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蘇師傅】
隨著特朗普的再度回歸，大國競爭態勢可能愈演愈烈，各國為保障自身在地緣政治競爭中「不輸在起跑線上」，情報保障、情報先行成了各主要「玩家」的共同選擇。其中，由於「科技戰」的程度持續加深，科技情報領域的「鬥法」也成為「顯學」。
總體上，全球科情領域的特點是「強攻弱防」；最終，這一條線上的優勝方往往是情報能力突出領先的一方，但反情報偵察能力並沒有拉開明顯的代差。
科技情報和傳統的軍事情報或其他核心業務，存在一個很大的區別，即情報的終端使用者並不明確。絕大部份情況下，各國情報官員只能做到判別科技情報是否來源可靠，甚至連是否已經有其他渠道獲取並不知情，到底誰需要、怎麽用，萬一並非白名單內的終端使用者、應如何走流程傳遞……諸如此類的作業難度，都比傳統核心業務紛繁復雜。
同時，科技情報源頭也不像傳統核心領域，基本就是靠人力或技術手段，針對編制機構、人員開展工作。科技情報到底在誰手裏，到底有沒有有價值的資訊，都是一個大海撈針的過程。同時，終端使用者的需求也五花八門，並不見得僅拘泥於幾頁紙或幾個電子文件，也可能是一個體積巨大的實物，也可能是拖家帶口連寵物都捎上的一大家子大活人。
2023年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網絡安全博覽會現場 新華社
一般而言，情報工作是一個廣種薄收的工作，而科技情報由於其工作成果的特點，又導致其投入有相當的不可預測性——單價投入高，專案多，且不易形成矩陣。
從全球先進的實際經驗來看，科情領域需要一個能針對各個領域的龍頭企業、科研院所、高等學術機構溝通順暢的渠道，先把需要什麽劃定一個範圍，然後牽頭組織專家給需求分級，而不能像傳統領域一樣關起門來自己幹，自己行業給自己認定；此外，還要避免「百萬漕工」式的夥同終端使用者單位浪費寶貴的資源。
正是因為終端使用者分散、且散落在外部，所以科情很大程度上與所在國的實際科技與生產能力匹配。如果某企業在一個領域具有國際領先地位，那麽其需求就會比較單一明了，很可能企業自己在行業裏多走動走動就能解決需求。再或者，某國對一些國際組織有掌控力，透過國際組織對會員企業和國家提出申報專案，也能以一個絕對有利的地位來完成作業。
基於上述現狀，一方面，科情領域不太會有玩家空手而歸，比的是誰能以少數專業人員操盤、盡可能掌握一個大的體系執行。另一方面，也並非所有國家都有成熟的外包服務商體系，以西方的普遍做法來看，由於情報工作不涉及執法，甚至連部份偵察工作也能外包。
當然，有更多的專業從業人員可以提升工作效果，但也存在明顯的副作用。情報系統成為獨立王國，插手國內政治，進行非法貿易，賬外資金小金庫遍地開花。所以，我們時不時就能看到西方媒體揭露其本國情報系統的醜聞，有的甚至能形成重大負面輿情。甘蔗沒有兩頭甜，每個政治實體最終都會基於自己的經驗，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案來構建相關領域。
西方情報行業極其龐大，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自然需要另辟蹊徑，尋求各種生財之道；同時，又因為引入了市場競爭，就需要為自己的機構搞宣傳、打名聲，方便招標時獲得一定優勢。這也就是為什麽時不時會有一些開源版本的研究報告公布出來。
當然，這其中必然存在惡性競爭，於是大家也會看到一些連門外漢都覺得啼笑皆非的報告和結論——畢竟既有使用者想看什麽我就寫什麽的，也有我就是要「制造亮點」的。
但由於能力與素材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公開的部份材料也成為了打擊對手的一個選項。美國中情局長伯恩斯就專門提到了「戰略公開」這個策略。
「戰略公開」本質上是利用優勢地位，一方面是自身的科技優勢，另一方面是準確掌握落後一方的實際情況，並針對落後方的宣傳與實際情況之間的落差進行精準打擊。換言之，就是使用體系上的優勢，以一種「土豪不差錢」的思路欺負本錢本就不多的「窮小子」。
在美國以往的運用中，我們能看到既有具體針對人的，也有針對事的，但最終都是透過閉源獲得的準確情報公開，打破對手的美化宣傳，導致對手的公信力持續下降，最終獲得引導對手國家內部輿論和預期的能力。
至於釋放的渠道不一定直接由情報機構釋出，也會由特定媒體或自媒體時代的特定koL釋出。到今天為止，美國仍是全球情報領域的領頭羊，但領頭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單一行業的功勞，有相當程度是整體國力優勢地位帶來的。
但反之，正是由於優勢地位、體系龐大，就無法做到防守上密不透風，甚至可以說四面漏風。不僅僅是企業相關資訊，甚至連核心情報節點也時不時失守。所以，弱勢地位國在科情領域上也能有不錯的收獲。
非法竊密器材 國家安全機關供圖
如果要總結失守的原因，也有相當的普遍性。科技成果定密比較復雜，國家體系內機構誰來定、誰來銷，大部份體制內科研機構並不是財政全額撥款單位，都有創收需求，一刀切「全部是密」，既保不住密，也不利於形成良性迴圈。畢竟主業是勇攀科技高峰，純粹為了保密，那就可能形成「什麽都不幹最安全」的氣氛。
至於體制外的私企，企業自己定義的商業秘密，如何與國家體系銜接、怎麽認定是個大問題；同時，也存在私企是否願意向有定密資質的單位公開自己商業秘密的問題。一旦定密後，企業人員出現問題，企業是否能真心做到全力配合偵察部門等等，這些都是未知數。
涉及到個人，泄密賣密人員的證據固定其實並不容易。首先要確定他泄的內容是不是密，然後要固定證據他是如何與情報人員完成的情報傳遞，如果是賣密還需要固定資金鏈。顯然，這些流程都不容易做到司法層面上的鐵證如山。常見的也只能是嚴防死守一個小範圍，或者因為傳統領域通報過來已經泄密而倒查源頭。這種思路對於非市場化、非商業化的行業是可行的，畢竟圈子有限；但在應對市場化、上下遊龐大的產業就會出現問題，最終的工作效果也會不盡人意。
以當下全球的態勢來看，各國投入在科情方向的進攻力量應大於防禦力量，這是普遍趨勢。客觀而言，想要在科情領域做到密不透風並無可能，科情也是為盡快勇攀高峰，而不是單純為保密而保密。
此外，也需要做好內部認知與外部輿論的把控，不能幻想能夠「戰略欺騙」，也不能為了宣傳出現與實際科研水平脫節的狀況，給對手留下反復引導民眾情緒的空間。
科情工作的成敗，最終還是體現在整體科技實力是否夠強，並不能像傳統核心業務那樣自己可以完成整個全流程的業務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