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訊息網10月13日報道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0月7日刊登題為【美國外交政策過於動蕩，無法領導世界】的文章，作者是賈南·加內什。文章摘編如下：
關於新英格蘭的天氣，有句老話叫「如果你不喜歡它，那就稍等片刻」，這也適用於當今美國的外交政策。而其他國家正在利用這種變化無常。
想法變化造成損害
拜登沒有阻止下述可能性：內塔尼亞胡正在拖延中東停火，以等待特朗普的回歸。在特朗普任內，這位以色列總理或許更能放開手腳。即使並不多疑的人也很容易懷疑普京已經為等待特朗普連任而堅持了兩年或更長時間。
盡情譴責這些外國領導人的犬儒主義思想吧。他們的行為之所以成為可能，原因在於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策存在差異。拜登政府最近的無能源於美國國內的分裂，而不是他的高齡或那些實力弱得多的國家的領導人的狡詐。這個問題是結構性的，而不是個人的。因此，它也可能會困擾拜登的繼任者。
除了美國在世界產出中所占比例下降外，拖累美國實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它不斷變化的想法。反復無常的外交政策會對美國造成雙重損害。第一，它促使無良領導人等待現任總統下台，一位更順從的總統上任。第二，與美國的超級大國競爭對手中國相比，第三國很難針對美國制訂計劃。
如果內塔尼亞胡是第一個問題的例子，那麽美國在東南亞地位的下降(對當地精英進行的調查證實了這一點)可能是第二個問題的證據。美國一直關註這一關鍵地區，後來又與它脫離了接觸；它一度熱衷於跨太平洋貿易，後來又對國內市場準入變得吝嗇。對於一些基本問題，比如一個國家如果民主化了，是否會在華盛頓更受歡迎——東盟政權經常在民主和專制的交界點徘徊，各屆政府的態度會有所不同。
這還不是美國人不可靠的最極端例子。想想美國在氣候變遷問題上的立場。克林頓於1998年簽署【京都議定書】。2001年，小布殊結束該協定。奧巴馬於2015年簽署範圍更廣的【巴黎協定】。特朗普2017年結束該協定。拜登在2021年就任總統後的首批行動之一是重新加入【巴黎協定】。如果特朗普再次結束(今夏有報道稱他可能會這樣做)，將意味著美國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就一個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問題五次逆轉政策。
兩黨內部份歧加劇
政策的突然轉變並非不可避免。美國過去每隔幾年就換一屆政府，同時又保持著驚人的思想統一。1945年至2016年間的所有總統都支持北約、歐洲一體化、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全球駐軍網絡。即使越南戰爭也是兩黨共同的失敗。
問題在於美國內部黨派情緒的上升。即使是在貿易問題上，兩黨之間的分歧也很明顯：民主黨人想要「小院高墻」，而特朗普則大談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20%的關稅。一個中等規模的非西方國家如何制定自己的行動路線？又不是沒有其他超級大國的軌域可以加入。
如果美國外交官都是職業公務員，那麽各屆政府之間的分歧可能至少會有所緩和。事實上，人員任命往往帶有「政治性」。它們可能會加強而不是消除黨派間的非連續性。
美國政策的可塑性在烏克蘭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我經常在正式場合聽到有人說，這場戰爭的最終答案是凍結戰線，然後讓烏克蘭加入北約或類似組織，以確保未被占領的烏克蘭的安全。這非常理性，並且具有20世紀的風格。但安全保障取決於未來的美國總統兌現承諾的意願。特朗普或特朗普支持者會這麽做嗎？不要排除這種可能性，他的外交記錄比「孤立主義者」標簽所允許的要復雜得多。比如孤立主義者不會向敘利亞發射導彈。就連共和黨人也可能意識到，違背這樣的承諾將終結美國在全球的信譽。但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承認了我們的懷疑。美國在其鼎盛時期擁有的優勢不僅僅是壓倒性實力。它有一定的可預測性。如果沒有這兩者，它對事件的掌控就不可能一樣。
21世紀美國的奇跡在於，它的政治分歧帶來的經濟成本非常低。盡管美國在上屆選舉中甚至未能實作和平權力交接，但它領先於歐洲。幾乎沒有任何物質因素來激勵這個國家解決國內分歧。但就這些分歧的地緣政治成本、對美國對外穩定性的影響以及它對領導地位的謀求而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與歐洲的情況不同，如果想跟美國通話要打給誰這個問題始終顯而易見。然而，每次具體是誰來接電話至關重要。（編譯/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