接彰顯出盧梭和理查遜對自身創作的影響,但拉克洛本人卻並沒有像他的前輩們一樣,不斷在作品中發表作者對某人某事的看法,而是完全隱身於人物背後,保持沈默。這也就導致了一個有趣的結果:此前的書信體小說都具有明確的主旨,作品的思想、觀念都牢牢處於作者的把控之下,文本始終是主調的齊唱,而【危險關系】卻令讀者感到迷惑,評論家們也紛紛從自己的角度,對作品做出各種大相徑庭的分析和解讀。
羅蘭·巴特提出,讀者本身也是文本的創造者,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文本。【危險關系】便是恰切的例證,其主旨的模糊性為不同路徑的闡釋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元文本。如果說盧梭等人的主調作品是在踐行賀拉斯所言的「寓教於樂」,那麽拉克洛摒棄主題指向的復調技法則消解了傳統文本當中作者的中心存在,使每一位讀者都能根據自身的解讀框架,在閱讀中構建屬於自己的文本意義。
不過,並不能就此判定拉克洛不具有自身的傾向性。法國大革命前夕,啟蒙思潮已成主流,梅爾特伊夫人就曾在自白信中宣稱:「我整個人都是我自己的作品。」她與同謀者瓦爾蒙都是「脫離不成熟狀態,脫離他人指導」的啟蒙信徒。【危險關系】以完全不加道德評判的方式,展現了啟蒙運動的局限性:對理性的運用固然使人獨立、自信,但它也放大了人的自負和欲望。一旦這些啟蒙主義者不為公共的福祉考慮,而只把自身的才幹付諸攻守算計以滿足私欲時,對自我力量的迷信只會給所有人帶來災難。
西方的古典文藝理論認為,文藝創作應當追求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一致性。書信體小說的興起,正是為了呈現「真實」,表達人物內心的真誠。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書信體逐漸從一種揭示內心的方式變成了語言的遊戲,從而深刻地質疑了語言與真實之間的關系。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強調人的理性,認為每個人都能透過理性理解世界的統一性。書信體小說最初關註個體,回應了啟蒙運動的理想,但隨著形式的不斷發展,它逐漸打破了統一的思維模式,開始展現多種聲音、不同觀點和背景的碰撞。這種多元對話的特征,為後現代思想提供了土壤。而這正是書信文學穿越百年,卻歷久彌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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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2025年01月09日 13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