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檢查是開展基層工作的基本方法，適當精準的考核能更好推動工作落實，激勵鞭策幹部擔當作為。但記者調研發現，一些地方熱衷於運用考核檢查指標應對千頭萬緒的基層工作，出現數據達標、治理失效的現象，甚至陷入「指標越多、實效越差」的怪圈。
一些考核檢查指標難以實作治理效果
推動殯葬改革等移風易俗事項長期是農村地區的一項重點工作。在中部多個鄉鎮工作20余年的一位鎮黨委書記談起當地的「火化率」考核：「村裏有人去世，鄉村幹部要盯著人家去火化。鄉村幹部軟磨硬泡做工作，才能完成火化任務。」
倡導火葬的一大目的是減少因土葬造成的土地占用，實際上，逝者火化後，當地一些親屬仍會將骨灰重新入棺土葬，照樣占用土地資源。
在基層工作中，考核指標與考核目的不匹配的情況並不鮮見。比如財稅指標考核，多名縣區幹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及完成財稅指標比較困難，一些地方搞起「總部經濟」，以優惠稅收政策吸引企業在當地註冊公司，雖然沒有實際生產經營活動，卻可以將部份稅費繳在當地，讓當地財稅指標「好看」。「企業肯定不會白來折騰，有的地方許諾稅收返還80%。」北方一名縣級幹部說，這就導致當地沒落到好處，無形中造成無底線減稅的惡性競爭。
有的檢查安排不合理，也容易導致結果失準、工作失效。基層反映，一些地方發生安全事故後，往往急匆匆開展安全排查，要求短時間內摸排清楚全域範圍內安全隱患。「拿房屋安全排查舉例，上級要求今天安排，後天上報。一個鄉鎮數萬戶人家，而且有些村莊交通不便，排查一兩戶就需花費半天時間。」北方一名鎮幹部說，危房檢測、隱患排查工作本應做在日常，且需要專業人員鑒定，但短時間內很難找到足夠的專業力量，只能動員鄉村黨員幹部全體上陣。「基層幹部咋確定是不是危房？只能靠感覺。最後排查率達到100%，但結果準確度可想而知。」
一些考核檢查指標成了「卸責管道」
在考核檢查過細過急的同時，一些事項設定本身也不合理。比如信訪穩定考核，雖然信訪相關規定明確，事項的事發地或有權處理的部門是化解的責任主體，承擔主辦責任，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一些「三跨三分離」信訪案件，不是本地發生的事、人也不在本地居住，因為是本地戶籍，屬地就要做好穩控工作，否則可能面臨追責。
「只是因為信訪人戶籍地在這兒，我們迫於考核和問責壓力，就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去做好穩控工作。但最終很難幫助其解決在其他地方發生的實際問題，給不了對方一個滿意的說法。」中部一名鎮黨委書記說，一些部門三令五申，要求鄉鎮穩住反映問題的人，但鄉鎮不是矛盾產生地，「本是為了追求社會穩定，最終卻成了信訪數據維穩」。
受訪幹部認為，要警惕一些領域陷入「考核越多，標準越高，問責越急，結果越假」的怪圈。有的上級部門借考核之手，將屬於本部門的責任推卸到基層，不管權責是否匹配、人員是否專業，對考核指標一放了之、一審了之，將治理決策簡化為考核把關，這不應是基層工作流程中的一個常態。
「工作期限緊縮，鄉村兩級難以高標準完成工作，有時候基本數據都統計不過來。」北方地區一名鎮領導說，縣裏一些職能部門與鄉鎮本是平級，不存在領導關系，但各項指標層層下壓之下，它們對鄉鎮的「指導」變成「領導」，把鄉鎮「協助」變成「承辦」。基層為了在短時間內展示工作成績，又習慣「自我加壓」，容易使焦慮心態在基層環境中「傳染」。
讓基層掌握工作主動權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嚴格控制面向基層的督查、檢查、考核總量，提高調研質素，下大氣力解決過頻過繁問題」，「制定鄉鎮（街道）履行職責事項清單，健全為基層減負長效機制」。中央此前明確要求，市、縣級黨委和政府要規範鄉鎮（街道）、村（社區）權責事項，並為權責事項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應支持。未經黨委和政府統一部署，各職能部門不得將自身權責事項派交鄉鎮（街道）、村（社區）承擔。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認為，試圖透過嚴厲問責，用龐雜指標體系來推進基層治理，就會出現指標代替目標，形式主義泛濫，以及有限治理資源浪費的問題。
「從基層角度看，一些考核檢查指標失靈，根本原因是鄉鎮缺乏鄉鎮自身工作的主動權、話語權。」一名受訪鄉鎮領導分析，一些上級部門下達的考核任務，在考核制定過程中，鄉鎮未充分參與，導致對任務目標和預期效果了解不全面，執行時只能被動落實，難以根據本地實際靈活調整最佳化。
實際上，一些上級部門並非不知道基層以形式主義應付了事的現象，卻仍舊選擇用簡單考核下壓責任、推動工作。部份受訪幹部認為，一些上級部門形成了這種思維慣性。「在一些幹部隊伍中流行鄉鎮工作‘三部曲’的說法：即初到鄉鎮工作‘熱愛鄉鎮’，跳出鄉鎮工作‘可憐鄉鎮’，走上領導崗位‘壓榨鄉鎮’。」北方一名鎮黨委書記說，「一些關鍵崗位的決策者並非不清楚鄉鎮的苦衷和幹事方法，但‘屁股決定腦袋’，又由於鄉鎮缺乏有效決策參與，故而低效、無效考核仍舊存在。」
來源：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