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份港人懷念英女王原因何在？
沒有英國的占領，就沒有香港今天的繁榮。這種情結是港人潛藏的一部份，會在某些特殊時刻，如英女王去世，顯現出來，與民族復興的大潮產生沖突。
英國向東亞殖民的過程中，充滿了欺詐、屠戮、搶劫、不仁、邪惡，中國深受其害，唯獨香港成為寥寥無幾的得益者之一，甚至起著助紂為虐的作用。
奪取香港，使英國控制了進入廣州和華南地區的門戶，為其對中國進行經濟、軍事侵略提供了戰略據點；同時也使其殖民範圍向東亞推進了一大步，為其爭霸遠東提供了重要條件。
就在英國強占香港不久，廣東民眾義憤填膺，自發組織起來準備收復失地。他們提出「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復。」
士人們也紛紛賦詩作文，宣泄一腔怨忿。從那時起，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無不以遺失香港為奇恥大辱。查良鏞，一位報人，曾經回憶起在小學讀書時，歷史老師講到鴉片戰爭中國慘敗割地賠款時掩面痛哭，他和小同學們也跟著哭泣的情景。
他說，這件事在他心中永遠不忘：「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從來就認為收回香港是天經地義的事，即使要我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查良鏞，但這段歷史記憶在部份港人的心裏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詮釋。心理學有一種稱為「斯德哥爾摩」的癥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此癥源自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宗銀行劫案，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
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況，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
以這種癥狀來分析港人對英國的微妙心理是最適合不過的。英國人和香港人起初便是劫匪和小人質的關系，父輩打了敗仗，小人質被養在仇家家，訓練成搶劫家族財富的能手。
19世紀香港經濟和財富的增長主要得益於兩個方面：一是鴉片走私。英國占領香港後，這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鴉片走私巢穴和貯存、轉運中心，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幾十年。
僅1845年，就有80艘裝運鴉片的快艇往來於香港。1888年，輸入香港的鴉片多達7萬1512箱，絕大部份被轉銷到中國內地。
同時，每年有價值數百萬元的白銀由中國內地經香港流往國外。外國鴉片販子和港英政府都是這種毒品交易的最大受益者。
1880年前後，僅港英政府每年征收的鴉片包稅銀即達20萬元，在其稅收中占第二位。
二是苦力貿易。據統計，1851至1872年間，從香港運往美洲、大洋洲和東南亞的苦力華工總計為32萬349人。
人販子每販賣一名華工到美洲，便可獲利200多元。從1883至1898年，經香港去外國的華工累計達99萬1568人。
與此同時，從國外經香港回內地的華工共有157萬332人，他們每年都會攜帶上千萬元甚至更多的財富過境。這些人不僅支撐了香港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香港帶來了活力。
三角碼頭，形象地描述了香港的繁榮景象。在這個過程中，小人質幫著劫匪搶奪家族財富，從中分得了一點點的收益。
這種起點使得小人質對同胞表現出一種虛張聲勢的態度，並且在經濟上獲得了收益。因此，部份港人對英國殖民統治並沒有產生抗拒之心，反而因為長期在其他華人社會中表現得更富裕、更體面、更西方，形成了一種扭曲病態、助紂為虐的歷史觀。
然而，這種歷史觀只能偶爾發作，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實力才是最重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原生家庭不斷努力，已經成為世界二強之一，而劫匪則變成了一個衰敗的老人，自身難保。
在這種情況下，部份港人的行為只會成為未來人們嘲笑的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