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尹錫悅的第一次行動失敗後，有訊息指，執行逮捕令的南韓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也就是大家所說的公調處計劃在本周展開第二次抓捕，預計動員超過千人，看似要勢在必得。但是南韓總統府已然成為堡壘，有超過700人的配槍警衛力量，公調處勝算幾何？這是怎樣的一個部門？為什麽有權力抓捕總統？與尹錫悅又有著怎樣的芥蒂和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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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一場轟轟烈烈的逮捕總統尹錫悅行動在南韓高級公職者犯罪調查處集結，相關部門與總統警衛對峙五個多小時後草草收場，抓捕沒有成功。
當外界都在關註公調處會否在逮捕令失效時間前，即1月6日再有動作時，公調處卻一直按兵未動。表面上看風波平息，實則背後暗流湧動。就在首次逮捕令失效後，南韓首爾西部地方法院1月7日迅速批準延長針對尹錫悅的逮捕令期限，公調處處長吳東運表示，這次為了成功抓捕尹錫悅，逮捕令有效期暫時不會公開。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俊生：
公調處此次做了萬全準備，鑒於上次失敗帶來的巨大壓力，他們誓稱此次為最後一次執行，務必成功，不願再生枝節。
逮捕南韓現任總統，其象征性和敏感性令行動極為復雜，公調處顯然低估了尹錫悅的影響力。為了保證第二次逮捕能夠成功，公調處在戰術上做了調整。
1月4日，公調處要求代總統崔相穆給警衛處下達命令，配合逮捕行動，畢竟總統警衛處不應淩駕於憲法之上。有媒體分析，這無異於將崔相穆推向「火坑」，作為臨時接掌權力的代總統，他如果推動逮捕尹錫悅，可能引發尹錫悅支持者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以及尹錫悅日後一旦彈劾失敗可能面臨的「政治清算」。相反，如果他選擇按兵不動，又可能被在野黨批評為對違法行為的縱容。兩難境地之下，崔相穆必須謹慎行事，以免為自己的政治未來埋下隱患。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俊生：
他會引起執政黨及政府高層的反彈，因為尹錫悅仍有一定基本盤支持。崔相穆若與在野黨、國會、公調處及警方過度配合，需顧慮黨內及政府內部的後果，他目前正謹慎尋求平衡。
對代總統施壓的同時，公調處也將目光瞄向了總統警衛處處長樸鐘俊，正是在他的命令下，才導致公調處1月3日行動的失敗，他也被韓媒稱為「守護尹錫悅最後的戰士」。
1月3日，公調處試圖逮捕尹錫悅的行動中，如果不是樸鐘俊，歷時數小時的拉鋸戰可能就是另外一種結局。為了第二次逮捕尹錫悅行動中能夠最大限度地部署人員和器材，確保進入總統官邸，1月4日，公調處與警方成立了聯合偵查組，針對樸鐘俊等26人涉嫌妨害執行特殊公務為由進行了立案，並考慮逮捕這名「堅決守護總統」的官員。1月10日，不堪重壓的樸鐘俊在出席警察調查前，向代總統崔相穆遞交了辭呈，隨後被崔相穆接受。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俊生：
樸鐘俊深知上次行為的嚴重後果，進監獄風險極大，此次他主動投案，顯然是選擇了自保。
盡管公調處處長吳東運承諾，針對第二次抓捕會做好萬全準備，但想要抓到尹錫悅仍然很難。目前，南韓總統官邸的防守工作已經做得非常嚴密，總統警衛處人員用多輛大巴車封住了入口，築起了一道「車墻」，門口還設定了路障，就連大門上方都安上了層層鐵絲網圍欄。有媒體形容稱，現在的總統官邸就像是一座堡壘。
根據南韓陸軍提供的資料顯示，接受總統警衛處指揮並負責尹錫悅警衛工作的首都防衛司令部第55警衛隊人數約580人，加上在總統官邸外圍執行護衛任務的超過200名人員，現在保護尹錫悅的人數已多達近800人。一位警方人士直言：「公調處錯過了最佳逮捕時機。」而公調處也發起動員，物件包括首爾警察廳、金融犯罪偵查隊、刑事機動隊等部門，預計第二次抓捕尹錫悅時將可能動員超過1000人，公調處處長吳東運已經向議員們保證，下一次抓捕行動就是最後一次行動。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俊生：
下一次警方、公調處的調查阻力或減，公調處若再敗，將無法向人民和國家交代。他們身負國家榮譽，此戰背水，已無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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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調處似乎對第二次抓捕勢在必得，但是尹錫悅至今人在哪裏卻如迷一般。處長吳東運1月7日在會議上被問及「尹錫悅是否在官邸」時，表示「我不清楚」。在被問及「尹錫悅是否已經逃走」時，吳東運則回答稱：「正在考慮各種可能性。」模糊的回答引發了有關「尹錫悅已經逃走」的傳言。
1月8日，南韓在野黨議員在接受采訪時聲稱，「有訊息表明尹錫悅已經離開住所，藏匿在其他地點。」隨後，1月9日，一則影片在網絡上流傳，影片拍攝到了身形以及行走姿態疑似尹錫悅的男子正在總統府內散步，身邊還有多名警衛人員隨同。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俊生：
從常識來看，尹錫悅在總統官邸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總統官邸依然有多人保障，他去其他的地方恐怕危險更大。
公調處之所以急於鋪墊好第二次抓捕尹錫悅的行動，也源自於多方面的壓力，一些尹錫悅的反對者認為公調處「一拖再拖，無能又懦弱」。在首次逮捕失敗後，李在明領導的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內部，要求廢除公調處的呼聲逐漸高漲，從「戒嚴令」發展到「彈劾案」，共同民主黨對執政黨一直緊咬不放。在共同民主黨看來，黨首李在明因為身背多起官司等待裁決，一旦罪名成立將至少5年內無法選舉，他需要帶領共同民主黨加速完成對尹錫悅的彈劾，並迅速提前大選，使自己能夠快速成為南韓下任總統，而公調處逮捕的失利，無疑於錯過了一次大好時機。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楊希雨：
公調處原與在野黨立場一致，但因執行不力遭在野黨反對，體現出對其不滿。若一切順利，將調查尹錫悅的罪行。6個月內南韓要舉行大選。
尹錫悅的法律代理人團在1月6日就公調處執行逮捕尹錫悅一事也向檢方檢舉公調處處長吳東運等11人。針對公調處，代理人團主張，該機構並沒有指揮警方辦案的許可權，近日指揮警察廳特別偵查團試圖針對尹錫悅執行拘留和搜查，屬於違法行為。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楊希雨：
尹錫悅律師團隊抓住了要點，指公調處成立時未明確授權起訴總統內亂罪，現以此調查就是越權。但公調處則稱戒嚴令導致內亂屬於濫用職權，這就是一筆法律糊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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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動員多個南韓司法部門，與總統警衛處對峙試圖逮捕總統尹錫悅，且籌備再度啟動總統逮捕行動，南韓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是一個怎樣的機構，為什麽擁有如此之大的職權呢？這還要從南韓政壇說起。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南韓實作政治民主化以來，南韓國內進步與保守兩大政治陣營分裂、對立明顯，兩派勢力交替入主青瓦台，競爭激烈。因為缺少有效的制約機制，南韓總統權力巨大，加上激烈的黨派紛爭，一旦出現政權交替，卸任總統往往會遭到對立黨派的政治清算或報復。政府高官腐敗案件頻發，南韓民眾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對於改革的呼聲也愈發強烈。
1996年，一些南韓市民團體以前總統全鬥煥、盧泰愚秘密政治資金事件為契機，請願設立【腐敗防止法】。當時，以金大中為首的進步勢力新政治國民會議在向國會送出的立法提案中，首次提出了設定公調處的想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楊希雨：
首先就是權力的制衡，特別是制衡總統及重量級議員權力，當現行司法制度難以有效規範時，設立了公調處這一獨立部門。金大中當時處於弱勢，面對手握重權者感到無力，因此推動公調處成立。其背後有著深刻復雜的政治背景和需求。
南韓民眾希望設定公調處的另一個原因是希望弱化檢察機關對司法權力的絕對壟斷地位。
自1948年8月，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以來，根深蒂固的保守政治勢力長期獨掌政權，軍部和檢察系統成為南韓的兩大權力中心。民主化改革後，金泳三政府對軍隊內部秘密組織的肅清，斬斷了軍人政治腐敗環節。全鬥煥、盧泰愚兩名軍人出身的總統獲刑入獄，軍部力量被大大削弱。此後，檢察系統成為了南韓的「最強權力中心」，以檢察總長為首，檢方獨掌調查權、起訴權等。由於權力過大、不受約束，檢察官甚至恣意行使起訴權來排除異己。在黨爭激烈的政治背景下，失去了政治中立性，南韓檢察系統已然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俊生：
成立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實則剝奪了檢方部份調查權。此舉主要旨在解決南韓檢方獨大問題，因檢方在司法獨立性名義下，調查權力過大，上至總統下至百姓均可調查，且常淪為政治鬥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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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金大中政府積極推動一系列廉潔法案和公調處成立等事項，但因為觸及保守政黨和檢察系統的利益而遭到強烈反對，這些法案最終被束之高閣。
2003年，盧武鉉上台後作為進步派同樣致力於司法改革，卻依舊遭到當時強大檢察系統勢力的集體反對，最終擱淺。2017年，文在寅當選總統，進步勢力再次上台，作為盧武鉉「政治遺產」的繼承者，2017年7月，文在寅政府首次明確提出成立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2019年展開了籌備工作，在經過一系列波折後，2021年1月21日，公調處正式揭牌。起初，公調處的標識是一個象征南韓政府的太極符號，但有批評認為，這與公調處政治中立和獨立的宗旨背道而馳。
隨後在2021年8月，公調處推出了全新標識，兩只向上撐開的手掌，象征著機構不偏不倚地進行獨立調查，而藍色象征著信任、公平糊正義。
公調處成立之初，首任處長金鎮煜由文在寅直接任命，公調處不屬於現行立法、司法、行政任何一方管轄，受到外部牽制很小。調查物件包括前任及現任高級公職人員，總統、國會議長及議員、大法院院長及大法官、國務總理等高級公職人員，以及這些人員的配偶、直系親屬和總統的堂表兄弟親屬，都屬於公調處的調查範圍。針對警察、檢察官、法官等，公調處有直接起訴的權力。根據法律所規定的許可權，公調處行使起訴權時，總統和總統府青瓦台不得幹涉，保障公調處能夠對高級公職人員的腐敗行為進行沒有禁區的調查。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楊希雨：
公調處雖看似無直接制衡機構，但其透明度實則構成了全方位、無死角、無盲區的監督和制衡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尹錫悅與公調處的恩怨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埋下了伏筆。2019年，尹錫悅擔任南韓檢察總長的時候，正是文在寅極力推進檢察系統改革的時期，期間尹錫悅多次暗示檢察系統遭到了破壞，甚至面臨崩塌。2021年3月4日，也就是在公調處成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尹錫悅突然宣布辭去檢察總長的職務，這被外界視為尹錫悅對文在寅推行司法改革，設立公調處，削弱手中權力的極大不滿。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王俊生：
尹錫悅作為檢察總長，權力被削弱不僅關乎個人威望，更涉及檢察系統權力變化，他自然不願接受，因此選擇辭職，以免成為檢察系統歷史上的罪人。
公調處現任處長吳東運也飽受質疑，一些人覺得在首次逮捕的過程中，他準備欠缺，在任務期間徘徊猶豫，五個多小時對峙時又瞻前顧後，最終致使功敗垂成，似乎在有意拖延時間，變相維護尹錫悅。而現年55歲的吳東運正是在2024年4月被尹錫悅提名成為公調處處長一職的，可以說，尹錫悅對吳東運有「知遇之恩」。
對公調處來說，再次逮捕尹錫悅是「背水一戰」，事關南韓朝野內外的政治走向，也對撕裂的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更是決定自身命運的關鍵時刻。文在寅在公調處成立當天說過，公調處是透明和正直的「守護者」，希望能引導社會更加公正。
制片人：何冀寧
編導：張萌
編輯：王津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