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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使命神聖，責任在肩
致力「可持續發展」三十年，贏得世界聲譽
牛文元
「可持續發展」帷幕初啟，中國首登世界舞台
1983年，第38屆聯合國大會透過決議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時任挪威首相布倫特萊夫人（Brundtland）任委員會主席，所以這個委員會也被稱為布倫特萊委員會。1984年5月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由22位世界著名的學者和政治活動家組成，其中包括中國生態學會的創始人、中科院院士馬世駿教授。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出現，是人類對共同面臨問題的一種積極回應。因為過去一二百年以來工業革命所走過的道路，再往後已經被證明走不通了，那麽面對即將到來的新千年，新的發展道路又在哪裏？
為此，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審查世界環境和發展的關鍵問題，創造性地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現實行動建議，提高個人、團體、企業界、研究機構和各國政府對環境與發展的認識水平。簡言之，就是提出一條人類在21世紀的發展方面需要共同遵守的行為規則和健康可行之路。
當時，我正在美國做公派存取學者並即將回國。馬世駿院士獲聘為委員後，立即給我寫了一封長信，邀我從美國回來共同開展這項工作。馬先生和我的導師——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長、著名地理學家黃秉維院士同輩，但他在信裏說得很謙虛：
「已經同你老師說過了。我研究的面太窄，你的研究經歷我了解，比較適合搞環境與發展領域的專業研究，希望你能回來與我一道承擔委員會的工作。」
前輩竭誠相邀，我當即欣然應允。回國後，我和馬先生每周都要碰一兩次面，研究如何給委員會提建議。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確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在「可持續發展」中的見解及在全球所處的地位。布倫特萊委員會成立後，盡管已經按照國際慣例盡量希望將委員的比例分配得均衡一些，但大多數委員還是來自西方已開發國家，他們強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核心問題就是保護弓境，這就等於遏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對此我們當然不能認同。當時，已開發國家的社會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的水平了，但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尚處於起步階段。中國當時也剛剛邁出改革開放的步伐，如果都跟著已開發國家放棄發展去片面關註環境，我們只能一直窮下去，那怎麽行？
為此，我們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明確、堅定地表達了上述觀點，歸納起來主要包括四條建議：
第一，環境與發展應當保持平衡，應當和發展階段相適應。我們不反對保護弓境，也不贊成先汙染後治理的做法，但是不能將已開發國家的標準機械、教條地強加到發展中國家頭上。不僅如此，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還是現階段的第一要義，不能扼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
第二，環境問題是全球問題，不是局部的和個體的，因此，解決環境問題也要以全球的、歷史的視角去考慮。
第三，可持續發展中要體現公平正義。我們提出，西方國家在工業化以來的發展過程中，占有、消耗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這也是造成眾多發展中國家發展落後、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西方已開發國家在「可持續發展」這一全球性議題中，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經費、技術等方面的補償及援助，不能坐視不管。
第四，要制定有約束的行動綱領，呼籲世界各地應采取「政府主導、法律規範、企業先行、公眾參與」的主導路線。
就這樣，從1983年到1987年近四年的時間裏，我們先後前往瑞典、日本等多個國家，圍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在可持續發展中的國家權益問題和已開發國家的委員（包括布倫特萊夫人本人）展開討論甚至辯論。在此過程中，我們還持續不斷地給委員會提供了其他不少有益的建議。
1987年2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八次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上，布倫特萊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獲得透過，這就是著名的【我們共同的未來】（也稱【布倫特萊報告】）（Our Cammon FutureorBrundtlandReport）；隨後又經第42屆聯合國大會透過後，於1987年4月正式出版。1989年，報告中譯本在中國大陸面世。
報告共分為「共同的問題」「共同的挑戰」和「共同的努力」三部份，在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糧食、物種和遺傳資源、能源、工業和人類居住等方面的情況並系統探討了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之後，提出了三個鮮明觀點：第一，環境危機、能源危機和發展危機不能分割；第二，地球的資源和能源遠不能滿足人類發展的需要；第三，必須為當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變發展模式。
在此基礎上，報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並深刻指出：在過去，我們關心的是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而現在，我們正迫切地感到生態的壓力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因此，我們需要有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不是一條僅能在若幹年內、在若幹地方支持人類進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遙遠的未來都能支持全球人類進步的道路。這一鮮明、創新的科學觀點，把人們從單純考慮環境保護引導到把環境保護與人類發展切實結合起來，實作了人類有關環境與發展思想的重要飛躍。
可喜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努力下，由我們集中提出的前述四條建議中，其中第一、第二兩條和第三條的一部份被【我們共同的未來】這份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奠基性和綱領性檔所采用，這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兩條半」。後來，因為馬世駿先生和我在國內較早開展可持續發展研究並同世界接軌，有人就詼諧地把我們稱為「一馬一牛」，權當是對我們工作的認可和勉勵吧。
在「生態環境預警」方面，中國給世界帶了一個好頭
雖然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性議題中成功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剛進入國內時，一開始卻遭到了冷遇，這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當時中國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一門心思在搞經濟增長。因為過去窮怕了，不少人現在一心只想著致富，至於發展經濟的方式是不是科學，由此會不會造成環境惡化、生態破壞、資源枯竭等後果，則顧不上了。
1988年，我接受了馬世駿先生的建議，來到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工作。剛去不久，我就鄭重提出：應當把「可持續發展」列入科研計劃中。
這一建議遭到不少人的不理解和批評，質疑我們不過是在炒作一個新名詞，在玩概念。但是我們心裏非常清楚：西方已開發國家100多年來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就擺在我們面前，其中許多負面作用已經非常明顯。對中國而言，在當下與未來的現代化行程中，如果不重視可持續發展，重復別人走過的彎路，肯定要吃大虧，且不說子孫後代，當代的發展都將難以為繼；推而廣之到全球，如果不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地球承載力能不能支撐人類生存都是個大問題，對此我們應該吸取教訓，而不是人雲亦雲、亦步亦趨。所以，不管別人怎麽說，我和身邊的誌同道合者們都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在我們的積極倡導下，「可持續發展」最終於當年被列入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的科研計劃中。
同年，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指示國家科委給我們下達了一個任務：對中國生態環境的評價和預警進行研究。這是中國首次開展關於生態環境的基本評估，體現了中國政府的清醒認識和戰略遠見。研究組共有三人，由我任組長，胡鞍鋼和王毅擔任我的助手。在宋健同誌的大力支持下，我們於1989年釋出了國內第一份【中國生態環境預警報告】。報告釋出後，在國內引起很大震動，宋健同誌為此還作了一個很長的批示，指出必須關註生態環境的問題。應當說，當時大家的註意力都在搞發展上，對於生態環境的問題可以說較少關註，所以這份報告一出，不少人開始認識並開始關註到環境、資源問題的緊迫性。
這份報告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反響。1990年8月，第五屆國際生態學會議在日本橫濱召開，我代表中國生態學會出席。會議期間，我們把中國在生態環境預警方面的基本理論、方法、過程等向大會做了一個報告，引起了國際生態學會的極大興趣和高度重視，日本國內的主串流媒體也都刊載了這一訊息。國際生態學會認為，在真正意義上對生態環境的預警，中國是最早開展此項研究的國家之一，可以說在世界上帶了一個好頭。
1991年，經我提議，中國科學院開始籌備「環境與持續發展研究室」，這也是中國最早開展「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機構之一，旨在面向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需求及重大前沿問題開展研究。不料，此時卻傳來馬世駿先生因車禍去世的不幸訊息。當時我在美國，接到訊息後立即趕回國內。馬先生的意外離世，對我而言是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領域而言，則是失去了一位難得的人才，這也讓我深感自己在今後推動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方面更加責無旁貸。1992年，中科院「環境與持續發展研究室」正式成立並由我任主任。
「地球峰會」上響亮發聲，中國令世界刮目相看
1992年6月，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問世五年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又稱「地球峰會」）在巴西裏約熱內盧隆重召開。這也是繼20年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後，環境與發展領域中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一次國際會議，共有183個國家代表團和70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參加了會議，102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到會講話。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應邀出席首腦會議，與各國政要進行了廣泛的高層接觸；時任國務院環境委員會主任宋健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了部長級會議，我也有幸以專家身份參加了大會。
應當說，這次「地球峰會」是在全球環境持續惡化、發展問題更趨嚴重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圍繞「環境與發展」這一主題，在維護發展中國家主權和發展權，已開發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等根本問題上進行了艱苦的談判。
對於這次大會，中國可以說是有備而來。一方面，隨著生態安全、環境保護等理念在中國的推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加入到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和實踐中去，著名民間環保人士梁從誡先生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梁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及，他之所以開始關註環保，源於20世紀80年代我給【百科知識】月刊的一篇投稿。他也是這份刊物的創辦人之一。在文中，我對當時方興未艾、叫好聲一片的鄉鎮企業提出警告：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使用的多數是大型企業的淘汰機器，是高耗能、高汙染的家夥，實際上是把汙染源擴大並分散，這對汙染的治理會非常困難，將給中國的自然環境帶來不可估量的隱患。在當時，認識到鄉鎮企業可能造成的潛藏環境危機，這篇文章算是比較早的一篇。梁先生曾說，這篇來稿他反復讀過，每看一遍內心都會受到一次強烈的震撼，由此決定棄史而轉投環保之路。
為此季羨林先生曾說：「從誡毅然拋開那一條‘無災無難到公卿’的道路，由一個歷史學家一變而為‘自然之友’。這是順乎民心應乎潮流之舉。我對他只能表示欽佩與尊敬。」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於可持續發展的支持力度也越來越大。1989年【中國生態環境預警報告】的研究釋出後，宋健同誌批示並呈報至國務院常務會議，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對此十分肯定。此外，原國家科委副主任鄧楠、社會發展科技司司長甘師俊等也很積極地支持我們的研究。這一時期，原國家計劃委員會也牽頭開展關於生態環境保護、資源合理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不僅如此，中國政府還積極參與了聯合國「地球峰會」的各項準備工作。1991年6月，中國發起並在北京主辦了第一屆「發展中國家環境與發展部長級會議」；7月，又向大會籌委會送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與發展報告】，此外還先後擔任籌委會和正式大會副主席。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這一時期我們也做了不少工作，對於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內涵、戰略目標、行動路線、政策支持等開展了系統研究並形成了一套理論體系。值得一提的是，宋健同誌本人在繁重的領導工作之余，還親自對中國人口的發展問題進行了研究。正是有了社會、政府、學術界等各方積極的前期鋪墊，盡管預計到了可能面臨的困難，但我們對於參加這次「地球峰會」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會議開始不久，由於國與國之間差別很大，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由此所造成的各種利益的博弈、各種理念的碰撞，使得大家坐在一起卻談不攏。當時，場內爭論、場外遊行，熱鬧得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充分體現出了大國的風範和智慧。
6月12日，李鵬總理在大會首腦會議上發表講話，闡述了中國政府關於加強國際合作和促進世界環境與發展事業的五點主張：
第一，經濟發展必須與環境保護相協調。
第二，保護弓境是全人類的共同任務，但是經濟已開發國家負有更大的責任。
第三，加強國際合作要以尊重國家主權為基礎。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強弱，都有權平等參與環境和發展領域的國際事務。
第四，保護弓境和發展離不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第五，處理環境問題應當兼顧各國現實的實際利益和世界的長遠利益。
這五點主張充分顯示了中國政府站在各方利益，以及地球共同家園和人類子孫後代共同責任的視野中考慮「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的基本立場，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推動形成了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普遍共識。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本次「地球峰會」終於圓滿完成。其中，與會各國討論後透過的【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又稱【地球憲章】）和【21世紀議程】這兩個綱領性檔，堪稱史無前例。這次「地球峰會」的一大亮點是提出了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新戰略和新觀念，包括人類應與自然和諧一致，可持續地發展並為後代提供良好的生存發展空間；人類應珍惜共有的資源環境，有償地向大自然索取；人類為此應變革現有的生活和消費方式，與自然重修舊好，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統一」這一全新的「全球夥伴關系」，以及人類之間應當和平共處等。
可以說，「地球峰會」為「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合作開了一個好頭，中國也在這一重要時刻響亮莊嚴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此後，「中國聲音」在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重要國際場合接連發出。繼李鵬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在1992年「地球峰會」上作出履行【21世紀行動議程】等會議檔的莊嚴承諾後五年，在1997年紐約舉行的第19屆特別聯大（環境與發展問題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中國向大會送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國家報告】，時任國務委員宋健代表中國政府闡述了中國在推進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執行【21世紀議程】的進展情況，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十年後的2002年，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代表中國政府在會上發表講話，強調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20年後的2012年，在裏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裏約+20」峰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共同譜寫人類可持續發展新篇章】的演講中指出：中國作為負責任、有擔當的發展中大國，它的發展將給世界帶來更大的機遇、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願與國際社會一道，描繪一幅「我們憧憬的未來」新藍圖，共同譜寫人類可持續發展事業新篇章。
回顧一路走來的這段歷史，從我的親身經歷的感受而言，應當說，「可持續發展」超越制度、信仰、文化，成為與人類命運休戚相關的共同主題，足見其生命力之強；而在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合作中求同存異、尋求最大公因數等方面，「中國聲音」的發出則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十年一劍，「可持續發展」終成國家戰略
1992年前後，國內搞「可持續發展」研究的人一下子多了起來，「可持續發展」研究也儼然成了一門「顯學」。我想，這與中國政府的巨大努力和全社會的熱切支持是分不開的。
實際上，在1992年裏約「地球峰會」前後，中國國家領導人已經敏銳意識到中國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我們在這方面的行動之果斷快速，甚至超過一些已開發國家。「地球峰會」結束後不到一個月，中國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就組成了由52個部門及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300余名專家參加的工作小組進行多角度可操作性研究，編制【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根據中國情況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和對策；同年8月，中國政府提出促進中國環境與發展的「十大對策」；此後，【議程】文本先後五易其稿並於1994年3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正式透過。中國也成為世界上首個編制出本國21世紀議程行動方案的國家。【議程】中明確提出「加強環境教育，不斷提高全民族的環境意識」「將可持續發展思想貫穿於從初等到高等的整個教育過程中」，足見中國政府將「可持續發展」上升為國家、民族戰略的堅定決心。
於我個人而言，此時在「可持續發展」方面也已經有了十余年的研究和積累。1994年，我撰寫的【持續發展導論】一書出版，成為國內第一部系統闡述「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專著。我在書中從資源、人口、空間、經濟活動等七大變量的函數關系出發，論述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容與基本規律。這本書剛出版時，也引起過一些爭議，有人認為「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提出在全世界範圍內也不過才幾年時間，國內不可能這麽快就出專著了。當然他們並不知道，實際上我至少從1983年起就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了。這本書後來受歡迎的程度遠遠出乎我的意料，我可以自信地說，這項由我們中國人自己完成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即便到現在也不過時。
同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和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倡議發起「21世紀中國的環境和發展」高層研討會並邀請我擔任執行主席。當時，時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朱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國家科委副主任鄧楠，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解振華，農業部副部長洪紱曾，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孫鴻烈、許智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馬洪等十余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86位專家、學者等出席了會議。研討會就中國下一世紀的發展方向、發展模式和發展前景等重大問題分七個方面的議題進行了多層次、全方位的探討；圍繞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提出了多項有價值的建言，堪稱中國在「環境與發展」領域中舉行的首次大規模、高水平的學術研討會。會後，由我作為執行主編將會議論文編輯出版，書名為【綠色戰略：21世紀中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對此後中國制定「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起到了一定作用。
對中國而言，1995年到1996年稱得上是「可持續發展」正式轉化升級為國家意誌的階段。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將可持續發展戰略寫入【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必須把社會全面發展放在重要戰略地位，實作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是在黨中央的檔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根據十四屆五中全會精神，1996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準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條重要的指導方針和戰略目標上升為國家意誌。1997年黨的十五大更進一步明確將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之一。
作為一名學者，看到自己經過十幾年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努力和成果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感到由衷的高興。盡管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我們可能開展得比較早，但是要想讓研究成果真正發揮戰略作用、體現社會價值，還必須依靠國家層面強有力的推動，必須轉化為國家意誌和戰略。10多年來，經過政府、社會、企業、公眾等方方面面的努力，「可持續發展」終於走出象牙塔，走進各行各業、千家萬戶，由不被理解到廣受歡迎；自己也總算實踐了學以致用的信念，這是讓我倍感欣慰的地方。
首部【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的出台
隨著「可持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為了進一步深化「可持續發展」研究，我在1998年建議：對應國際標準編制一套系統的年度報告，深入研究、追蹤「可持續發展」問題。
我的想法得到了時任中科院院長路甬祥院士的大力支持，他說：
「老牛，你要真下決心做這件事，你的團隊就必須心無旁騖，也不要找什麽機會到社會上去搞創收，就要穩定方向和人員，一心一意追蹤全中國、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把研究做深、做透、做系統，如果這樣行，我就支持你！」
我說：「院長，有你這番話，我這個決心就算是下定了！」
同年，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正式成立，由我任組長並兼首席科學家。從那時起，我和我的團隊就一門心思走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世界前沿研究道路上，始終未曾離開一步。
1999年，第一份【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新鮮出爐。當時，我對路甬祥院長說：
「咱們這份報告，主要就是為了向國家決策層傳遞最新的科研成果，以更好地為決策提供科學支持。您要是有這個魄力，咱們就在每年兩會期間向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免費贈送，人手一冊。」
在院領導的支持下，我們堅持每年出一本研究報告，到今年已經連續出了16部。
透過這份報告，我們希望把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內涵、理論體系、戰略要求、戰略目標、戰略路線圖、獨立的指標體系等提出來，以期在此基礎上推動創立具有戰略咨詢價值的「可持續發展」理論指導體系。
事實證明，報告釋出至今，引起了全社會極大的轟動和反響。每年，報告中所披露的內容都會引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社會媒體的廣泛關註以及各方的熱議。在報告中，我們開創了「可持續發展」綜合性、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社會性的系統學研究方向；提出了「生存、發展、環境、社會、智力五大支持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理論構架；利用了「可持續發展」的資產負債分析方法；建立了獨立的「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資源環境綜合績效評價指標；提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三個「零增長」目標；開展了「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性、專題性研究。
這些年來，【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也已經與世界接軌並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註和好評。
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認定的全球最受重視的247份年度研究報告中，【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人類步入新千年之際，我們【報告】的研究團隊專門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就「國家現代化」問題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論體系，引起了國際上同行的興趣。在這項研究中，我們圍繞中央提出的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采用了「模擬追擊」理論：假設以已開發國家作為現代化的第一梯隊，以發展中國家為第二梯隊，發展中國家要追上已開發國家的過程，至少取決於「目前差距」和「追趕速度」這兩大變量。根據這兩大變量，我們計算出了中國追上或者進入已開發國家所需的時間，並且由此細化出中國各個省級地區達到世界已開發國家水平的時間表，例如北京大致要在2018年。當然，現代化是一個動態發展、永不停歇的過程，並不是說我們趕上了已開發國家，就不繼續往前進了。這套現代化發展指標的設計比較嚴格，而且可以定量分析，這在世界上還是第一次，因此國際學界對此很感興趣，專門在報紙上刊發書評進行介紹，並將它命名為「牛式指標」。
參與起草聯合國「千年生態系評估」
2001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到來之際，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宣布正式啟動「千年生態系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這是一個由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銀行等組織資助的大型國際合作專案，當時預計耗資2100萬美元、為期四年完成。作為世界上首個針對全球陸地和水生生態系開展的多層次綜合性評估專案，該專案旨在建立生態系變化與人類福祉間的關系，從而推動生態系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為決策者、研究者和廣大公眾提供可靠的地球生態系的變化資訊，以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在這個專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時任科技部部長徐冠華擔任專案理事，趙世洞教授、劉紀遠教授、歐陽誌雲教授和我等人也受聯合國邀請，與來自95個國家的近1500位學者、非政府組織代表等一道，參與了研究工作。2003年，在51位各國不同領域知名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生態系與人類福祉：評估框架】研究報告首先完成並公開出版。我和上述幾位中國學者也作為作者參與了報告起草。這份報告是MA各項報告中最早出版的一部，作為全球「千年生態系評估」的奠基性文本，它的出版為整個評估工作的順利開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由於報告在「生態系與人類福祉間相互關系及其評估框架」方面的創新意義，它的問世也成為生態學發展到「全面為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服務」這一新階段的裏程碑。
2005年，「千年生態系評估」專案圓滿完成，其成果在北京、倫敦、華盛頓等全球八大城市同步公開釋出。研究成果向人類提出了嚴重警告：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系大部份正處於不斷退化狀態，生態服務的支撐能力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未來50年內還將進一步加劇。
為此，徐冠華部長代表中國政府在北京釋出會上鄭重提出：生態是全球性問題，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中國將開展有針對性的生態恢復和生態建設，包括建立節水型社會、實施荒漠化防治工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東西部生態補償機制等，以實作西部生態系的良性恢復，為促進中國乃至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進一步作出貢獻。
「綠色GDP」構想：不斷追求「好品質」的GDP
由於在「可持續發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2002年我在屆內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同時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此後又連任兩屆。2003年，國務院正式下文聘請我為國務院參事，希望我為國家決策提供建議和咨詢。
2001年新千年到來之際，為推進「可持續發展」研究，總部設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2012年起更名為世界科學院）籌備創立社會經濟學部。作為其中唯一的中國科學家，我成為首批十位院士之一並參與了社會經濟學部的創立。
2007年，我被世界環境與發展領域的高規格獎項「國際聖法蘭西斯環境獎」委員會授予個人年度大獎，成為獲得這一獎項的首位發展中國家人士，另一位獲得個人大獎的是意大利前總統錢皮。評獎委員會在給我的頒獎詞中說：
「自1988年以來，牛文元教授在中國最早釋出了環境預警系統的報告，主持了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研究，開創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理論體系、設計了‘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框架，揭示了發展行為的基本規律。」
我想，這些殊榮的獲得，其中固然有個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中國這些年來在現代化發展中的科學理念、文明意識和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為世界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國際影響力和來自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
2007年，我在向全國政協送出的一份提案中，呼籲加快研究建立綠色GDP核算制度。我在提案中提出：政治意願與管理手段之間的不匹配是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真正轉變的根本原因，開展綠色GDP核算的重要意義，恰恰在於將資源消耗和環境汙染的全景圖示展示於整個核算過程之中。
我認為，作為衡量國家或地區財富和發展實力的核心指標，目前的GDP只是反映了經濟增長的數量，卻無法全面反映經濟發展的質素，因此不能完整體現GDP作為社會財富度量的核心要求，也使其在這方面的科學性與準確性大打折扣。盲目追求GDP的數量增長，從國家發展的整體層面上來講顯然並不健康；更有甚者，伴隨「以GDP論英雄」的泛濫，地方上還時而出現虛報GDP數碼的現象，甚至造成各省GDP之和與國家GDP總量相差達幾萬億元情況的出現。當然，在清醒認識GDP存在缺陷的同時也必須承認，GDP作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其出現近百年來仍是綜合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財富積累的最佳指標，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指標可以替代它。因此，我們既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摒棄GDP，而是應當認真研究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GDP的實質，對其加以精確化改造，這也成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課題。
在此背景下，我和我的研究團隊自2010年起創新思路，在全世界範圍內首次獨立研發了一套「中國GDP質素指數」體系，包括經濟質素、社會質素、環境質素、生活質素和管理質素五大子系統及其分屬的15個要素。其中，經濟質素表明GDP生成過程中資源占用量及其對於物質、能量的消耗水平；社會質素表明GDP生成過程中對社會進步貢獻的能力以及社會和諧對於GDP生成的反饋效應，強調公平對於效率的反哺能力以及社會狀態對於GDP生成的基礎性作用；環境質素表明GDP生成過程中生態環境的代價及其成本外部化效應；生活質素表明GDP生成過程中民眾心理或意願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管理質素表明GDP生成過程中決策水平與管理水平的學習能力、調控能力、選擇能力以及把握宏觀經濟走向的精準性、流暢性和前瞻性。
在圍繞上述五大質素的理論建模框架下，我們完成了中國GDP質素的定量測算。2011年7月，在中科院【中國科學發展報告2011】中，公布了中國省區市GDP質素指數並進行了首次排名，北京、上海、浙江排名前三位。這一做法打破了按GDP數量排序論座次的格局。以廣東省為例，就國家統計局釋出的統計數據而言，它的GDP數量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裏排名最高，但是按照五大質素核算，它的GDP質素只能排在第六位。這在國內引起很大震動，不少專家和業內人士都表示，中國應該不斷追求「品質好」的GDP以及「綠色GDP」的成長。
這件事也引起了國際上的關註。同年11月19日，創刊160余年、被譽為美國最受尊敬刊物之一的【大西洋月刊】專載了克里斯托弗·米姆斯的文章【修補世界的五種嘗試】，其中提到的第五種嘗試，就是「中國的GDP質素指數」。文中指出：「牛文元教授認為該指數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的真實財富、可持續發展程度與社會和諧水平。」應當說，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壯大，世界上所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言論也開始甚囂塵上，原因之一就產生於對中國GDP的懷疑。因此，「中國GDP質素指數」的提出，對於世界打消對中國經濟發展質素的顧慮和懷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不僅如此，該指數對於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質素的測評也具有普遍、積極的價值。
融入新型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
2006年，我在全國政協委員任上提出書面報告，建議在成都設立城鄉一體化國家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我的這一設想是基於對「可持續發展」的空間思考。公平正義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涵，而城鄉差異較大則是當時中國西部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因此，我們建議借鑒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等成功經驗，在西部搞一個統籌城鄉發展的試點。
為此，我專門去四川成都進行了為期兩個多月的調查，回京後在當年10月份起草了「以統籌城鄉和城鄉一體化為標誌，建議國家設立‘和諧社會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的報告，透過全國政協遞送國務院。報告經溫家寶總理閱批後，國務院即派出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率領的調查組到成都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調查，調查認為我們反映的情況真實，進行這項工作很有必要。翌年6月，國務院正式發文，批準在成都、重慶設立「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
從那時起，城市化就成為我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又一個關註方向。這裏有三個原因。首先，這些年來隨著中國的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和過去以農村為主體的中國社會相比，這預示著一種社會形態巨大變革時代的來臨。其次，隨著城市化行程的不斷加速，社會矛盾開始集中表現為城鄉之間的矛盾，這以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為主要代表。最後，城市化向來是推動發展、促進消費的基本動力，它為工業化搭建平台，是國家財富增長的巨大引擎。
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隨著社會形態的改變，城市化之路接下來該怎麽走？城鄉差異怎麽才能慢慢縮小？這是一個大課題。現在中央提出新型城鎮化戰略，關於這一點，我認為要解決好三個關鍵要素。
第一是「動力」，這也是新型城市化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推動方式不同，城市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效果也會大相徑庭。現在提出建設智慧城市，實際上就是要讓城市生產力水平在資訊化、在新動力的驅動下提升到一個新階段。按照世界銀行的說法，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城市，在現有投入不變的情況下，GDP應增加2—2.5倍。
第二是「質素」。人們來到城市、建設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美好。就這個意義而言，城鎮化的質素集中體現在「可持續發展」的水平上，也就是說城市的發展不能超越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支撐限度。
第三是「公平」。一個城市的發展成果能不能惠及全體社會成員，即在人際之間、代際之間、城鄉之間、城際之間能不能取得公平正義，縮小貧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
這三大要素是新型城鎮化中最基本的東西，缺了哪一個，都不能叫新型城鎮化。這是我關於新型城鎮化的第一個認識。
我的第二個認識是要重視「人的城市化」，這一點可以分為四個連續的步驟：
第一，人的解放。主要體現在打破農村、城市之間的戶籍限制，形成人口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
第二，人的就位，也就是人來到城市後要立得住腳，要有飯吃、有活幹。
第三，人的歸化。主要體現在新老城市居民之間的融合、認同等。
第四，人的幸福。透過上述幾個步驟，最後目的是要讓所有人在城市生活得舒心、幸福。
當前，在國內新型城鎮化的行程中，「智慧城市」是一個很熱的概念。究其本質而言，「智慧城市」內涵與「可持續發展」在不斷采用先進生產力的理念方面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首先，從城市健康發展的動力而言，「智慧城市」中無論是智慧產業、智慧交通等，都是希望透過充分借助知識、智慧和資訊，提高環境資源的使用效益來創造更多的「綠色財富」，從而達到少用能源資源、少犧牲環境的目的。這與以往單純投入資源、罔顧生態環境的發展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體現了「可持續發展」中人與自然相和諧的理念。其次，「智慧城市」內涵中強調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也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相一致。「智慧城市」建設中提出要消除「資訊孤島」和「數碼鴻溝」，實際上就是要從資訊共享的角度，提供一個全社會共有的資訊平台基礎，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共享資訊時代的發展成果，在平等的起跑線上開展競爭。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城市」完全可以為中國的新型城鎮化註入強勁動力。如果我們透過城鎮化既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又減少了對自然的幹擾，同時還能夠使大家公平地享受，這不就是可持續發展嗎？
大道至簡
世間萬象，盡管看上去紛繁龐雜、千變萬化，但如果深入其最本質的東西，道理其實是非常簡單樸素的，即謂「大道至簡」。從事「可持續發展」這項研究30多年來，我逐漸體會到「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其實並不復雜，概括起來就是「人口、資源、環境、發展」四個要素四位一體的相互協調和系統最佳化，如果把它們之間的協調和最佳化搞好了，「可持續發展」肯定就沒有問題。
總的來看，這四個要素之間的協調和最佳化包括兩大關系，也就是「可持續發展」需要處理好的兩大主線。
首先，人和自然的和諧。我常說，我們喝的水、呼吸的空氣、吃的糧食，都是向大自然的索取，大自然都給我們記著賬呢。有索取就得有回饋，兩者要取得平衡，這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諧。否則就像恩格斯所說，人類遲早會遭到自然界的報復。
其次，人和人的和諧。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要基於公平正義、寬容互助、共建共享，如果沒有這一條，「可持續發展」同樣實作不了。人和人的和諧包括三層含義：一是代際和諧，不能「吃子孫飯、斷子孫路」；二是區際和諧，國內不同區域要均衡發展；三是國際和諧，人類共存於一個地球村，各國對這個共同生活的家園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誰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就「和諧」這一點而言，「以和為貴」的人文精神是「可持續發展」的靈魂導向。因此，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在「可持續發展」中的時代意義正日益凸顯。實際上，早在30多年前參與聯合國「我們共同的未來」議題時，我們的觀點中就已經融入了「天人合一」「中庸」等中華「和文化」的優秀思想並獲得國際上的認可。我們現在談可持續發展也好、新型城鎮化建設也好，都離不開「和諧」這一文化精神的感召。以智慧城市為例，資訊化技術和平台只能是實作發展的手段和工具，和諧、共享的人文精神才是其「智慧」內涵之所在。達到城市資訊化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實作公平、正義、社會和諧，這就是人文精神對智慧城市的指引。缺少了人文精神的城市，談不上有真正的智慧，也不可能真正實作可持續發展。
當前，中國的有識之士提出了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這個大題目，我非常贊成，文化也需要「可持續發展」。一方面，我們要傳承好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在此基礎上結合時代的需求傳承發揚、推陳出新；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重視不同文化間的對話和融合，美美與共，共同繁榮，這樣才能提升民族文化和人類文化共同的生命力。
計利當計天下利
於我個人而言，多年來能一直參與「可持續發展」這項事業，感到很慶幸。我受孔夫子「學以致用」的影響比較深。小時候家裏窮，念書對我來說是件奢侈的事，當時就想，我這輩子到世上不能白來一趟，一定要做成點事，當然最初的想法還只是停留在「成名成家」上。後來，隨著我理解的加深，認識到「學以致用」不能只為求個體之名利，而是要利己利人、達己達人，盡平生所學對國家、社會、大眾作出一些貢獻，即謂「計利當計天下利」。我之所以選擇「可持續發展」作為事業方向，也是認為在這方面更能為推進社會進步盡點力。
我給學生上課，第一堂課一定不講知識、不講技術，講做人。對於做人，我的理解也就六個字：頭兩個字是「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真理。敬畏之心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至於出格。接下來的兩個字是「感恩」，感恩「天地君親師」，這些都是扶助我們成長最基本的條件。「天地」指自然，「君」可以理解為令我們得以安身立命、賦予我們文化內涵的國家、民族；「親」包括親人，也包括更廣泛的朋友；「師」指所有對我們有過幫助教益的人，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最後兩個字就是「寬容」，寬容是一種修養，也是讓自己時常感到幸福的一個重要條件，寬容一步，海闊天空。如果能夠將敬畏、感恩和寬容融入「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觀念和文化裏，從而以此來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相信對於祖國、對於人類、對於「我們共同的未來」，將會非常有意義。而這，也是我的期許。
（作者時任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 潘飛/整理）
憑著航天精神，圓了中國人的航天夢
戚發軔
航天產業對於一個國家非常重要。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錢學森同誌說過，航天技術被世人普遍認為是20世紀現代科學最重大的成就和發展最快的學科之一，是當代科學技術與基礎工業最新成就的高度結合，是一個國家科技水平糊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胡錦濤同誌曾在神舟六號飛船發射慶功會上講過一句話，他說：「無垠的太空是全人類的財富，探索太空是全人類的追求。」中國人有權利利用這個資源，中國人也有義務去探索這個空間。美國前總統小布殊也在2004年講過，在新世紀，誰能夠有效地運用太空資源，誰就能夠獲得更多的財富和安全。
先把「地球上的事」辦好
1970年，蘇聯、美國處於冷戰時期，爭相搞載人航天工程。1971年4月，中國也將載人工程的研發提上了日程，稱作714工程。但當時載人航天技術久攻不下，大家也有爭論——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國家到底該不該花這麽多錢去作這項研究？最後，周總理說，以現在的情況，我們不跟他們搞這個比賽，而要先把地球上的事辦好。他的意思是，讓我們先做好民用衛星技術的研究，讓老百姓受益，再去研發載人航天工程。這是個重大的決策。所以，1975年，載人航天工程暫時下馬。但此前所做的工作也為日後正式開展載人航天工程積累了經驗。
總理下達指示後，我們便集中精力研發通訊衛星、氣象衛星、返回式衛星，等等。現在看來，這個決定是非常正確的。舉例來說，1984年之前，中國沒有通訊衛星，中央電視台的節目是依靠微波中轉傳送的，每隔50公裏建一個中繼站，成本非常高，而且覆蓋面積小，訊號也不好。當時不是全國各地都能收到電視節目，電視機幾乎賣不出去。1975年實施331衛星通訊工程，研制了「東方紅二號」通訊衛星、「長征三號」運載火箭，在西昌建了一個發射場，在北京和新疆建了通訊地面站和包括「遠望號」測量船在內的測控系統。1984年4月8日，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三號」運載火箭將「東方紅二號」衛星送入了距離地球赤道上空3.6萬公裏的地球靜止軌域，定點於東經125°。從此，全國各地都能收到電視訊號，接收訊號的天線一下子如同雨後春筍般到處架設起來，電視機變得供不應求。1984年的國慶大閱兵，全國老百姓都能從電視機裏看到即時直播。
通訊衛星的研發工程是1975年由毛主席親自批示的，投資了十個億。如今，中國已經先後發射了「東方紅二號」「東方紅三號」「東方紅四號」衛星，「東方紅五號」正在研制中。並且，中國自主研發的通訊衛星已經出口到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巴基斯坦等南非、南美和亞洲國家。
為把中國的測控能力覆蓋到全球，保證中國的航天器和航天員在地球任何地方都能和指揮中心保持即時聯系，中國又研發了中繼衛星來解決這個問題。目前，中國已經發射了「天鏈一號01」星、「天鏈一號02」星、「天鏈一號03」星共三顆中繼衛星，建立起第一代中繼衛星系統。訊號可經中繼衛星即時轉至地面，大大提高了資訊傳輸的效率。這樣中國的航天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和家裏通話，對地觀測衛星的資訊隨時都可以即時傳到國內。
除了資訊傳輸，衛星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功能是資訊獲取。透過設計軌域，令衛星定期到指定位置獲取資訊便是其中一項內容。這項功能套用比較典型的是氣象衛星。每晚中央電視台的天氣預報上播放的雲圖就是我們自己的衛星——「風雲二號」靜止軌域氣象衛星拍攝下來的。還有「風雲三號」極地軌域氣象衛星，負責在一定時間內獲取全球的氣象資料和雲圖。中國曾宣布，所獲取的氣象資料無償地提供給世界各國使用，因此，世界氣象衛星組織的主席曾由中國人擔任。
衛星第三項重要功能是資訊釋出，即導航定位。要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需求，必須依靠全球導航定位系統。目前，美國、俄羅斯已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全球導航系統，歐洲很多國家也在建立自己的全球導航系統，中國一直是使用美國的GPS系統，但建立起獨立的自主可控的系統是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不是發射一兩顆衛星就行了，這個系統起碼得發射二三十顆衛星之後才能建成。
中國科學家陳芳允提出，在靜止軌域的兩個不同位置分別放上一顆衛星，再加上地面站，可以形成一個區域性導航系統。目前，這個系統已經建成，稱作「北鬥一號」。中國在建的自主可控的全球導航定位系統「北鬥二號」，到目前已發射14顆衛星，擬到2020年之前共發射30多顆。屆時，中國對於車、船、飛機、導彈、巡航彈等活動目標均可實作導航定位。
迄今為止，中國已發射衛星200多顆，仍在工作的有近100顆。當前太空中工作著的衛星有將近1000顆，其中美國占了490多顆，歐洲和俄羅斯分別為100多顆。從數量上講，中國很快就會超過100顆，但是與美國等先進國家相比還是少。但從每年的發射數量上講，俄羅斯占第一位，美國和中國不是並列第二，就是中國第二、美國第三。我相信，不久中國在軌衛星的數量將超過它們。俄羅斯確實發射了很多，但也掉下來不少，近三年失敗過八次，而這種情況在中國近年來是沒有過的。
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自己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比如，衛星照相的分辨率，其他國家可以精確到零點幾米，中國還只是一米；世界上壽命最長的衛星是15—18年，中國的衛星壽命最長的則是十三四年。
中國人要上天，而且要快
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1986年，王大珩、陳芳允、王淦昌、楊家坪四位科學家揮筆上書，將「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中國高技術」的建議呈報中共中央。鄧小平同誌立即批示：此事宜速決斷，不可拖延。隨即組織數百名科學家進行反復論證。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中國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迅速在全國得以開展實施。由於上述事件均發生在1986年3月，所以該綱要又稱作「863計劃」。
「863計劃」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專家組經過五年的論證，得出結論：第一，中國人一定要上天，而且要快，否則跟不上世界發展形勢；第二，中國人載人航天要用飛船，而不是太空穿梭機；第三，要想搞飛船，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準備工作。
用飛船而不用太空穿梭機，這是專家組經過嚴謹論證之後得出的結論。雖然太空穿梭機是世界頂尖水平科學技術的整合，但不適合中國國情。太空穿梭機技術難度大，比大飛機復雜得多，而中國的大飛機至今仍在研發當中。此外，太空穿梭機的一個特點是上天之後可以再回來，雖可以重復使用，但穿越大氣層時，2000℃的高溫會將機身表面的幾萬片防熱瓦燒毀，再次發射的時候需要全部更換，造價太高。並且，太空穿梭機沒有救生系統，萬一出現故障，會直接威脅航天員的生命安全。美國「挑戰者」號與「哥倫比亞」號太空穿梭機的失事曾造成共14名航天員遇難，這個教訓是非常慘痛的。美國自己承認采用太空穿梭機是一個錯誤的決策，現已令太空穿梭機退役。
經過充分的準備工作，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馬。計劃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載人飛船階段，要求研發飛船載人上天，執行一段時間之後安全返航。也就在這個時候，我被任命為載人飛船總設計師，負責總體工作。
我在俄羅斯觀看過「聯盟」號飛船的發射過程，三個航天員上天前總設計師要簽字表示一切準備就緒，可以發射。載人航天是人命關天的事，我的壓力可想而知。但是，這是國家交付的任務，我自然義不容辭。
要實作載人航天，首先得研發出無人飛船。中央給我們的任務是「爭八保九」，即爭取在1998年首次發射無人飛船，確保在1999年首次發射。1998年11月，江澤民主席、李鵬委員長、朱镕基總理參觀載人飛船初樣產品以後提出：能否在1999年國慶的時候發射成功？要知道，這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實作的。時間緊不說，按航天產品的研制程式，初樣只能用於地面試驗，初樣試驗之後，要重新投產正樣產品才能上天。然而，我們的任務是「爭八保九」，1999年又是國家大慶之年，澳門也要回歸了。為此，我們發動群眾集思廣益，提出一個大膽的方案，就是用初樣產品改裝成一個最小配置、保證能回到中國腹地的試驗飛船方案，來落實中央領導的要求。經中央批準，在工程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經過大家的不懈努力，「神舟一號」最終按預期時間發射成功，返回落點離預定地點不超過十公裏。
我對「神一」懷有特殊的感情。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飛船工程立項時，中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初期，社會上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我們這些搞軍工科研的人，在當時既不「光彩」，也不「實惠」，所以院裏好多年輕人或下海，或出國，或到了外企，研發隊伍就是由我們這些五六十歲的人和一些留下來的年輕人組成的。有人產生了懷疑：「這樣的隊伍能搞飛船嗎？」然而，「神舟一號」的成功發射，證明我們這個隊伍是能勝任的，我們經受住了質疑和考驗。因而，「神一」的成功對我來說，非常值得紀念。「神十」發射前，我還專程去了一趟「神一」的落點，以作懷念。
後來發射「神舟五號」的時候，有人問我為什麽不緊張，我說，我最緊張的時候是發射「神舟一號」，因為那是第一次上天，冒著一定的風險。而「神五」雖然是載人飛船，但是此前我們已經成功發射了四次無人飛船，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應該說還是很有把握的。
我們的航天員要穿自己的航天服
載人航天工程的第二步是空間實驗室階段，為建立空間站做技術準備。這一階段必須突破四大技術關鍵。
一是出艙。搞載人航天，航天員不僅僅是跟隨飛船發射出去並安全返回那麽簡單，他們自己還要做很多工作。除了日常的監控、做試驗之外，假如飛船、空間站出現故障，航天員甚至需要到艙外進行修理工作。「神七」執行過程中，航天員就曾出艙把一個部件卸下來拿回艙裏，這是中國航天員首次在太空中出艙作業。這項工作看似簡單，卻不知讓科研人員付出了多少心血。其中，關鍵技術是研制艙外航天服。為了保證航天員在天上生活得比較舒適，艙內運用了先進技術進行減震降噪，並且嚴格控制溫度、濕度。若要出艙，艙外航天服須代替飛船，為航天員提供保溫、供氧等功能。航天服研制技術的成熟與否，直接關系到能否保障航天員的生命安全，因此必須做到萬無一失。研發「神七」時，中國已與航天服研制技術較為成熟的俄羅斯簽訂了協定，擬透過購買他們的艙外航天服進行解決。但我們覺得，艙外航天服作為關鍵技術，若不自主研發，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我們將意見反映到上級領導機關，領導同誌經過慎重考慮，作出決定：我們的航天員要穿自己的航天服出艙活動。經過嚴密組織，各單位的大力協作，我們終於研制出了自己的艙外航天服。因與俄羅斯簽訂有協定，我們不能違約，所以，「神七」發射時，翟誌剛是穿了中國自己研制的航天服出艙的，而劉伯明是穿了俄羅斯的航天服，沒有出艙，但也算給了俄羅斯一個交代。
二是交會對接。這是規模最大、最復雜的工作，風險也比較大。所以當時的計劃是做兩次無人交會對接，一次有人交會對接。由於技術準備充分，嚴密組織，透過對「神八」「神九」兩次飛行就圓滿完成了任務。所以，到「神十」發射時，除了再次驗證，又增加了多項科學試驗專案和工程試驗專案，如中德合作的空間生物的科學試驗和飛船繞飛的工程試驗。
三是補加技術。航天員長期在太空工作，要保證提供水、氧氣、推進劑、各種維修器材和相應的工具。神舟飛船僅僅用於載人，它的承載能力是三位航天員和300公斤的物品。而相對航天員長期工作、生活的需要來說，300公斤遠遠不夠。因此，必須研發承載能力有5噸左右的貨運飛船，還要研發相應的運載火箭把貨運飛船送上天。日前研制工作正在順利進行。
四是再生式生命保證技術。每送入太空一公斤物品，就要耗費幾萬美金，十分昂貴，即便以後我們有了貨運飛船，長期運送也不經濟。所以，要利用再生技術，實作太空中水和空氣的迴圈利用，以滿足航天員工作、生活的需求。再生水技術是將航天員用過的水以及排泄物等收集起來，凈化之後重新利用，這種技術並不太難；關鍵在於另外一種技術，即將用過的水經過水氣分離，電解出氧氣。雖然為了解決航天員的蛋白供應問題，在空間站培養的藻類等生物在生長過程中也會析出氧氣，但量太少，遠遠達不到航天員的需要，所以，我們必須掌握水氣分離技術。
等到將這四項關鍵技術全部突破，並研發出載重為25噸的大型運載火箭之後，我們才真正具備了在太空建立空間站的條件。根據中國目前的需要來看，空間站的總重不超過100噸，其中包括一個20噸左右的核心艙。兩個20噸左右的實驗艙，一個將近10噸的載人飛船以及一個13噸左右的貨運飛船。日後再有需要，可以再擴充套件。中國的空間站預計在2020年建成，「天宮二號」就是在做這方面的準備。目前，核心艙已經初具規模。
中國人還是應該到月球上去
載人航天工程的第三步完成之後是登月工程。目前，無論學術界還是老百姓，都在熱議中國人要不要去月球。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發表聲明，稱美國不再登月，而要到諸如火星和小行星上去。因此有人提出：美國都不去了，我們為什麽還要去？我是登月工程的積極分子：正因為我們沒去過，才更要去。我現在正在論證，也給中央寫信，希望得到支持。無論是否會立項，關鍵技術的攻關是應該開始的。因為這是要花費大量時間的。比如，「東風五號」目前使用的大型火箭發動機是20年前「863計劃」立項時就開始做的，用了20年才做到套用。登月工程的關鍵技術若現在還不啟動，就來不及了。登月之前，先要探月。
中國的探月工程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繞月飛行。這項工作，已經由「嫦娥一號」「嫦娥二號」完成。「嫦娥一號」在距離月球表面200公裏的高度繞月飛行，將整個月球表面的情況反饋回地面，最後降落到月球上。此前，月球上已經有美國國旗、印度國徽分別代表各自的國家，由此，「嫦娥一號」成為月球上代表中國的標誌性物體。「嫦娥二號」在距離月球表面100公裏的高度繞月飛行，並瞬間到達距離月球表面幾十公裏的高度，確定了下一步落到月球上進行探測工作的平坦區域。在做試驗並拍攝小行星的照片之後，「嫦娥二號」執行在距離地球6000萬公裏左右的軌域上，為中國探測火星做準備。
第二步是落到月球進行探測。我們設計了一個月球車，計劃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降落到月球預先選定的區域進行探測，然後將數據反饋回來。
第三步是要到月球上取幾公斤石頭和土壤回來。與美國不同的是，我們要在月球表面挖掘到一定深度，取樣並返回地球。這項任務也得在2020年之前完成。
任何時候都要發揚航天精神
目前，中國已經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航天大國，有進入太空的能力，有利用太空的能力，也有控制太空的能力。這些成績的背後，離不開中央的關懷和正確決策，也離不開千千萬萬科研人員所凝聚起來的航天精神。
中央曾提出「兩彈一星」精神，即「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登攀」。但中國航天工程立項時，也就是研發「神一」的時候，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在當時的條件下，必須拿出一種特別的精神來做。這就是中央總結提出的載人航天精神，叫「四個特別」，即「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
飛船的隊伍一直都是貫徹實作航天精神的典範，卻因此得到了一個「不好」的名聲——總是加班。我們經常調侃自己是「星期六肯定加班，星期天加不加班不肯定」。
在與德國人交流時，對方問我：「戚先生，你們真有本事，一年發射兩個飛船！有什麽好辦法，能不能給我介紹一下？」
我說：「第一，我不能講；第二，講了你們也做不到。」
他說：「我們德國人不比你們中國人差，怎麽你們中國人能做到，我們做不到？」
我說：「我去過德國，一周裏，星期一、星期五不做重要的工作，重要工作都放在中間的幾天做。中國人是白天幹活，晚上幹活。星期六、星期天、過節都幹活。」
他說：「那違反【勞動法】。」
我說：「我們憑什麽能趕上你，就是憑著這個精神。」
他聽後，更加佩服中國人。
這個精神，是我們中國航天人在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特殊需要的時候所具有的特別精神。比如，「神五」發射之前正是「非典」肆虐的時候，我們上百人的隊伍絕對不能有一個受到感染。因此，連續幾個月，我們全在招待所住著，沒有一個人回家。這需要一種特別的精神。
「神五」發射成功後，胡錦濤同誌特地給我們寫了一封信，信中將航天精神概括為五句話：
「熱愛祖國，為國爭光的堅定信念；勇於攀登，敢於超越的進取意識；科學求實，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同舟共濟，團結協作的大局觀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獻的崇高品質。」
我深刻體會到，這五句話概括中國航天人在正常情況下所堅守的航天精神，再恰當不過了。
（作者時任神舟飛船總設計師 於洋/整理）
父親開火車，我造火車——「書生部長」傅誌寰的鐵路記憶
傅誌寰
傅誌寰，鐵路專家，1998年至2003年任鐵道部部長，鐵路大提速的主要推動者和決策者之一。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主持設計、試制了韶山一型至韶山四型電力機車以及中國第一列電動車組；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鐵道部工作期間，組織開發了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電力機車、內燃機車、貨車等20余種產品，形成國產品牌系列，適應了貨運多載客車提速的需要；在鐵道部擔任領導期間全力推動鐵路提速，遵循開發高速重在安全技術的科學理念，並且組織籌劃青藏鐵路早期建設工作，為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距離最長的高原鐵路作出了貢獻。1999年在他的領導下，開工建設了中國第一條時速200—300公裏的秦皇島至沈陽客運專線，組成高速鐵路，研制了高速電動車組，三年後在這條鐵路上創造了321.5公裏/小時的當時中國鐵路第一速。
2003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俄羅斯交通科學院院士、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從2003年3月，到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任主任委員，五年裏組織審議和起草了30多部法律，開展了經濟監督工作；2009年被選為中國節能協會理事長，組織開展調查研究宣傳培訓、咨詢服務、節能技術開發及推廣活動。幾年來他致力於從事構建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研究，取得了多項成果。
「我是聽著火車汽笛聲長大的」
主持人：在2003年的時候，您離開了鐵路工作。我很想知道您現在看到火車、看到鐵路，是不是還會有不太一樣的感情？
傅誌寰：我出生於鐵路世家，從小就在鐵路邊上長大的，也可以說是聽汽笛聲長大的。後來我在鐵路工作了42年。如果從小時候算起，我跟鐵路打交道已經有六十幾年了，所以我對鐵路的情結非常深，可以說是難以割舍的。
主持人：當您在鐵路邊上長大、在鐵路邊玩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今後這麽長時間的人生都會跟鐵路有關聯？
傅誌寰：小時候沒有想到，就是有興趣、就是玩。我出生在哈爾濱，父親是火車司機，家裏生活條件也是比較差的。那時候也沒什麽幼稚園，經常跟鄰居的小朋友跑到火車站去，在空車廂裏邊跑來跑去、跑上跑下玩。沒什麽事幹了，就撿個釘子放在鋼軌上，火車一過去壓扁了，自己再修理修理，就做成了一把小刀，很有趣。
主持人：當時更多是把火車看作自己生活的一部份，伴隨著自己成長的一種存在，那麽在您的印象裏，那時候的火車是什麽樣的？
傅誌寰：那個時候的火車就是蒸汽機車，車廂裏非常簡陋。我們家就在鐵路邊上，一天到晚都能聽見「撲哧、撲哧」的蒸汽聲，雖然是雜訊，但我已經習慣了，如果聽不到反而睡不踏實。
「坐著火車去蘇聯學造火車」
1955年高中畢業後，傅誌寰被選送到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習俄語，一年後去了蘇聯，在莫斯科鐵道學院鐵路電氣化系學習，從此和電力機車結下了不解之緣。留學是年輕人的夢想，1957年對傅誌寰來說是難忘的一年。毛澤東在莫斯科接見了中國留學生，他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領袖的殷切期望激勵了他的一生，傅誌寰深知自己肩負的責任，努力克服語言方面的困難，起早貪黑地苦讀。到了二年級各門功課全優，三年級時他的照片上了系裏的光榮榜。
主持人：看得出來您對鐵路對於火車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參加高考的時候才會報考唐山鐵道學院蒸汽機車制造專業。
傅誌寰：對。我有個誌向，不想離開鐵路，而且要超過自己的父親。他是開火車的，我應該是造火車的，所以1955年我在高中畢業的時候報考了唐山鐵道學院，專業就是蒸汽機車制造。但沒去成，因為此時要選拔一批人當留蘇預備生，我的成績比較好，而且年紀小，經過體檢、政審，就被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今北京外語大學外語學院）錄取了，學校就在魏公村，學了一年。
主持人：這一年的學習結束之後，您就坐著火車去蘇聯學造火車？
傅誌寰：那時候飛機很少，幾乎沒有別的選擇，所有的留學生不管學什麽專業，都是坐火車去的，而且是專列，一個專列有1000多人。這對我來說比較特殊，因為我是學鐵路的。在滿洲裏要換乘蘇聯的火車，它跟我們的不大一樣，是由內燃機車和電力機車牽引的。當時在國內還沒有，所以火車頭對我來說很新鮮。那時火車到站一般都停十幾分鐘，只要一停，我就跑到前邊去，看看未來要學習制造的電力機車。去蘇聯一路共花費了七天時間，其中在蘇聯境內有五天，大家都感到很枯燥，唯獨我感到非常有意思。不管是蒸汽機車還是內燃機車、電力機車，我都非常有興趣。
主持人：所以您能夠去蘇聯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專業，心裏是不是覺得很幸福？
傅誌寰：當然了，像我們家庭是比較困難的，解放以後升大學還是有可能的，因為我成績也還不錯，可以拿到獎學金，但是從來沒想到要到蘇聯去學習。當時社會上流傳的說法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是非常深入人心的，特別是年輕人，都特別向往到蘇聯去看一看，更甭提到蘇聯去學習了。
主持人：到了蘇聯遇到了哪些困難，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傅誌寰：頭一年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雖然在北京學了一年俄語，但是這點兒基礎知識對於上大學來講是遠遠不夠用的。開始聽課的時候基本聽不懂，更沒法做筆記，只能下課以後借蘇聯同學的筆記看。
主持人：這樣的感受應該是挺難過的，一方面是自己求知若渴的心情，另外一方面只能看見老師的嘴唇在上下地張合，但是又不知道他在說什麽。好在這一年過後您還是成了一名非常優秀的學生。
傅誌寰：應該說成績還可以吧。我們中國同學非常非常用功，到蘇聯學習很不容易。那個時候我們每個月的助學金是500盧布，500盧布是個什麽含義？就相當於五六個、六七個工人的薪金，也就是說可以養活五六個家庭。我們都知道這筆錢對國家來講是來之不易的，所以大家都有一種緊迫感，既然來了一定要好好學習，學成了以後要報效國家。
主持人：那麽當時您到了蘇聯除了學習之外，在觀念上、在社會生活上，受到的最大的沖擊是什麽？
傅誌寰：我們的中國同學當然包括我在內，所有的時間幾乎都用在學習上面了。頭一年語言沒有過關，要補筆記、做作業，是非常辛苦的，我記得不到晚上一兩點鐘我們是不能上床的。開始的時候，考試成績非常不好，所以拼命在學，就沒有業余時間了。到了二年級稍微好一點，真正語言過關了是在三年級。一共大學上了五年，前兩年非常吃力，後三年基礎打得是相當好的，自由度比較大了。那時候蘇聯同學的業余活動是比較豐富的，但是我們中國人沒有這個精力，他們對我們也不大理解，還給我們起外號，叫「麪包幹」。聽著很難聽，但我們覺得「麪包幹」就「麪包幹」吧，成績好一點，知識多掌握一點，回去以後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課余之外偶爾還有人跳跳舞，這個不是我的強項。因為我是哈爾濱人，冬天假期的時候滑冰呀、滑雪呀，這是我的愛好，但是一旦開學了以後我都是全力以赴搞學習。
「田心是中國電力機車的搖籃，也是我最留戀的地方」
1961年，傅誌寰畢業回國。為了報答國家的培養，他在誌願書中寫道：「堅決服從祖國分配，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於是，他被分到了位於湖南省的鐵道部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並不在株洲市區，而在位於五公裏外一個叫田心的小鎮上。該所成立不過兩年，老技術人員只有幾名，其余為幾個新來的大學畢業生，辦公室也是借的。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處於困難時期，人們連肚子都吃不飽。然而，這些困難卻沒有影響滿懷抱負的傅誌寰的工作熱情。
主持人：您在畢業回國分配誌願書上說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這句話可能在現在的人聽來更像是一句口號，在當時您寫下這樣的話是什麽樣的心情？
傅誌寰：不光是我一個人，我們絕大多數都是這麽寫的，這是發自內心的，不是什麽口號。如果說沒有國家的培養，我們不可能留學，如果國家不給我們錢，我們也沒有這麽多精力全心全意把功課學好。我們不但是屬於父母、屬於家庭的，更是屬於國家的，在這個時候不能和組織講價錢。我們一同學習鐵路電氣化專業的五個人，分到北京的有三個，還有一個分到了鞍山，而我分到了株洲。株洲當時的條件是比較艱苦的，我被分到鐵道部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這個所是1959年成立的，我是1961年畢業，所以我到這裏的時候，它基本上剛剛組建，條件很差。辦公室是借別人的，一個屋子裏大概有20張辦公桌，只有一部電話，還是由接線員接。電話的通話質素很差，聲音要非常響才能讓對方聽到，一個人打電話，旁邊都跟著聽。像什麽實驗室也都沒開始建。我在蘇聯買了很多很多書，因為當時電力專業剛剛起來，我覺得在國內可能找不到資料。大連那時候沒有汽車，我就托運過來，和另外一個同事拉了一個板車，大概走了五公裏，到火車站把書箱子拉回宿舍。
我這個人是愛火車的，非常熱愛我的專業，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是我們國家比較早的制造電力車的地方，全國就這一家。既然我是學這個專業的，就沒有打算離開，盡管當時條件比較艱苦，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還為填飽肚子發愁。我們很多宿舍都偷偷摸摸搞電爐子，買點蘿蔔、買點醬，但油是定量供應的，買不著，糧食則根本沒有。餓極了只能煮點蘿蔔吃。
主持人：生活條件很艱苦，科研條件更艱苦。您在株洲的這23年間，其實取得了非常大的科研成果，田心那樣一個小地方卻成了中國電力機車的搖籃。
傅誌寰：是的，應該是在1958年末、1959年初，出了第一台電力機車，後來又出了第二台。然而這兩台車是不能用的，是「大躍進」時期為了趕時間，按照蘇聯的圖紙造出來的。我趕上了第三台電力機車的制造過程。開始還有蘇聯專家，後來因為中蘇關系比較緊張，蘇聯專家撤走了，把圖紙也拿走了，怎麽辦呢？我們當時想：你們撕毀合約是你們不遵守信義，你走了那我沒辦法，但是你走了不等於我們幹不出來！我們一方面憤怒，一方面自己幹，大家都說要「憤發圖強」，是「憤怒」的「憤」，不是「奮鬥」的「奮」。我們這群人，原來的老工程師沒搞過電力機車；當時有上海交大的一批畢業生，實際上也沒有接觸過電力機車，就在書本上學了一點；我比他們稍微強一點，實習過，看過電力機車是怎麽造的，當然也是皮毛，開過電力機車。所以那時候就搞了很多很多實驗，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也沒有什麽禮拜天，就是一門心思要把這個技術掌握住，一定要讓機車過了關，一定要實作批次生產。所以那個時候勁頭非常足。就這麽著，跟他們在一起幹了很多年，電力設施從無到有，我們自己的電力機車過了關，投入了批次生產。
傅誌寰在株洲工作23年，最能表達這段時期感受的是他在多年後與老同誌聚會時的講話，他說：我們是從困難中走過來的，然而我們卻非常自豪。雖然我們付出了很多，但是無怨無悔，尤其感到驕傲的是為中國鐵路電氣化事業作出了貢獻，我們想想看，天上飛的是外國造的空客、波音飛機，地上跑的是奧迪、桑塔納等國外品牌的汽車，但是在我們的鐵道線上奔馳的是中華牌，是用我們的心血創造出來的新型機車。我們的付出得到了很大的回報，這個回報不是對個人的，而是對祖國的。他又說：田心雖然是個小地方，但它卻是中國電力機車的搖籃，也是我奉獻青春年華的地方。這裏有我同甘共苦的朋友，是我最留戀的土地。
「再不提速，火車就沒人坐了」
1981年，傅誌寰去德國進修。一年裏，他親身體驗到了時速200公裏火車的競爭威力，德國發達的工業、優美的環境以及德國人對工作的認真態度。德國鐵路為增強競爭能力，不斷提高列車速度，這也開拓了他的思路。他說，當時印象最深的是人家的列車像風一樣呼嘯而過，而我們的火車一路都是「咣當、咣當」的聲音。德國之行讓他眼界大開，同時也讓傅誌寰產生了一個想法：中國的鐵路也應該達到這個速度。
主持人：一開始您是留蘇的，在蘇聯學習到了很多先進技術。1981年到1982年期間，您又去德國進修了。這時候您還是在株洲工作的，這一次進修的感受跟當時去蘇聯又不太一樣了吧？
傅誌寰：因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這段時間我是「走資派」，挨批鬥之後到車間勞動。平反後，我當了研究所的生產組組長，管科研。我認為自己當時還是很努力的，過去損失了很多時間，我要把時間趕回來，也搞了一些新產品，覺得自己還不錯。然而到了德國以後才發現，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的，受到非常大的震動。
主持人：當時我們主要的差距在哪？
傅誌寰：我們與世隔絕十幾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麽樣，認為自己還不錯，閉門造車。等我到了德國以後發現，當時客車最高時速已經到達了200公裏。德國高速公路很發達，我有一次坐著火車從波溫到法蘭克福，旁邊就是高速公路，等於是我坐的火車和高速公路上的汽車在競賽，看誰跑得快。所以我感到非常震撼，這十年，世界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落後了。
主持人：我們落後除了在速度上還有什麽？
傅誌寰：我們在技術上也落後了。我們還是用傳統的技術，他們已經在用交流傳動技術，技術上已經更新換代了。所以我回來之後組織了一個班子，研究交流傳動技術。
主持人：剛才您也談到了我們的電力機車是從無到有的，您從德國回來之後，再次開始了一種拼搏的狀態。
傅誌寰：我進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是在1961年，到德國去是1981年，已經20年了，這20年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去那工作的時候只有七十幾個人，等我從德國學習回來，已經七八百人了，壯大得很快。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來了一批新的大學畢業生。另外在實驗手段上，我們上了很多實驗室、可以做實驗的工廠，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工廠裏把它試制出來，特別是一些零部件。
主持人：可以看得出來，說起在株洲這20多年的工作，您還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傅誌寰：我吃了很多苦，我們加了很多班，作了很大的犧牲，但是回報應該說是加倍的，不光是對個人成長的回報，更主要的是向祖國貢獻了新型的、大功率的、成熟的電力機車。
主持人：我們的鐵路事業這麽幾十年來的發展，其實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確確實實地看到的，因為鐵路在我們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中發揮著太大的作用了。1984年您調到了鐵道部工作，在整個任職期間，您總共主持了四次大提速。您覺得速度對於我們的鐵路來說意味著什麽？
傅誌寰：這個想法還是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形成的，當時對我沖擊最大的一個就是速度，另一個就是它的技術已經在升級換代了。回來以後，如果提速的話，作為一個電力機車研究所的副所長，我頂多是提提建議。但是我到了鐵道部以後，開始在科技局當總工，後來當了局長，這個時候我的平台很大，資源比以前要多得多。所以這時我做了一些調研，發現還是一定要提速。當時我們改革開放已經起步了，而公路率先走向市場，因此建設速度比較快，我們的汽車產業也跟著發展起來了，高速公路也已經開始修了。這個時候如果鐵路再不提速，我們還是像老牛破車一樣的，火車就沒人坐了。即便在德國，鐵路應該說已經很發達了，但在高速公路的沖擊下，雖然速度比較高、技術也比較先進，競爭能力也大大下降了，更何況是我們。所以我帶著這個想法，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向鐵道部黨組提出建議，一定要提速。
客車大面積提速是傅誌寰傾註心血的重點工作，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鐵路客車平均旅行時速只有48公裏，最高時速徘徊在80—100公裏，傅誌寰認為，如果再不提速很多人會不再乘坐火車了。鐵路提速是個系統工程，他參與領導了全路第一次大提速，此後又領導了三次大提速。除了提速，傅誌寰還不懈地推動高速鐵路建設，2002年秦皇島至沈陽的客運專線鋪軌成為中國高速鐵路實驗線，在這條鐵路上，創造了當時中國鐵路第一速。
主持人：在您的領導下，開工建設了中國第一條時速200—300公裏的秦皇島到沈陽客運專線高速鐵路，之後我們看到在這條鐵路上創造出了321.5公裏的當時中國鐵路第一速。這樣一個速度之前您有沒有想過？
傅誌寰：在鐵道部工作期間，我搞了四次大提速，但是這個提速受到很大的限制，時速只能提高到140—160公裏，少數區段能提高到200公裏。因為在既有的路線上，運輸非常忙，沒有時間改造。雖然，解決中國鐵路問題，不建新線是不可能的，不建新線我們也是沒有收入的，但是沒錢怎麽辦？只能是改造。新建一條高速鐵路恐怕要一個億到兩個億，但是提速改造花的錢比較少，只要100萬—200萬元就解決了。當時只有這個條件。我在任期間搞了一條實驗線，從秦皇島到沈陽420公裏左右，準備搞客運專線，醞釀時間相當長。1992年我們就開始對北京到上海這條鐵路進行前期工作，有時候搞些規劃、搞些設計，但是因為各種原因，沒有上報。後來有一個機會要建沈陽到秦皇島的鐵路，當時定的速度大概250公裏，經過幾年努力，基本建成了，同時研制了「中華之星」先鋒號，幾個動車組實驗速度達到了321公裏，應該說在當時這個速度是很高的。
世界屋脊上的鐵路
主持人：「速度」是一個關鍵詞，除了更快之外還有更高。我們看到，在2000年至2003年的時候，您組織了青藏鐵路的籌劃和早期的建設工作。在世界屋脊上來建鐵路，我們說它現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距離最長的一條鐵路，在建設過程中是特別艱苦的，從當時媒體的報道也可以看到，裏面有特別感人、特別可歌可泣的故事。那麽當時在建青藏鐵路的時候遇到最大的難題在哪裏？
傅誌寰：這條鐵路的建設很早就規劃了。青藏鐵路是從青海西寧到西藏的拉薩，前一段西寧到格爾木很早以前就建成了，這段海拔還不算高，格爾木也就是2800米。我們修這一段沒有經驗，很多鐵道兵戰士很勇敢，工作也非常積極，但是缺乏基本的知識，所以犧牲了不少人。如果再往上走，到4000米甚至5000米，最大的問題就是高原缺氧，後來又有新的問題，就是環境保護。還有一個是多年凍土。我在哈爾濱鐵路管理局當過局長，在大興安嶺有一段鐵路就是在凍土上面修的。夏天凍土融化，有很多水冒出來，鐵路就下沈；到冬天它就脹起來了，鼓起一個包。如果不加整治的話，鐵路是彎彎曲曲的，火車在上面沒法跑。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不要使凍土融化。從60年代起，我們就有一批科研人員圍繞這個問題開展攻關，我們在海拔4000多米有一個觀測站，叫風火山觀測站，他們一住就是30年，用他們辛勤的勞動攻克了這個難關。中國地圖上到處都有鐵路，唯獨西藏沒有，就是由於上面講的幾個難題沒有解決。後來我們綜合國力有所增強，也有錢了，而且西藏也有這個要求，要把鐵路修到那裏去。中央下了決心，就實作了開工建設。
主持人：這真的是一項非常偉大的工程。修鐵路遠遠不是我們看到地面上鋪一根鐵軌這麽簡單的事情，這背後有無數的鐵路人，從工程師到工人都為此付出了非常艱苦的努力，這才給了我們這麽大的便捷。
傅誌寰：青藏鐵路凝結了很多人的心血。我認識一個人，他是青藏鐵路中鐵設計師，叫李金成。他身體不大好，有時候突然腿腳就不聽使喚了，但是他的事業心非常強。因為青藏鐵路要越過唐古拉山，這是整條鐵路海拔最高的一點，在選線的時候有幾種方案可以比較，要盡量從最低的地方越過唐古拉山。為了選擇一條更好的方案，他便帶人去選線。附近30公裏開外是無人區，並且氣候多變，雖然是四五月份卻下著鵝毛大雪，稍微晚一點什麽都看不見了，只能打著手電。結果那天他突然病情發作，走不動了，同時因為高原缺氧，每個人都沒有力氣，他讓同伴先走，當然他的同伴是不幹的。有時他只能靠自己慢慢爬，結果一天一夜才到了公路邊，天亮的時候一輛汽車路過，把他送到了醫院，如果再晚幾個小時可能就有生命危險了。結果他就這樣選了一條新線，給國家節省了幾個億。像這樣的生動的事例還是很多的。
「立了軍令狀，扭虧不了就走人」
1998年，傅誌寰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那時鐵路一方面運能緊張，另一方面運輸經營多年虧損，管理體制僵化，市場競爭力不強，迫切需要確立新的發展思路。面對這樣的困境，傅誌寰立下了一張軍令狀，完成國務院的任務，三年扭虧，不然就下台。
主持人：因為您是工程師出身，做技術肯定沒有問題，但任職鐵道部長之後還要做很多決策上的工作，對您來說這其中最大的轉變、最大的挑戰是什麽？
傅誌寰：我當過七年副部長，管科技等，我的任務就是管好我這一攤。對於提速，我可以提建議、負責技術問題，至於有沒有錢的話就不是我的事了。但是當了部長以後完全就不一樣。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很多好的主意有的可以實作，有的就不能實作，部長就要搞好綜合協調。在某種程度上，一把手和副手完全是兩回事，壓力非常大。我是1998年任部長的，一上任，我就碰到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亞洲金融危機，原來我們是「鐵老大」，人家求我們買票呀、運貨呀，到了1998年我得去求別人——沒貨可運了。過去，人家到我這來，那個時候我要派人到工廠去，求他們給我點貨源，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1998年長江流域的大水，東北松花江、嫩江也發大水，我們很多路線都沖沒了，鋼軌擰成麻花，以前從沒有見過，那時候鐵路是非常困難的。當時我有一個任務，總理給我下的任務是三年扭虧，結果一下子遇到這兩個問題，所以我當時的壓力是非常大。我就千方百計想辦法，到第二年我們采取了很多措施，實行改革，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調動大家積極性，把指標分解下去，不久形勢好轉，三年扭虧任務最終僅用兩年完成。
主持人：您覺得讓鐵路扭虧是您在任部長期間遇到的最大的難題嗎？
傅誌寰：是難題之一，因為當時我們所有鐵路管理局長、黨委書記都來了，開大會，大家談。扭虧指標層層分解，你得把它背回去。當時很多人認為不可能，但黨組下決心了，一定要按照國務院領導要求辦。中央電視台記者來采訪我：如果說你實作不了諾言怎麽辦？我說，我帶領黨組成員集體辭職。如果鐵路管理局完不成，我給它亮紅牌。不行就走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我扭虧不了，也要走人。
主持人：那您當時說這話的時候心裏有底氣嗎？
傅誌寰：這是個決心，只能如此了，因為對未來的形勢我也不是那麽清楚，但決心是必須下的，豁出去了。透過媒體，大家都知道傅誌寰在那立了軍令狀，不行就下台。
「當一名稱職的主任委員」
從2003年3月，傅誌寰轉到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工作。在任主任委員的五年期間，他組織審議和起草了多部法律，開展了經濟監督工作。
主持人：在2003年的時候您轉到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工作，任主任委員。五年任期中，您似乎並沒有之前在鐵道部任期那麽受關註，但其實您也還是做了不少的事情。
傅誌寰：當時我也沒想到中央把我派到全國人大去工作，而且任財經委的主任委員，實際上我是不稱職的。我是一個電力工程師，作為一個工程師我是合格的，但是我的知識面比較窄，對計劃、對財政相當生疏。但既然把我放在這個崗位上，我還是要做好，於是開始拼命學習。
在我們那個委員會裏有很多專家，有人當過財政部部長，有人當過國家計委副主任，有人當過外貿部部長。我是一把手，在業務上我不如人家，但是起碼對有些問題，對形勢、對下一步決策要發表自己的意見，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所以要拼命學習。一是向書本學習，一是向我的副手學習，一是向年輕人學習。
主持人：我們看到在這五年的時間裏，您組織審議和起草了30多部法律，開展了經濟監督工作，雖然對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但您還是非常地投入。
傅誌寰：我在早上八九點以前肯定到，晚上6點才能離開辦公室。
「當好一名老誌願者」
1957年11月17日，正在蘇聯存取的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學接見了中國留學生，傅誌寰那時在莫斯科鐵道學院學習，他依然記得毛主席的話，「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這番話影響了傅誌寰的一生，雖然已經退休，但他依然希望能夠不斷發揮余熱，為黨和國家的事業作出自己的努力。
主持人：剛才您特別談到了，在不同的角色轉換中一直都沒有放棄學習，一直都在不斷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階段、不同的角色中，您的夢想都在發生著轉變。您說到小時候的夢想是「父親開火車我造火車」，要超過父親；後來任職鐵道部的時候您說是給了自己一個托夢的平台；到了人大財經委，您希望自己能夠當一個稱職的主任委員。那麽現在您的夢想是什麽？
傅誌寰：我現在的想法很簡單，當好一個老誌願者。我2008年就從全國人大財經委退下來了，徹底離開公職了，但總是閑不住。我在歐美同學會幫助做些工作，後來中國監理協會換屆，要找一個新的理事長，因為我在人大財經委工作的時候組織修訂過節能法，這樣就認識很多朋友，他們認為我還可以，就叫我去了。
主持人：我看到您有一本著作叫做【交通運輸節能問題研究】，一下子把您現在從事的行業跟您這幾十年以來從事的行業結合到了一起。這也是您到了節能協會之後進行的思考嗎？
傅誌寰：是的，對交通運輸來講，這幾年發展很快，特別是汽車，數量急速上升。而汽油、柴油等很多高級能源，我們國內生產量是不夠用的，要靠大量進口。我很關心這個問題，如果汽車發展多了、發展快了，需要的汽油多了，有可能影響我們國家的能源安全問題。那麽我想，把交通運輸和節能兩者結合起來，做些工作還是很有意思的，因此進行了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把我們任重道遠的節能工作搞得更好一點，也算是發揮余熱，給國家作更多貢獻吧。
（口述者曾任鐵道部部長 楊子楠/整理 稿件來源：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環球資訊廣播環球名人坊欄目）
我的夢想和船有關——開放圓了青島大造船夢
陳埥
每個人都有夢想，我的夢想和船有關。
1983年，我懷揣著上海交通大學船舶工程專業的畢業證書和為祖國造大船的美好願望，來到當時的青島北海船廠（現改制為青島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北船重工）。我有幸親身經歷並參與了中國船舶制造行業的改革開放，見證了青島大造船由夢想到現實的艱難歷程。
世紀之夢
一百多年前，青島船舶工業在青島灣畔悄然誕生。公元1898年10月，一位德國造船技師在萊陽路段建立了一個小型修船所，以修造小船艇為主，兼修各種車輛，這就是今日北船重工最早的前身。
然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青島還沒有在世界造船行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在國內造船行業中，青島的造船能力也處於低端水平——只能建造1萬噸以下、塢修2萬噸左右的船舶。
作為青島船舶工業的「龍頭」，北船重工以修船而聞名國內外，曾創下國內修船多項紀錄，但造船一直是「短板」，只能建造中小型船舶。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在沙灘上建造了5000噸油輪「大慶409」號後，於1984年1月設立了造船部，同年12月成立造船分廠。由於沒有船台和下水設施，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十幾年間，僅制造過1000—2000噸貨駁、400匹拖輪和小型漁輪等。直到1992年6月研制出船舶橫向翻轉下水滑道，暫時解決了船舶下水難題，建造的最大船舶為1萬噸級貨駁。
夢啟海西灣
進入21世紀，是屬於海洋的世紀，也是屬於船舶工業的世紀。造船業作為現代工業的集大成者，被稱為「綜合工業之冠」。隨著世界造船「重心西移」和大型船舶成為主流，國際船舶市場迅猛發展，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先後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快艇舶工業建設。作為國內造船業巨頭，我們北船重工的上級集團——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中船重工）把戰略目標釘選在青島海西灣，這與山東省和青島市加快建設海西灣造修船基地的構想正好吻合。
海西灣地處北緯36°線——「船舶工業帶」上，是膠州灣內的一個小海灣，其東、南、西三面受海西半島環抱，被國內權威專家公認為國內最好的大型造修船基地選址。這裏水深港闊，加之周圍優良的自然環境，恰好滿足了青島造船人「建大塢、造大船」的願望。
2001年7月13日晚，當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成功的喜訊傳來時，青島市民為成為協辦城市承辦奧帆賽而興奮不已。而此時此刻，我除了具有和國人同樣的振奮心情外，更感到了一份壓力、一份責任。因為這也意味著早被國際帆聯和青島市一致看好作為奧帆賽場館之地的北海船廠，將面臨著整體搬遷、提前搬遷的雙重困難。對此，我們從企業長遠發展出發，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地與青島市政府溝通，共同籌劃，最終確定了「成功舉辦奧帆賽，船舶工業大發展」的「雙贏」目標。正是有了這一共識，市政府給了公司合理的搬遷補償；正是有了這一共識，海西灣這塊得天獨厚的寶地被規劃為造修船基地，並給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優惠待遇。我公司從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僅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提前完成了企業的整體搬遷，滿足了奧運場館提前開工建設的需要。
自2003年起，「搬遷、建廠、經營生產」三條戰線同步推進。專門成立了海西灣分部，從全廠各部門抽調得力人員，加快推進工程建設、器材配套及生活設施和各項生產準備工作。早期建廠條件異常艱苦，工地辦公室就設在一輛報廢的舊班車上，建廠人員吃住在臨時搭起的板房裏，沒有節假日，潮漲潮落就是他們的作息表。他們指揮協調各施工單位，圍堰填海，建碼頭、築大塢、蓋廠房，將昔日的荒山灘塗變成了今日現代化的造修船基地。
在搬遷過程中，我們努力縮短停產或局部停產的時間，以保持市場的連續和隊伍的穩定。新廠修船工作在取得良好開局後，邊適應、邊改革、邊提高。造船分廠則走出去尋找開辟新的生產場地，透過合作、聯合等形式，「借窩下蛋」，維持分廠經營生產的運轉，保住客戶和市場。搬遷期間，整個企業經營生產沒有停頓，實作了平穩過渡。2003年完成工業總產值非但沒降，還比上年略有增長，實作利潤為年計劃的3.25倍。2004年又超額完成了集團公司下達的經濟考核指標，利潤比上年繼續增長。
2005年7月5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來公司視察時，在聽取我的匯報和參觀了即將投入試生產的30萬噸修船大塢後，欣然為基地題名，書寫了「海西灣造船基地」。7月26日，國家發改委正式批準專案建議書，專案總投資74億元，其中固定資產投資61億元。主要建設50萬噸、30萬噸造船塢各1座，建設30萬噸、15萬噸修船塢各1座，原有10萬噸浮船塢1座經搬遷改造投入使用。
鳳凰涅槃
按照「總體規劃，一次建成，分階段投入生產」的原則，2003年底，修船碼頭竣工。2005年6月，兩座修船塢基本竣工，修船廠房和遊艇、船機新建廠房投入使用，水電道路等配套條件基本具備，修船區、遊艇船機區基本建成投產。其中僅修船區面積就達40公頃，相當於原市區老廠整個面積。造船區建設於2005年底啟動，2009年12月主要生產設施基本建成投產。至此，整個新廠陸域面積330余公頃，碼頭岸線長度5公裏，形成了年造船能力近期204萬載重噸（遠期擴大到468萬載重噸），修船212艘，建造海洋石油開采平台4座、救生艇500艘的生產能力。
北船重工新廠區東西4公裏、南北寬約3公裏，面積是原老廠區的6倍還多。在呈「凸」字形的布局中，北部是擁有國內最大修船塢30萬噸、15萬噸10萬噸浮船塢的修船區；東部是配備國內一流造船生產流水線、廠房面積達數十萬平方米的造船區和遊艇船機區；西部昂然矗立的4台600噸門式起重機與氣勢恢宏的50萬噸級、30萬噸級造船大塢交相輝映，蔚為壯觀。
為盡快提高企業在造船市場的知名度和競爭力，抓住海洋工程和造船市場復蘇機遇，造船塢尚在建設中，我們就借助修15萬噸大塢，先後承接建造了山東省當年所建造的噸位最大、技術含量最高的「齊魯第一船」——10萬噸級海上浮式生產儲卸油輪、「亞洲第一駁」——3萬噸導管架下水專用駁和國內最大的座底式海洋鉆井平台——「中油海33」等8座平台，躋身中國海洋工程建造的先進行列。2007年公司一舉承接了17艘18萬噸散貨船建造定單，入選當年世界造船企業前50強。2008年利用新建的50萬噸造船大塢，同時開工建造兩艘18萬噸散貨船，分別於2009年12月、2010年1月交付，填補了山東省不能批次建造大型電腦動船舶的空白。2010年批次完工交付8艘18萬噸散貨船，成為山東省首家年產量突破百萬噸的造船企業，躋身當年中國造船企業十強。2011年開工建造18艘散貨船，呈現批次化、多船型建造局面。2013年新承接船舶訂單總量超過400萬噸，位居全國造船企業新接訂單前列，開工建造2艘25萬載重噸礦砂船，再次覆寫山東省船舶建造最大噸位紀錄。如今，北船重工生產的18萬噸散貨船被譽為「中國型散貨船」，並在國際市場上小有名氣。
修船方面，我們轉方式，調結構，先後承接30萬噸超大型油輪、世界最大的365萬噸散貨船和國內最大的3800噸浮吊以及滾裝船、貨櫃船、油船、化學品船等各種船舶的修理。涉足海工市場，完成了13萬噸海上浮式生產儲油輪和「渤海12」等多座鉆井平台修理，2008年修船產值提前達到規劃設計2億美元生產綱領。近年來，連續完成了5艘超級油輪改裝超大型礦砂船的改裝專案和16艘馬士基8000箱貨櫃船改裝10000箱的系列工程。先後完成了挪威汽車滾裝船切斷加長和英國冷藏船切斷加長的系列改裝工程，改裝工程、海洋工程修理所占的修船產值比例已超過50%。修船市場遍及美、英、德、日、韓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修船實力及產量穩居全國修船行業第一方陣。
船舶配套方面，公司作為亞洲救生艇生產研發規模最大、品種最多的龍頭企業，一直穩居世界救生艇制造企業三甲之列。公司堅持「做強做精救生艇，爭創世界知名品牌」的宗旨，每年都自主研發一批新產品，現已形成了四大系列、30多個品種型號的BH系列產品，年產量超過700艘，其中部份型號救生艇效能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同時，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起了全球化服務網絡。BH系列玻璃纖維救生、救助艇被評為「青島名牌」和「山東名牌」。
從一個名不見經傳、以修為主的船廠，一躍成為國家大型骨幹造修船企業，目送著一艘艘嶄新的巨輪駛出船廠，我和青島廣大市民盼望已久的大造船夢終於提前實作！回首我們30年走過的歷程，尤其是搬遷海西灣新廠後這十年發生的巨變，深刻體會到，改革開放是決定我們當代命運的關鍵抉擇。
（作者時任青島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林建平／整理）
與腫瘤生死交鋒這些年
趙平
伴隨現代科技飛躍式的進步，曾經威脅人類健康的疾病一個個被攻破。可是，還有一個疾病幽靈仍在全球各地四處徘徊，這就是癌癥。國際權威數據顯示，20世紀50年代，癌癥的死亡率遠低於心血管疾病；到20世紀末，由於心血管疾病診治技術的提高，兩者的死亡率已基本拉平。中國第三次全國死因回顧調查的數據表明，2003—2004年癌癥已成為中國城市居民因疾病死亡的首位原因（占城市死亡總數的25.03%），癌癥已經成為全社會高度關註的一類重大疾病。
林縣經驗：癌癥可防、可治的一道曙光
河南林縣，中國太行山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20世紀50年代因「水不通、路不通和食管不通」而受到廣泛關註。1957年，林縣縣委書記楊貴在全國山區生產座談會上談到，林縣每三個男人或五個女人中就有一人死於食道癌，甚至發生同一村幾戶人家同日出殯的悲慘場景，真可謂「萬戶蕭疏鬼唱歌」。更有甚者，林縣蓄養的雞、羊的食管也長癌。這一情況引起了在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1958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批準成立新中國第一家腫瘤專科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日壇醫院（後改稱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腫瘤醫院剛剛掛牌，周總理就要求醫院黨委書記李冰同誌（李克農之女）到林縣蹲點，帶領腫瘤醫院陣容強大的防治專家長期在貧瘠、貧窮的太行山區駐紮。當年，醫療隊員和群眾一同喝苦井裏的水，吃糠窩窩，住在四面透風的破廟中，他們懷著治病救人的赤誠之心在林縣開展防癌普查，對可疑的食道癌患者進行拉網式排查和診斷治療。終於，這批來自北京的醫療專家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林縣11萬人口30年間（1940—1970年）的食道癌死亡調查回顧，查明了導致食道癌的部份誘發因素。
根據專家的意見，政府和醫務工作者大力改善居民的飲水、廁所衛生，轉變人們的不良飲食習慣……隨著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與河南省內的腫瘤專家協同作戰，大力推行食道癌篩查和早診早治，林縣食道癌的發病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180.89人次/10萬人下降到2003年的82.80人次/10萬人，死亡率從133.07人次/10萬人下降到59.60人次/10萬人，創造了全世界防治癌癥的奇跡，打破了當時癌癥不能預防、不能治療的定論。
林縣癌癥防治的綜合治理模式，在中國乃至世界癌癥防治史上都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中，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的醫務人員一批接一批堅守在太行山區開展防治，從未間斷。不僅如此，幾十年間，他們還努力幫助當地培訓醫務人員，協助組建「地方武裝」，留下了一支「永遠不走的醫療隊」。林縣有個不起眼的小村子——姚村，村裏有個不大的衛生院，腫瘤醫院的醫生手把手地教會了這些鄉村醫生做食道癌手術。
幾十年過去，今天的姚村衛生院已經發展成以食道癌診治為主的中等規模醫院。一位外國衛生部部長到此參觀後感嘆道：
「這是世界的奇跡，一個鄉村醫院居然每年可以完成上千例食道癌手術，真不可思議！」
確實，每年可以完成這麽多例食道癌手術的三甲醫院在中國也不多見。在醫改不斷深化的今天，重溫「林縣經驗」帶給我們的啟發是：只有重心下沈，中國才能保證13億人口的基本醫療得以平穩推進。
此後，「林縣經驗」這一癌癥高發現場研究和綜合防治的傑作，又相繼在山西襄垣、江蘇啟東、雲南個舊、河北磁縣等許多腫瘤高發地區先後復制並獲成功。實踐證明，控制癌癥采用預防為主，研究引路，防治並重這一策略是切實可行的。中國醫科院腫瘤研究所和美國國立癌癥研究院在林縣合作了30多年，林縣食道癌高發區的防治經驗已獲得國際上的認可：要了解食道癌的防控，請到中國的研究現場去！
三次全國腫瘤大調查：成果與思考
1969年，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正式成立，李冰擔任主任。
1973年，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在全國範圍內啟動了第一次以惡性腫瘤為重點的居民死因調查回顧，覆蓋8億人口。當時，研究人員爭取到各級黨政部門的支持，發動了數十萬基層衛生人員和「赤腳醫生」參與調查。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1979年中國第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惡性腫瘤地圖集】編輯出版，這是中國腫瘤史上的一項創舉。該書還轉譯成英文版並對外發行，在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20世紀90年代初，又展開了第二次調查。透過這兩次調查，基本摸清了腫瘤在國內的流行發病規律和分布特征，為腫瘤防治工作打下了科學基礎，對制定中國的腫瘤防控規劃起到重要的參考作用，帶動中國腫瘤防控事業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
令人遺憾的是，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這套業已建立起來的腫瘤防控體系因種種原因未能保持持續發展的態勢。以腫瘤登記為例，繼前兩次大規模調查之後，很多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再繼續進行腫瘤登記工作，即使在少數保留了腫瘤登記工作的地區，登記資料的完整性和準確性也存在不少問題。那些被實踐證明有效的科學宣教、危險因素研究、腫瘤篩查和早診早治等綜合措施也沒能繼續下來。其結果是，大多數患者就診時已經是中晚期，這就意味著更為高昂的治療費用、更加痛苦的治療過程和難以令人滿意的治療效果。
令人欣慰的是，2006年在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領導下，國家衛生部、科技部聯合開展了全國第三次死因回顧抽樣調查，我當時擔任執行辦公室主任。這次調查對於新時期中國的癌癥防治意義深遠。在第二次調查過去後的十多年間，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變化，人們的健康狀況和疾病模式也發生了巨大改變，再次凸顯癌癥發病的增多和分布的差異。因此，啟動新一次全國性調查是非常必要的。正如當年周總理所說：「向癌癥開戰，首先要知道敵人在哪裏，這樣才能打贏！」
十年一劍：中國國家癌癥中心的創立
2001年5月，我從北京協和醫院調任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任院長、腫瘤研究所所長，同時出任衛生部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以下簡稱防治辦）主任。
防治辦在全國各省都有分支機構，但由於經費少、待遇低，人員紛紛流失，當時全國範圍內的防治辦工作人員也只剩下區區100名。我剛進腫瘤醫院時，腫瘤研究所的預防研究人員已經寥寥無幾了，預防經費更是捉襟見肘。時任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孔靈芝描述當時的情況時說，目前維持較好的只占全部的三分之一，處於半癱瘓的也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根本無法維持。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令我們十分尷尬又無奈的狀況：一方面，腫瘤患者越來越多，醫院應接不暇；另一方面，腫瘤防治的隊伍潰不成軍。
2002年，衛生部曾一度考慮解散國家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衛生部疾控局局長齊小秋、副局長孔靈芝曾專門就此事到醫院找我商議。我說：
「有沒有防治辦這個名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個機構能夠行使預防為主、早診早治的功能。眼下的情況確實很糟，但腫瘤發病的形勢要求我們必須振作起來，加強腫瘤預防功能的建設。」
為此我提出，可以考慮借鑒國際經驗，籌建國家癌癥中心，重新組織、整合中國腫瘤的預防、研究和醫療隊伍。齊小秋局長、孔靈芝副局長當即表示贊同。從這時起，成立國家癌癥中心成為了我們長達十年的奮鬥目標。
我們首先認真研究了世界各國國家癌癥中心的情況。美國在1937年成立了國立癌癥研究所，領導美國癌癥研究和組織工作；日本於1962年組建了國家癌癥中心，南韓則在2001年成立了國家癌癥中心。從國際經驗來看，國家癌癥中心對引領一國的癌癥防控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於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中國而言，尤其需要國家癌癥中心這樣的專業機構來統籌全國的癌癥預防與控制工作。
當時我剛到醫科院腫瘤醫院不久，還沒有多少人相信這個「國家癌癥中心夢」能夠實作。腫瘤研究所有位教授半開玩笑地對我說：
「這件事幾代人想過但都沒有做，這次要是真成功了，我給你塑個像。」
此後不久，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席卷國內，我帶領全院醫務人員投入到「非典」一線，無暇旁顧，籌建國家癌癥中心的事也就暫時擱置下來，但這個夢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裏。
2005年，抗擊「非典」的戰鬥結束後不久，我在腫瘤醫院職代會上提出成立國家癌癥中心的設想。經投票批準後，我們又將這一設想上報給主管單位中國醫學科學院和國家衛生部。當時，醫科院和衛生部負責審批的同誌都勸我們不要辦這件事，因為國家嚴格規定不許再建國字號的機構。我說：
「面對中國嚴峻的癌癥形勢，實事求是地說確實需要建立這樣一個機構。不管最後結果如何，我們還是要不遺余力去爭取。」
2006年，我向吳儀副總理當面詳細匯報籌建國家癌癥中心的想法時，特別強調道：
「根據中國腫瘤防控的形勢，目前的防控機構、功能和隊伍已經不能適應嚴峻形勢的需要。」
吳儀副總理沈思許久後說：「我支持你。」
隨後，在國家衛生部上報「關於籌建國家癌癥中心」的申請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吳儀副總理、華建敏秘書長都簽署了明確的意見。接下來，因為籌辦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困難，我還向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克強寫信「求助」。在李克強同誌的指示督辦下，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最終於2009年正式批復同意組建國家癌癥中心。
2011年8月，衛生部正式下發通知，成立國家癌癥中心。十年一劍，想到中心的成立即將對中國癌癥的防控事業產生重要積極的作用，我激動不已。有意思的是，獲悉中心成立的喜訊後，當年那位教授沒有食言，真的給我做了一座雕像。我把這個「小小的我」擺到了書櫃裏，也作為這條跋涉了十年之路的一個「見證人」吧。
醫院改革：讓機制發揮潛力
2001年5月，我被任命為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院長。本來，我對當院長並不感興趣，但是那位我十分敬重的中國醫學科學院的老院長對我說：
「再好的大夫一生中能救多少病人？如果管好一個醫院，能夠救治更多的病人。」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盡管我對這種提法並不「感冒」，但這多少反映出人們對一個新上任幹部的期待和評價。
我到任以後，做的第一件事是「環境治理」。當時，門診樓看病十分擁擠，而這棟樓的四、五層卻住著200名本院職工。視窗掛著背心、褲衩，如同「萬國旗」，樓道裏還有許多煤氣罐用來煮飯，墻上貼的報紙滿是油汙，聽說這已經成為困擾歷屆院領導的老大難問題。不久，我請他們統統搬了出去，有人說這是新院長燒的「第一把火」。其實，透過這件事，我感到醫院的「環境治理」已是眾望所歸。
「第二把火」是改革分配機制。分配機制是醫院執行的「變速箱」。2000年腫瘤醫院總收入三億元，人均年收入還不到三萬元。怎麽辦？很簡單——獎勤罰懶，獎金上不封頂。我曾在很多場合對大家說：「醫生絕不能以賺錢為目標，但醫院會努力讓薪酬體現出你們的價值。」這樣一來，員工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醫院軟懶散的狀態也明顯得到改變：醫護人員不再天天盯時間等著下班發班車，而是精神飽滿、加班加點地為病人服務，醫院的工作質素、效率，連同業務收入快速提升。病人滿意、員工滿意，醫院的執行很快進入到良性迴圈狀態。10年間，腫瘤醫院的年收入和員工收入都增長了七八倍。當醫生護士們不用再天天為柴米油鹽而算計時，就會把更多的時間留給病人。
「第三把火」是抗擊「非典」。當年，肆虐大半個中國的「非典」對腫瘤醫院也是一個巨大的考驗。為了穩定軍心，院領導和大家一同站在最前線迎戰「非典」。整個抗擊「非典」期間，腫瘤醫院醫護人員的感人事跡比比皆是，院裏一位大夫，婚後第二天就進入「非典」病房投入抗擊「非典」的戰鬥。我們還組建了兩支專家團隊為「非典」中心出謀劃策，采用中藥和升白血球的藥物控制「非典」病人的癥狀，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抗擊「非典」的戰役中，腫瘤醫院取得了三個零的好成績：「非典」病人零死亡、住院腫瘤病人零感染、全體員工零感染。
以制度之「藥」對治腐敗之「瘤」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我從北京協和醫院「空降」到腫瘤醫院任院長時，算得上是臨危受命。那時，腫瘤醫院發生了建院以來醫療衛生系統的一樁「天字號」貪腐案：一個住院處的工作人員貪汙了1000萬元。從我上任伊始，衛生部監察局就密切關註著醫院的一舉一動。腐敗也如同癌癥，侵襲和轉移無處不在。
要管理好這麽重要的一家醫院，光有足夠的信心是不夠的。為此我在赴任前對自己「約法三章」。例如，任院長期間不參與醫院福利分房；不將自己的親屬轉到腫瘤醫院工作；不用院裏的配車，仍然開自己的小奧拓上下班；只按看門人的標準拿獎金；進院頭三個月內不進手術室；等等。上任前，組織部門曾建議我院長、書記一肩挑，我沒有接受，因為擔心這樣一來黨的監督保障作用會名存實亡。
上梁不正下梁歪，打鐵還須自身硬；想反腐，領導班子首先要廉政。為了防止腐敗再次上演，我在制度建設中首先向自己這個院長開刀，給自己戴上了防腐的「緊箍咒」。為此，我修改了以往一把手「一支筆」的做法，制定了「決策者不運作，運作者不能決策」的新機制，從制度設計上改變了以往一個人說了算的現象，有效遏制了商業賄賂的發生。
「審計風暴」時，審計署的同誌曾問我：
「為什麽你不管基建、不管藥品、不管耗材、不管器材？」
我說：「上述每項具體工作都由兩位院級領導具體分管，但是，他們都歸我管，我要負法人責任。」
實踐證明，這套機制對於防止醫院內的腐敗是行之有效的。例如，醫院建築競標，我會安排各分管院領導參與，但自己不參加評標；醫院基建工作則由分管後勤和醫療的副院長共同負責，我不會直接和對方談價。但是，如果我發現報價太高，就會讓總會計師去詢價，一旦發現同等品質有價格更低的，我會責令執行人員給予解釋。當年，腫瘤醫院新外科大樓的建設采用的就是這一模式。事實證明，新外科大樓的建築質素提升了檔次，但造價仍控制在預算範圍內，並得到國家發改委的表揚。這套經驗後來也被全國許多醫院效仿。
一般而言，群眾總是敬畏領導，那麽如何讓有權力的領導不敢腐敗？為此我提議：領導班子要接受職工代表面對面質詢。開始，這項提議被院長辦公會否定了，擔心這樣會給醫院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對此我很堅持，因為只有心裏有鬼，才會害怕面對群眾。經過一年時間做工作，下決心力推，最後大家終於接受了，並且堅持至今。
為了進一步推進科學民主決策，我們還成立了醫院行政事務管理委員會，包括院內中層幹部、科室主任等20多位委員；另外我們還特別邀請了中組部、衛生部、醫科院的七位領導擔任院外委員。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對於醫院人財物等方面的「大事」進行科學論證和民主商議，最後再上院長辦公會做決定。委員會采取自主輪換制，自主選擇輪值主席，輪值主席列席院長辦公會。醫院所有重大事項必須經過委員會論證後送出院長辦公會。按規定，醫院行政事務管理委員會可以提出彈劾院長，但無權任命院長。事實證明，醫院行政事務管理委員會的建立對於減少醫院決策失誤、預防腐敗發揮了積極作用，新華社也曾為此做過專門報道。
醫療工作需要大膽創新
改變住院難問題是中國醫改的重要命題。中國癌癥發病上升的現狀使越來越多的患者向大城市、大醫院集聚。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患者一床難求，醫院不堪重負。
2001年8月，我剛進腫瘤醫院百天，在【健康報】【北京晚報】和【北京日報】上作出公開承諾：要著力緩解腫瘤患者看病難、住院難和手術難的問題。
為此，在上級領導和有關各方的鼓勵下，我大膽嘗試與民營醫院合作，互相取長補短，共同解決腫瘤病人的醫療問題。在這樣的思路下辦起來的民營三環腫瘤醫院，不花政府一分錢，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的扶助下每年可以解決一萬多名腫瘤患者的住院問題。我院負責保證這些患者的治療不低於醫科院腫瘤醫院的水平，治療費用不超過我院標準。2011年7月1日的新華社大參考中，圍繞我們的做法詳細介紹了公立醫院扶植民營醫院的成功經驗。目前，三環腫瘤醫院已經成為全國民營醫院的典範。
醫改關乎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2008年，我剛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後，組織上安排我就新一輪醫改問題向習近平同誌做匯報。我在匯報中說：前一輪醫改並非像有人所言是完全失敗的。在當時中國經濟非常拮據的情況下，透過簡政放權，提高效率，大大刺激了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許多破舊不堪的醫院煥然一新，醫療設施也緊跟國際先進水平。這是中國醫院重要的發展高峰期，為今天的醫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醫療領域存在的嚴重問題。例如：醫院透過增加醫療收入尋求發展，政府又忽略了正向引導和有效監管，導致醫院出現過度追求經濟效益的傾向，增加了病人負擔，老百姓感覺到看病難、看病貴。所以，醫改不僅僅是醫療問題，也是重大的社會課題，是一個伴隨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不斷完善的過程。
這些年來，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我在參加全國政協組織的數十次調研、認真了解全國各地發生的真實情況基礎上，多次在全國政協常委會、雙周座談會、專題研討會上發言，獻計獻策，提出了不少有針對性的建議。其中，關於中國醫改要重心下沈，要註意夯實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要繼續加強農村衛生隊伍的建設，強化培養村來村去的農村醫生教育體系等建議，都已經被陸續采納並付諸實施。
醫患之間要結為「生死之交」
我從醫至今已經40多年了。有許多老「病友」已經成為老朋友。記得我還在做實習醫生時，一個年輕的病人在我的面前離去，當時我的眼淚奪眶而出，哭得稀裏嘩啦。從那時起，我發誓要做一個好大夫，無論再難也一定要盡全力拯救病人生命。面對疾病，我的信念是醫生要和病人結成生死之交，共同面對。從醫生角度來說，不僅要在醫術上精益求精去爭取治愈，還要把決不放棄的信念自始至終傳遞給患者，讓病人鼓起生存的勇氣。
1996年，我在協和醫院接待一位來自葫蘆島的胰腺腫瘤患者。她說當地醫院講治不了，把她給「攆」出來了。當時我的老師也認為手術很難做，但我還是收下這位患者並成功為她切除了腫瘤。13年後她腫瘤復發，又到腫瘤醫院找到我。當時我已經是院長了，復發的胰腺腫瘤手術難度極大，許多人勸我不要冒這個險。有同事說：「這年頭，手術失敗會讓你這個院長很難堪。」我在病人生命與個人得失之間反復權衡之後，最終還是鼓起勇氣為病人開了刀。病人得救了，現在她每次到北京時總會想著來看看我。
20多年前，某省省委書記被診斷為胰臟癌送到北京。我接診後從細微環節中發現是誤診，在他出院前，我又在檢查中發現他的腎臟上長了一個瘤子，透過及時治療使他得到治愈。從此，我們結為忘年之交，他每次到北京都會去醫院找我。我想，這種重獲生命的心情只有當事者才能真正體會。
我親歷的例子還有很多，許多病友如同朋友聯系不斷。一個人的健康，除了身體的，還有心理的。從這個角度說，醫生不僅開刀用藥，還要做病人的知心朋友，愛護病人、尊重病人，給病人以希望。在腫瘤醫院外科大樓的墻壁上，你能看到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這是我們醫務人員對患者的莊嚴承諾。面對成千上萬的患者，無論有錢沒錢，無論有權沒權，醫生的原則必須是：一視同仁，治病救人。
萬名醫生腫瘤學培訓專案
我從院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後，本想松口氣，但是中國癌癥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又讓我扛起秘書長、理事長的擔子。
2009年我接任基金會秘書長後，註重改善基金會的運作模式，爭取到慈善機構物資進出口免稅資格，為爭取國外的藥品捐助創造了良好條件。短短幾年，基金會接受的物資與資金就由人民幣2000萬元躍升至43億元。這些年來，基金會已經將價值百億元的藥品捐贈給六萬名癌癥患者，為300萬農村居民進行免費篩查和早診早治，向上千名低收入患者提供了數百萬元的救治資金。
與此同時，基金會還註重加強能力建設，吸收了多位醫院院長、院士和高級專家教授加盟理事會，還引進了不少年富力強的青年才俊充實工作團隊。去年，我們得到2000萬元人民幣的捐贈，設立了萬名醫生腫瘤學培訓專案。分級診療是醫改的戰略措施，將大病留在縣域醫療，必須緊抓縣域醫療的能力建設。
癌癥是當今診斷與治療最困難的疾病，無論是診斷錯誤或者治療有誤，治療不足或者過度，都將給腫瘤病人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為此我們組織全國腫瘤臨床專家，在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為1000個縣培訓一萬名縣級醫生，提高他們的腫瘤診治能力，讓更多的基層民眾獲益。目前我們已經完成了4000名醫生的培訓，收到良好效果。
現在，基金會承擔的許多工作都是開拓性的，無論是腫瘤預防與控制，還是非公醫療機構的發展，都是嶄新的挑戰。正所謂：壯心無復在千裏，老氣尚能橫九州。我以這兩句詩作為自勉，願窮盡畢生，行進在這條「抗癌」之路上。
（作者時任中國癌癥基金會理事長 潘飛/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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