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文
在當代中國，討論農業問題總是離不開城市化，因為人們似是而非地認為，所謂發展就是透過工業化、城市化向城市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按照這樣的思路走到今天，已經使得鄉村與城市、農業與經濟發展嚴重失衡，農民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土地撂荒，村宅雕謝，老年返鄉則無鄉可返。這一切，都在於受「二元經濟論」的影響太深以及對城市化的誤解，源於一些地方理解的城市化就是「蓋房子趕農民進城」。
重讀狄奧多·W.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我們會發現這部發表於1964年的學術專著，說的好像是我們今天的事情。
【改造傳統農業】
[美]狄奧多·W.舒爾茨|著
梁小民|譯
商務印書館
2021年3月
一、重讀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關鍵是 人力資本投資
狄奧多·W.舒爾茨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他從1950年代開始研究人力資本問題，然後把農業問題和人力資本結合起來研究，完成了「在經濟發展方面的開創性研究」，於1979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舒爾茨的研究著述甚豐，【改造傳統農業】是其傑出代表。【改造傳統農業】這本著作提供了意義深遠的思想，其核心是：農業同樣可以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關鍵是提高農民的素質，加強對農業的人力資本投資。
舒爾茨認為，在傳統農業中不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也不存在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問題。這裏所講的傳統農業，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世世代代憑經驗生產、幾乎沒有農業技術提升且相對封閉的農業。這完全不同於另一位發展經濟學家的觀點——威廉·阿瑟·路易士在1954年發表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認為，傳統農業效率低下，存在著無限供給的勞動力。
舒爾茨認為，在給定的條件下，傳統農業各種生產要素都得到了最佳配置，且充分地發揮了作用。例如，農民種植的谷物的組合、耕種次數、農作時間、工具、役畜與農機器材的配合——這一切都很好地考慮到了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是給定技術條件下的最佳組合，不存在生產要素沒有被充分利用的問題。即使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也找不出傳統農業中的資源配置出了什麽問題。
問題的要害在於，這些生產要素是由傳統要素組成的，農業的技術含量沒有提高，是一個低層次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貧困」。但在這樣的技術條件下，資源已經得到了最佳配置，如果農業勞動力流失，就會造成產量下降。為此舒爾茨舉了兩個例子：秘魯一個地方為了修一條公路，從附近農村抽走了一些勞動力，農業產出立即下降了。巴西的一個城市，因城市建設也從附近農村吸收了工人，農業產出也下降了。中國目前也因土地和勞動力的流失，使得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板。
舒爾茨認為，農業完全可以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他在【改造傳統農業】中列舉了大量案例。例如，西歐雖然資源貧瘠，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發展了農業生產。印度的土地灌溉面積大約是日本的3倍，但日本每英畝土地的產出卻是印度的8倍。美國農業生產也很成功，大量出口並一度出現了產品過剩，政府甚至提出了減產計劃。盡管這樣，在1940年—1961年間，美國耕地大約減少了10%，農業產量仍增加了50%。此外還有黃沙漫天的以色列，其農業發展成就更是驚人，農業技術相當發達。
舒爾茨以生動的案例告訴人們，不能忽視農業，農業完全可以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成為古典、亮麗、永存的產業。一旦農業被忽視，整個經濟結構就要失衡。必須改造傳統農業，加強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
如何改造傳統農業呢？在舒爾茨看來，關鍵在於打破農業的封閉體系，使農業能夠得到最新的、現代農業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技術。農業的現代化既包括對土地、種子、機器、耕種方式的改造，也包括農民的主觀意願、需求以及套用新技術的能力，農民必須是素質和能力提升了的新型農民。一句話，要用新質生產力裝備和改造傳統農業。
在考察了美國、西歐等農業已開發國家的經驗後，舒爾茨認為，傳統的資本概念是有缺陷的，不能反映人的素質和能力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於是他提出了新的人力資本的概念。
【論人力資本投資】
[美]狄奧多·W.舒爾茨|著
吳珠華 等|譯
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90年
舒爾茨所講的人力資本，大致包括以下5個特質：
(1)人力資本體現在人身上，表現為人的知識、技能、資歷和熟練程度，體現為人的技能和素質。
(2)人力資本是透過對人的投資形成的資本，例如對教育和健康的支出。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和健康是生產型的資本。
(3)人力資本像一切其他資本一樣，都應當得到回報。
(4)隨著人力資本的提升，人的「時間價值」會提高，而且是一種必然趨勢。
(5)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人力資本是稀缺的，特別是企業家型的人力資本。
根據以上分析，為了改造傳統農業，必須投資農民的教育，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以期用更高層次的技術和裝備改造傳統農業。舒爾茨深刻地寫道：「本書研究的中心論點是把人力資本作為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迅速增長的經濟基礎不在於提倡勤勞和節儉，增長的關鍵在於獲得並有效地使用某些現代生產要素。農業要素的供給者是在農業試驗站工作的研究人員。農民的作用是作為新要素的需求者接受這些要素。然而，典型的情況是傳統農業中的農民並不尋求這些新要素。持續增長主要依靠向農民進行特殊投資，以使他們獲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識，從而成功地實作農業的經濟增長」。
基於以上分析，舒爾茨不贊成「偏袒工業、輕視農業」的經濟發展模式。舒爾茨認為，有一個廣為流行的成見，即「把經濟增長完全與工業化等同起來」，在許多欠已開發國家，這些看法形成了經濟政策，於是所有的投資都向城市傾斜，認為農業不僅可以提供工業化所需的資本，還可以提供勞動力。這樣的政策在扼止農業發展的同時，也扼止了經濟的發展。
舒爾茨對壓抑地租、壓抑農產品價格，維持農業生產資料高價的政策也持批評態度。他指出：「一旦地租受到壓抑，就會用各種特定的措施來占有土地及附屬物的價值。現在已知的措施有：強制按某種名義價格交售農產品，按低的價格把農產品賣給國家，以各種名義對集體農場征稅。此外，早期對機器和拖拉機站的服務實行高壟斷價格也可以作為這種措施之一」。
一系列的壓抑農業的舉措，進一步降低了農業的效率。在中國，一方面是農業生產資料每每隨行就市上漲，一方面是每遇糧價菜價上漲，有關部門就出手幹預。這種幹預在扭曲市場價格的同時，也扭曲了資源配置，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生產積極性。
二、誤讀路易士，並由此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盡管舒爾茨提供了豐富的改造傳統農業的思想，但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相反，倒是路易士的「二元經濟理論」以及建立其上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理論，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經濟政策。因此，很有必要把二者加以對照分析。
同樣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路易士，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二元經濟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深遠。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二元經濟，一元是現代部門，主要是市場化的現代工業部門；另一元是傳統農業部門。傳統農業部門是封閉而低效的，甚至存在著「零值」，擁有大量的隱性失業，只要提供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薪金，就能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所謂的發展，就是透過發展現代部門——通常被理解為工業化和城市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當然，發展到一定程度，工業應當反哺農業。
中國的一些學者，把這種靠廉價勞動力的發展的模式叫做勞動力「紅利」。然而，當我們按照「偏袒工業、輕視農業」的模式，高歌猛進地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時候，卻產生了始料未及的消極後果。其實，舒爾茨並不認為存在無限供給的勞動力——早年的馬爾薩斯也不這樣認為，他認為薪金鐵率會把人口調整得恰到好處。
一旦城市化成為時髦的口號，就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百般推崇和矢誌不移地推動，同時伴隨著對農業農村的空前輕視。不要說對農村的投資減少，就連農村的資源如勞動力和資本也被虹吸到了城市。所以，一方面是城市大規模地擴張，有的地方在建設國際大都市的口號下，攤大餅式地擴張，大量蓋房子、引進人口。另一方面則是鄉村的消失和「自卑」，享受不到公共設施投入和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城鄉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各種機會都集中於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重點高校農村背景的學生越來越少，產生了空前的城鄉失衡。
於是，本來是要透過工業化和城市化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今形成了嚴重的城市失業。路易士本人後來在196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失業】中，註意到了這個問題。由於人為地城市化，加大了城鄉差距，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後形成了城市失業。原因在於：
(1)城市居民的薪金與農民收入的差距極大地擴大了。
(2)鄉村教育加速發展，使得年輕人進城的勢頭更加迅猛。
(3)發展機會和福利不成比例地集中於城市，也使得城市更具吸重力。
在中國一些地方，基於「土地財政」的「圈地」，也使得農民進城很有積極性，相當多數的農民成了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當農民不打工要返鄉了，卻也無鄉可返，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農村也存在著諸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社會問題。
我們曾經靠著農業支援工業，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其後果是農業成了經濟發展的短板，因而改革開放先從農村開始。現在，我們卻又經常采取控制農產品價格的辦法保證GDP的穩定。
受「二元經濟」理論的影響，我們認為發展就是所謂的「城市化」，所有的政策都向城市傾斜。其實有兩種城市化路徑，一種是有產業支撐的城市化，外來人口有就業，城市有人氣。一種是把城市化理解為城市擴張，結果是讓農民進城，把農民變成移民。
其實，我們對路易士的理解也是不全面的，因為路易士同樣強調：「除非農業生產也同時得到增加，否則生產日益增多的工業品是無利的。這也是工業與農業革命為何總是同時進行。抑制了農村的購買力，我們的經濟發展不得不依賴外需。外需受到影響時，經濟發展就比較窘迫了。
農產品相當於經濟學中所講的「窮人產品」。所謂「窮人產品」，即在預期收入減少的情況下，人們會減少相對意義上的奢侈品，把有限的收入用於保證基本生存。農產品就具有窮人產品的特性，即使收入再緊張，人們也會把減少了的收入，用來購買基本的生存資料。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加強農產品的有效供給。
忽視農業的另一個始料未及的消極後果，是拉大了農業國際間的差距。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比中國國家現代化水平低，農村購買力有限，經濟發展不得不依賴於國際市場。
三、重視農業並重新思考城市化
忽視農業，偏袒城市，並不遺余力地推進城市化的實踐後果，已帶來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失衡，使我們不能不回到舒爾茨的思路：重視農業，並重新思考城市化。
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國農業的歷史行程。中國歷史上是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體產業，艱難地支撐了中國社會的長期發展。建國以後，中國工業化及其發展是透過農業支援工業的模式，具體地講，就是透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把一部份農業收入無償地轉移給工業。這種模式使本來脆弱的農業越發脆弱。
發生於改革開放之初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長期被壓抑的積極性得到解放，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發展。此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由於在給定的條件下城市的回報高於農村，各種資源在價格機制作用下都流向了城市，打破了對農業具有保護意義的相對封閉的均衡。
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說明，我們不僅要改造傳統農業，而且要重新認識所謂城市化的發展戰略。
1、沒有精壯勞動力的農村，不可能解決農業問題。
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理論上說明，把同樣數量的資本投向農村，比投向城市更有效益。一位名叫麥克的美國學者指出，將城市的光芒照耀農村，也許比誘惑農民進城的好處要大得多。他說，正如馬歇爾著名的推論，城市經濟沒有新的勞動加入的均衡水平，是由於「農村供給的沖擊」與「城市需求的拉動」相等。換言之，只要農業的收入有所提高，哪怕依然比城市稍低一些，由於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的「綜合效應」，農民也會選擇留在農村而不是流向城市。
但僅僅讓農民留在農村是不夠的，還必須改造傳統農業，提升農民的素質，提升農業的技術含量。布魯斯·F·約翰斯頓在【農業發展戰略的設計原理】中指出，許多國家的歷史經驗和綠色革命帶進來的技術突破，證明了強調提高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是正確的作法。日本和中國台灣的經驗顯示，基於現代科學知識和實驗方法的技術創新，使得農業領域中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大振幅提高，農業有可能走上一條擴張發展之路。這種戰略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與生產效能越來越高的技術相關聯。就是說，要用一切發達的技術裝備改造農業，使農業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
2、加強對農村公共物品建設的投資。
中國的農業欠賬太多，要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的投入。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僅靠農民的力量是不夠的。現在經濟發展了，理所當然地應當反哺農村。大力建設農村的公共設施，包括交通、醫療、社保、教育設施以及對農村電網、水利設施的支持力度。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不僅包括初、高中階段的義務教育，還應當包括對農民的素質教育，即一系列農業新技術的培訓。
3、透過對農業組織形式的改造，讓千千萬萬的農民步入市場經濟。
中國農業不僅有技術創新的問題，還有組織形式創新的問題。組織形式的創新就是透過合適的形式引導農民步入市場經濟，這方面中國農民存在著某些先天不足：
(1)市場經濟需要一定的冒險精神，農民往往缺少冒險精神。
(2)市場經濟需要對市場需求、經濟發展的相關資訊的了解，然而農民卻處於資訊缺失狀態，特別是對市場走勢的把握。
(3)市場經濟下各種產業都需要最低限度的貨幣投入，個體農民難以擁有足夠規模的資金。
(4)農村企業家人才是稀缺的。
克服以上的不足，引導農民步入市場經濟行之有效的辦法是公司加農戶，公司加農戶的模式是把公司作為中介，一頭聯系著市場、資訊、技術乃至資金，一頭聯系著千家萬戶的個體農民，可以發揮企業家的功能，透過給農民提供市場需求、技術指導、乃至小額資金的幫助，以契約的形式把千千萬萬的農民組織起來。從實踐來看，這一模式的效果是顯著的。這一模式得以實施的關鍵在於處於龍頭的公司企業和企業家精神。
4、加強小城鎮建設。
攤大餅式的城市建設很不經濟。路易士後來在【發展中國家的失業】中反思性地指出，基於對工業化和城市規模之間關系的錯誤認識，人們總想把所有工廠都建在一個或兩個大城市裏。事實上，大部份關於城市規模經濟的調查證明，一個城市在人口規模達到30萬前，就會失去規模經濟效益。他強調，相當經濟的辦法是發展大批農村小城鎮，每一個小城鎮都擁有一些工廠、電站、學校、醫院以及其它能夠吸引居民的設施。當最近的城鎮在30公裏之內，又有良好的道路時，人們將更樂於居住在農村，而不喜歡路途遙遠的中心城市。我們應當換一種思路：把農村建成小城鎮，既能促進農業產業化，還能減輕一系列城市的社會問題，這可能是中國農業問題和城市化的真正必由之路。
5、不要幹預和壓抑農產品的價格。
農產品的價格一上漲就用行政手段幹預，在扭曲價格的同時也就抑制了發展農業的積極性。可以換一種思路，不是頻繁地幹預農產品價格，而是在農產品價格上漲時給城市中低收入者以補貼的辦法，解決農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問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