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經濟要點，看看這些書

在傳統產業方面，中國可以擁有後來者優勢

2019年中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是10098美元，美國是6萬多美元，德國差不多5萬美元，日本是4萬美元，都比我們高。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的背後是平均勞動力生產水平、產業技術、產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對差距，傳統產業作為成熟產業，意味著大部份技術透過買器材就能擁有。那些有技術的國家也會樂意把器材賣給中國，否則沒辦法實作其技術價值。所以，中國仍具有透過引進技術實作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後來者優勢。

如何衡量後來者優勢？2010年，中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19.2％。相當於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南韓在1980年相對於美國的比例水平。利用後來者優勢，日本實作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長、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長、南韓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長。這些東亞經濟體的歷史數據也意味著中國利用同樣的後來者優勢，也具有實作二十年平均每年8％增長的潛力。

實際上，中國從2010年到2019年的平均增長率是7.42％，這與我的分析很接近。這意味著，展望未來，到2030年，我們還有8％的增長潛力。

中國還擁有前述東亞經濟體在追趕階段所沒有的，新經濟革命的換道超車優勢。新經濟有一個特點，研發周期特別短，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新經濟有的涉及軟件，比如互聯網、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無人機、華為的手機。中國是人口大國，人力資本多，產業和供應鏈齊全，在新經濟革命上具有優勢。根據胡潤研究院釋出的全球獨角獸榜，2019年全球494家獨角獸企業中就有中國的206家，美國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球獨角獸企業有586家，中國有227家，美國有233家。這意味著中國在新經濟方面具有和已開發國家直接競爭的優勢。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

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須更好發揮政府在擴大內需、維護市場中的作用

政府在擴大內需中可以有兩個直接作用：一方面，透過政府采購形成當期消費需求；另一方面，透過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資來形成有效投資需求。目前，這兩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間。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購政策落實機制為切入點，進一步發揮政府采購對擴大內需的促進作用、引導作用；提高和最佳化公共投資效率及結構，更多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公共衛生、城鄉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保護、重大科技進步等公共領域，發揮公共投資對總需求的乘數作用。同時，還應註意到政府與市場不是簡單的替代或互補關系，強市場需要健全的法治保障，「有為政府」能更好地維護和催生「高效市場」。「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的目標之一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二者是「和諧社會」的基礎，共同為「和諧社會」提供法治支撐和充分就業。

中國是擁有14億人口、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市場，現在正好跳過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了1萬至3萬美元的發展階段，潛在的經濟活力和發展的余地、空間還是非常大的。今後幾年，我們自身的內迴圈就可以拉動中國經濟正常增長百分之幾，而且還可以透過增加進口拉動周邊國家、國際社會經濟增長，進而帶動世界經濟的復蘇，拉動國際經濟大迴圈，進而形成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格局。

——CF40學術顧問、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

外資企業並未大規模撤離中國

外資企業是否在大規模撤離中國？美國企業基本上是雷聲大、雨點小。我們日常用的很多產品都是國外品牌，包括我們引以為傲的中華牙膏，其實也是歐洲品牌聯合利華。

這些企業願意離開中國嗎？中國這麽大的市場，他們絕對不願意輕易離開。另一個例子是沃爾瑪，它利用中國的生產網絡以及廉價勞動力，生產了很多產品，賣回美國，賣到全世界。同時，沃爾瑪早已紮根中國的零售業，甚至深入一些縣級城市。他們願意搬離中國嗎？當然不願意。日本政府出資150億元鼓勵日資企業撤離中國，但資金規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業響應。而且這些企業也未必完全搬離中國，只不過回日本再設一個廠而已。

當然，我們經常會看到報道說，一些企業正搬往東南亞，越南對美國的出口已經增長20％，有些中國人開始著急。但只要認真看看數據就會發現，中國的出口總量是2.5萬億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國的1／10。越南出口美國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轉自中國，也只能造成中國的出口下降2％，更何況越南的出口增長中有相當一部份是其內生出口，並非源於中國的訂單轉移。此外，越南對美國、歐洲的出口雖然增加，但中國對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為這是一個生產網絡。越南生產服裝鞋帽進行出口，需要從中國進口棉紗、棉布，這本質上也是中國服裝鞋帽生產的升級，是中國實作了大規模的自動化紡紗紡布，這是好事。筆者考察過江蘇的一個紡織大鎮，那裏的紡紗企業位列世界500強。所以這樣的出口轉移，我們沒必要過於擔心。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

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

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有利於推動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資本市場的制度條件決定著資本市場的發展質素。在新發展格局下，重要的是如何透過金融的制度型開放，把國際金融資源用於推動國內的高質素發展和現代化。

加大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力度，不僅可以吸引境外優質資源進而深化資本市場制度改革，而且可以透過境外資本的參與引入成熟的市場規則和投資理念，提高中國資本市場在全球範圍配置資源的能力。

資本市場的開放不僅僅是放開對境外投資者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透過國內資本市場的建立使中國資本市場和國際資本市場接軌。中國資本市場的執行規則與已開發國家存在較大的差異，現行的資訊披露、退市、賣空、投資者保護等制度還不夠完善。實施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推動以資訊披露為核心的註冊制改革，完善退市制度，防止行政管理的過度介入，加強投資者保護，為投資者提供良性競爭環境，建立起與國際接軌的執行體系，能更好地發揮資本市場的樞紐作用，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必須堅定推進制度型金融開放。盡管出現了逆全球化潮流，但是國際經濟聯通交往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外開放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也是中國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此前中國在商品和要素流動性開放方面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制度型開放方面還需增強。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制度型開放的核心，就是在學習規則和參與規則制定的過程中，更多使用市場化和法治化手段來推進開放。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張曉慧

正確理解轉型升級，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實作優勝劣汰

轉型升級與建設完整的產業結構體系不是矛盾的、對立的。地方政府在規劃本地產業結構和轉型升級中，不應片面和機械地理解轉型升級，不能簡單地以行政手段排斥、擠壓一些所謂的低端產業。中國在實施科技興國戰略的過程中，要避免產生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產業空心化的惡果。不僅是全國層面要吸取這個教訓，地方層面同樣要吸取這個教訓。中國大部份地區，特別是縣域，需要多層次的產業結構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生活需求，同樣需要多層次的產業結構來滿足多層次技能結構人口的就業需求。地方政府制定產業規劃，對一些先進、高端行業、產業進行適當的扶持與支持是必要的，但其他行業、產業都應該交給市場。對各類所謂的低端行業、產業，只要符合環保、安全等法定要求，不應進行任何的幹預和限制。應該讓市場來決定這些行業和企業的生存，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的規劃來決定它們的存亡。

同時，要積極參與和幫助一些國家自建完整產業鏈。既然「去全球化」和「脫鉤」可能是今後一段時期的趨勢，我們也看到，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依然需要國際貿易來滿足各國自建完整產業鏈，那麽，我們就不應該消極坐等他們建成自己的產業鏈，而應該積極參與這個過程，樂觀擁抱這個趨勢。要積極發現、創造「去全球化」中的全球化機會，輸出中國在基建領域、器材領域、數碼化領域的產品和能力。我們鼓勵企業「走出去」，這樣的「走出去」可能是更受各國歡迎的「走出去」。這本身也是擴大開放的重要方面。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

創新引領經濟增長新模式

除了外部形勢的變化，中國內生經濟增長動力也面臨轉型。過去中國主要是依靠龐大的人口基數與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在國際分工中獲得有利競爭，然而近些年來中國勞動力人口出現逐年下滑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6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從2011年的高點9.24億到2019年已經下降到8.96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高點68.8％到2019年已經下降到64％。伴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退，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當前中國人口、資本要素已經積累到一定程度，依靠資源等傳統生產要素已不能滿足中國的發展速度。而技術創新可以促進產業升級，提高產業技術附加值，使中國占據產業鏈上遊位置。因此，中國工業企業正逐漸由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各地也在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最佳化產業布局。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正逐漸由投資拉動轉向創新引領，技術進步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動能。

要進一步擴大對科技創新的資金支持，重點加大基礎研究領域研發投入。財政對科技創新投入的支持只能起到引導性作用，未來除了落地實施鼓勵和落實相關支持研發投入的財政政策，還應進一步積極引導社會資金對研發的投入，拓寬研發資金多樣化的來源，將龐大的社會資金諸如居民閑散資金、企業資金、金融機構資金等運用起來，擴充科技創新的資金來源渠道。

——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教授田軒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2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