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政】
二十屆三中全會釋出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共60條，涉及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宏大事業的方方面面，為今後一段時期全國各行各業都規定了具體任務。
【決定】中說，「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辟廣闊前景。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對人民群眾新期待，必須繼續把改革推向前進。」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個中心工作，各項改革都圍繞著這個中心。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到此次三中全會「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題詞都是現代化，道路和方向都沒有改變。
但也有些觀點認為，道路和方向都已發生了改變。導致這種觀點出現的問題在於沒能理解什麽是中國式現代化，以及中國式現代化是靠什麽方式推進的。
中國式經濟
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提法是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作為理論歸納首次出現的，但作為一項事業，中國式現代化實際上是一個連續幾十年未曾中斷的實踐過程。根據最新的定義，它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換句話說，中國式現代化不是小國寡民的那種，不是貧富懸殊的那種，不是物欲橫流的那種，不是生態失衡的那種，不是窮兵黷武的那種。這是很明確的。
曾經有流行觀點認為，要想經濟繁榮就難免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難免會金錢至上、消費主義，難免會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難免會依靠海外戰爭和殖民攫取暴利；那麽，中國式現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這種觀點的終結。
再換句話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是和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大事業相聯系的，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而不是只限於中國經濟發展、GDP增長這一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的實作，是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的需要，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需要，是人民群眾新期待的需要，而不是空洞的理論和教條。
曾經有流行觀點認為，現代化等於西方化，現代化行程等於經濟增長行程，現代化道路等於遵照西方的理論、追隨西方的步伐；那麽，中國式現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這種觀點的終結。
以上兩大類流行的觀點，相對集中在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群當中，就是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群體。這很正常，這個群體主要的學術背景，就是所謂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或稱「自由市場經濟學」，他們主要的認知框架，就是一種脫離其他領域而獨立存在的「純經濟」，他們主要的政策建議，就是參照西方的經驗、遵照西方的理論、按照西方的標準，針對中國社會中那個永遠都問題叢生的本土經濟，給出各種「接軌」方法。
對於這一人群，無論是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概念的提出，還是關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作的具體部署，都大大超出了他們的認知，當然也就非常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事到如今他們應該明白了，他們的那個自命的「事業」，也已經隨著那些曾經紅極一時的流行觀點的終結而終結了。一個特殊歷史時期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已經結束了。
更直白地說，那個「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對應的那個「西方特色的中國經濟」，已經結束了，真正屬於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式經濟」，再次回歸了。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中央政治局主持會議。新華社記者 王曄 攝
今天的三中全會還是三中全會，改革開放還是改革開放，全面深化還是全面深化，不斷推進還是不斷推進，但是，一般情況下不會再有只針對經濟問題的、以經濟術語形式出現的新提法，更不會再將經濟術語的新提法當作綱領來指導各項工作了。近年來，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說明已經很多了，各項任務也已經很明確了，五個大的方面，經濟並不構成單獨的方面，實際上也沒有包括經濟這個詞。
如果再就經濟問題談經濟，就是在中國式現代化定義中五個大的方面當中作為具體的組成部份來談，只圍繞真實的中國經濟來談，不需要再參照西方的經驗、遵照西方的理論、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談，因為那些東西並不屬於中國式現代化。
這才是正常的情況，如果要給一個確切的名字，其實就是中國式經濟。
超經濟突破
中國式經濟當然也是經濟，而且是更均衡、更健康、更可持續的經濟，而既然是經濟，當然也同樣有經濟理論，而且應該是更匹配、更適用、更深刻的理論。之所以此前並不如此理解，是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曾長期壟斷了關於中國經濟的理論解釋權，沒有給其他的說明方式留下空間。
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這套表面上十分華麗的理論在中國的記錄一直非常糟糕，既沒有很好地解釋過中國經濟，更沒有很好地預測過中國經濟，但由於種種原因，其壟斷性的解釋權力從來沒有放棄過。那些不接受其基本假設、不使用其基本概念、不符合其基本原理的理論模型，無論多麽契合中國的經濟現實，都會遭到排斥。這種狀況，實際上一直持續到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之後。
不久前聽到過一個新的說法，大意是：曾經被信奉的經濟學原理不合時宜了，常常不是這些原理本身過時了，而是時代退步了，歷史反動了。
考慮到那些「經濟學原理」在中國並未真正「合時宜」過，這種論點幾乎意味著，一些人要抱著他們所堅信的原理，與中國的時代和歷史徹底告別了。在他們心目中，除了西方新自由主義所指引的這條「歷史的終結」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倒退和逆行。
就此告別是一件好事，告別得越徹底越好。很多人早已認為，若沒有「西方主流經濟學」學術霸權的壓制和幹擾，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本土觀察和歸納，本土的理論創新，其實都應該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
在此不妨回顧一下，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騰飛的真實圖景。
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一般認為，這一轉向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但是，這個轉向以及轉向之後的一系列關鍵的「闖關」、「過河」、「攀登」，可以理解為是「純經濟」活動嗎？可以單純用「經濟學原理」來解釋嗎？顯然不是。回溯那段歷史不難看出，真正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包括人的觀念上的、基本制度上的、社會文化上的、技術能力上的，當然也包括經濟發展上的，都是集中了當時所能調動各方面能量而一舉實作的，其方式是「超經濟」的，其結果也是「超經濟」的。
1978年12月18日，出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代表在舉手表決。王新慶 攝
1984年10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性質和各項方針政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8年9月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
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1998年10月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透過了【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到2010年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鬥目標。
2003年10月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明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2008年10月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透過了【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
在這三十年裏，中國經濟實作了高速增長，每年釋出GDP增長等經濟統計數據，令國人深受鼓舞，令世界深感震驚。但是，即使如此，這真是一種「純經濟」的發展嗎？是區區幾條「經濟學原理」所能覆蓋的嗎？顯然不是。從這三十年裏共計六次三中全會透過的【決定】的內容即可看出，其中真正重大的問題，涉及到巨大人口，涉及到共同富裕，涉及到協調和可持續，涉及到人的全面發展，也正是今天所說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幾個方面，並不僅僅關於經濟增長。一如從前，【決定】中各專案標的最終實作，其方式是「超經濟」的，其結果也是「超經濟」的，是一種「超經濟突破」。
十八大之後，形勢更加明朗。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透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8年2月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透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導向，改革黨和國家的機構設定。而剛剛閉幕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則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時，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
並不需要將四十多年來歷屆中央全會透過的決定全部列出，歷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內容即可說明，中國式經濟發展從來不是「純經濟」的，也不是「經濟學原理」所能覆蓋的。可以認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包括各個時期，都存在這樣一種宏觀社會現象——各項現代化發展目標都是透過突破的方式達成的。突破的結果雖然可以透過一些經濟指標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實作並不是單純的經濟活動的結果，而是一種集合了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多種力量在內的綜合性的、戰略性的突破。從經濟的角度看，這種突破不是「純經濟」的，而是一種「超經濟突破」。正如此次全會的【決定】中使用的描述，「敢於突進深水區，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
由於「超經濟突破」是透過多種手段在多個領域內同時實作的，屬於一個高速發展的國家總體發展戰略選擇的問題，因此更多地屬於一種事業，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無法在只關註經濟問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範式之內建立理解。反過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由於不能脫離其狹隘的認知框架，無法將「超經濟突破」納入其理論體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國經濟真正的成功之道。
此次三中全會再次提出了新的發展目標，明確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具體任務。毫無疑問，這些目標和任務必定會如期實作和完成，其方式當然不會是「純經濟」的，而必定是被新中國歷史一再證明了的成功之道——作為一個事業的、宏偉目標導向的、連續不斷的「超經濟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