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很多單一民族的國家，巴西的民族成分十分復雜。
一方面，巴西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吉爾貝托·弗雷雷將巴西的熱帶混血視作「不僅是人種的混血，而且融合了歐洲的技術和美洲與非洲的通靈力量」；
另一方面，巴西人深埋在內心的自卑與無奈使他們有一種「雜種狗情節」（o complexo de vira-lata）——
驚慌失措的雜種狗翻遍垃圾桶，希翼找到一點兒殘羹剩飯 。
在最早期的時候，足球在巴西是種貴族遊戲，即便俱樂部逐漸給了黑人機會，但對待白人和黑人的雙標依舊明顯：
白人球員犯規不會被重罰；但黑人球員卻不可以推搡、沖撞白人對手，否則將會面臨非常嚴厲的懲罰。
這種雙標，反而塑造了巴西人 避免身體接觸，只透過盤帶、周旋，充分利用自己身體的柔韌性協調性和速度，達到克敵制勝目的迂回道路 的賽場風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只有戰火沒有怎麽波及到的南美為地球保留了足球的火種。
1950年，巴西人第一次舉辦世界杯。
其時，巴西剛剛了結束瓦加斯總統長達15年的威權統治，渴望向國際社會宣示巴西已經成功地擺脫了殖民主義和奴隸制度的包袱：
「 自己也是一個大國 」。
但在心中，巴西人始終有疑惑：
不發達的熱帶國家能否同那些視其為「野蠻人」的歐美國家成功地競爭？
最終，那一場在巴西人眼裏象征巴西在現代世界中的地位改變的決賽以「馬拉卡納失敗」而告終。
「馬拉卡納 失敗」後，巴西足球隊的黑人和混血受到了白人的歧視和排斥。
在1954年輸給匈牙利後，巴西隊中的黑人和混血開始遭到白人們的質疑：
白人是有紀律的，有尊嚴的，講面子的，講體面，有自尊的；而你們黑人或混血是沒有紀律，沒有尊嚴，不尊重自己，太放任，愛幹嘛就幹嘛的。
巴西的足球風格同樣如此：
天才，但是缺乏紀律性和意誌力，容易自甘墮落，只能在足球中找到一種表面上的團結 。
這時候貝利的偉大就凸顯出來了：
1958年貝利的橫空出世，成功驅散了巴西的「雜種狗情節」，他以擦皮鞋貼補家用的窮黑小子的出身成為了巴西這個新興國家有史以來最為勵誌的物件—— 巴西人民，無論是黑人，還是混色人種、白人，都將這顆新星視為巴西的希望，甚至是巴西解放和團結的象征 。
尤其是貧民窟裏的男孩子，他們在貝利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希望終有一天，也能像貝利一樣。
由此，貝利開始成為巴西的代名詞：
「你來自哪兒？」「巴西。」
「哦，貝利之國。」
巴西足球徹底成為了一種融合劑，變成了各階層人民間的紐帶。
從1958-1970年，貝利用三座雷米特杯讓巴西透過一名來自貧民窟的黑人球員確立了巴西民族自信，讓巴西人民得到了尋求已久的「 巴西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的民族自信，巴西經濟開始騰飛。
但是，自2010年以後，巴西經濟增長遇冷，2012年幾乎陷入停滯。人均GDP自2011年以後不停下降。
巴西的債務危機極大地影響了俱樂部的生存環境：
贊助商大幅削減在足球方面的贊助；球迷們也捂緊了自己的口袋；不少巴甲俱樂部資金鏈斷裂，有時甚至得透過轉賣球員來維系財政，欠薪現象也時有發生。
之前，巴西或者說整個南美足球的生存鏈是：
俱樂部揚名、踢好國際比賽——成名、旅歐——轉會收入用於青訓培養——俱樂部揚名、踢好國際比賽…的迴圈往復。
現在，則變成了：
尋找好苗子——賣到歐洲賺錢——再尋找好苗子——再賣到歐洲賺錢……
青訓體系變得急功近利，為了迎合歐洲人的喜好，巴西人背叛了自己Joga Bonito的風格，轉而去尋找適合符合歐洲戰術紀律和集體力量的年輕人，而這些技戰術水平尚未成型的年輕人被送到歐洲去之後，自然只能山寨歐洲人。
失去了桑巴韻律的巴西，自然也就不再美麗了。
此外，現代足球的版本更叠也在不停地削弱巴西人的驕傲。
長期以來，巴西人都自豪於好似在跳桑巴舞的足球韻律感——桑巴舞的創造如同巴西人的本質，匯集了歐洲人、非洲黑人和當地印第安土著人特點，以粗獷的動作和熱烈奔放的旋律發泄本能的沖動。足球風格是民族性的表達，而巴西人正是透過桑巴舞和足球的融合來展現自己浪漫張揚、熱愛生命的天性。
比如球場精靈朗拿甸奴，便出身於桑巴舞世家，透過邊聽桑巴舞曲邊踢球來訓練自己的球技：
而現代足球的發展則追求的是工業、戰術、紀律和對抗，這與巴西足球天然相悖。
只是，從屬於整體的、機械化的、冰冷的現代足球，最終大概率會讓憑直覺和天賦踢出的藝術足球沒有棲身之所。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以「太陽神」與「酒神」作為一組二元對立的精神範式典型：
前者代表著理性與秩序，像極了歐洲派的足球風格；
後者代表著感性與放縱，像極了拉丁派的足球風格。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在現世中，審慎、理性和淡定大概率會取代混沌、陶醉、狂歡和非理性；
融合了歐洲的技術和美洲與非洲的通靈力量的「雜種狗」的救贖之道到底在哪裏？
也許，
只有Jesus才知道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