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不是漢代皇權體制的幫兇，相反，他的很多觀點恰恰是後世儒生反對派的源頭。
在討論【春秋】學與漢代政治的關系時，我們首先要明白：【春秋】、【春秋三傳】以及【春秋三傳】對漢代政治的影響是三件不同的事情。
盡管魯國史官在【春秋】中留下了大量政治隱喻，但是其本質仍然是一本歷史著作，即使存在隱喻，其所表達的也同樣只是春秋時代的政治觀點。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公羊春秋、榖梁春秋基本成書於戰國後期到漢初之間，這一時期「大一統」的觀念已經初具雛形，公羊春秋所體現的更多是戰國末期到漢初的政治共識。
春秋對漢代政治產生影響則主要發生在武帝朝以後，而此時政治形勢與此前又明顯不同，大一統帝國正式建立，其對於春秋內容的參照也鮮明的體現出了這種傾向。
作為公羊春秋代表的董仲舒與漢帝國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他一方面為漢武帝的大一統帝國提供了意識形態層面的支撐，另一方面卻也激烈反對武帝朝的大一統政策，這種復雜關系的根源在於，二者對於「大一統」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差異。
就此而言，董仲舒是更多是一位承上啟下的人物，他是戰國末年思想家的最後一位精神繼承者，也是後世儒生思想理路的開創者。
一、戰國末年的思想共識
盡管我們已經習慣於以百家爭鳴的視角理解春秋戰國的思想狀況，但是為了解釋董仲舒思想的起源，一個首先需要理解的前提在於：戰國末年，諸子百家之間已經開始高度融合。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戰國末期的兩部重要思想著作：【呂氏春秋】與【荀子】。我們今天習慣將【呂氏春秋】視為雜家的代表，同時也承認荀子除了傳統儒學以外，還摻雜了部份法家的影響，從而培育出了韓非與李斯兩位法家大師。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二者實際上代表著一種相同的趨勢，即在戰國末年，諸子百家之間的界限正在逐漸模糊，他們之間的共識被逐漸強化。
如果說在戰國中期，孟子與墨子還會相互攻訐，那麽到了戰國末年，隨著各家之間的交流以及長平之戰的結束，天下形勢開始逐漸清晰，諸子百家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套共識性的話語與世界觀。
諸子百家普遍接受了以【禹貢】為表征的世界觀以及以五帝三王為核心的聖王譜系，二者分別從空間與時間的維度上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大一統譜系，這成為戰國後期所有思想家的理論基礎。
在先秦諸子中使用「天下」一詞最多的是【墨子】，共計526次，其次【管子】466次，第三即為【荀子】373次，【呂氏春秋】中則提及「天下」273次。這些詞頻明確標明，作為一個整體的「天下」已經成為彼時文化精英的共識。
當然需要強調的是，盡管戰國諸子的天下觀深刻的影響了秦漢時代，但是他們的天下觀與後世並不完全相同。如果我們將秦漢以降的皇權視為某種意義上的「秦制」，那麽戰國末年思想家所構想的帝國藍圖則更像是一種改良版的「周政」。
對於彼時的諸子而言，新的時代已經近在眼前，最為關鍵的問題便是如何處理帝國與自身的關系，亦即在未來的帝國之中，這些文化精英應當處於何種位置？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戰國末年的思想家幾乎都在強調「公」的重要性：
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這句荀子對秦國政治的著名評價中，便特別強調了秦國士大夫「公」的一面，類似的觀點同樣見於【呂氏春秋·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基於這種對於公共性的強調，戰國末期思想家們所構想的帝國藍圖實際上與秦王政及李斯們截然不同，如果說秦王政與李斯構想的是一位至高無上的皇帝，那麽戰國思想家的理想君主則是「垂拱而治」。
傳統觀念中，「垂拱而治」是一個典型的道家觀念，但是在戰國末期的語境中，垂拱而治已然構成了一種思想共識，只不過他們的側重點並不相同。道家側重於對自然的因循，法家則強調由官僚體系自行運轉，君主只負責透過法術勢對官僚進行管理，而儒家則希望更多發揮禮樂的作用。
盡管諸子對於「垂拱而治」的理解不盡相同，但是他們的共性在於，面對龐大的帝國，諸子們都希望透過虛化君主個人的垂拱而治，使得帝國政治的執行遵循他們信奉的政治原則。
基於這一點，在戰國末期思想家的構想中，即將到來的政治秩序不是透過帝國權威本身維系的，而是透過倫理、宗法等政治原則維系的，因此他們並未如同秦王政與李斯一樣，構想一個「海內一統」的無上帝國，而是希望在列國秩序的基礎上重建一種被修復的政治秩序：
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在傳統的解釋中，往往將【呂氏春秋】中的這句話理解成「為秦國的統一論證合法性」，但是如果觀察【呂氏春秋】中的其他段落，則會發現呂氏春秋的作者們其實並不關心「統一」，相比於兼並擴張，呂氏春秋的作者們更加關註君主的倫理秩序：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 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裏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致辭曰：願為民請去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裏之地也，以為民請去炮烙之刑，必得民心， 得民心則賢於千裏之地矣 ，故曰文王智也。
先己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 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 」
基於這種視角重新審視「亂莫大於無天子」一句，與其說作者們是為了秦國的統一論證合法性，不如說他們是希望秦國能夠取代周天子，重建周代的政治秩序。而所謂的「義兵」理論，更像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變體。
由此可以做一個小結，秦王政與李斯所構想的帝國體制是一種立足於統一之上的絕對皇權體制，而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戰國思想家們所構想的，則是由倫理秩序維系的列國政治體系，只是由秦王擔任新的天子，二者在國際秩序以及政治原則兩個方面均有差異。
二、漢初的政治思想與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
盡管最終秦王政與李斯取得了勝利，但是隨著秦朝的崩潰，後戰國時代的政治秩序呈現出後者的特征：分封制下的列國秩序而非統一的單一秩序、皇帝的地位透過宗法與倫理秩序維系，而非皇權本身的權威。
從話語和觀念的角度而言，文帝時代集中體現出了戰國思想家們對於「公」的理想，或許也正是因此，文帝也成為後世儒生所尊崇的物件：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上曰：「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後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
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
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換句話說，盡管今天的我們已經十分熟悉「秦制兩千年」的敘事，但是如果截取從戰國末年到漢初的歷史段落，我們會發現，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帝國藍圖才是一種共識，而秦制僅僅是出於秦王政與李斯狂想之下的「變態」。
【公羊春秋】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產生的。成書於戰國末年到漢初的公羊春秋同樣繼承了戰國末年的思想主張，作為【公羊春秋】特色的「大一統」理論同樣應當置於的背景去理解。
今人在提及「大一統」這一概念時，大多將他視為皇權體制或者說秦制的代名詞，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在【公羊春秋】最早提出這一理論時，「大一統」恰恰是周政的代名詞，我們不應該忘記，「大一統」的前一句是強調禮樂意義的「王正月」。
在對策中，董仲舒對「大一統」做出了如下解讀，我們從中所看到的，並非對於皇帝權威的推崇，而是對於禮樂秩序的強調：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在這一段落的結尾，董仲舒將最後的落腳點放在了「王道終矣」。就其本質而言，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實際上對於戰國末年思想家觀點的變體，這種改變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戰國末年，思想家們還沒能清晰看到統一帝國的來臨，因此其構想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列國秩序之上的，而隨著漢初後戰國時代的結束，列國秩序再一次終結，董仲舒的立論基礎已經回歸到統一帝國之上。
第二，董仲舒基於公羊春秋的特色，進一步與陰陽家的學說結合，從而為自己的政治構想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
然而，盡管如此，董仲舒依然是戰國末年思想家的繼承者，而不是武帝皇權體制的設計師，他的「大一統」所強調的依然是倫理意義上的政治秩序，而不是皇帝個人的絕對權威。董仲舒的「大一統」並非秦始皇或漢武帝的大一統，而依然是周天子與呂氏春秋的大一統。
最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是，在武帝時代，董仲舒依然在強調「垂拱而治」，這一方面說明了諸子在漢初的融合，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董仲舒與戰國末年思想家的延續性：
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位。當董仲舒的對策擺在武帝的案前時，董仲舒希望聖上能夠透過大一統實作禮樂教化的理想政治秩序，然而武帝所看到的，卻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三、【公羊春秋】與武帝朝的政治
正如開頭所說，「公羊春秋」與「公羊春秋對漢代政治的影響」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武帝欣然於董仲舒提供的陰陽五行學說以及大一統理論，但是他所關心的並不是董仲舒關註的「王道」，他需要大一統理論為他實作更加偉大的事情，這一點被集中展現在「王者無外」這一觀念之上。
【公羊春秋】在隱公元年、桓公八年、僖公二十四年三次提及「王者無外」，但是無一例外的都是在抽象或者說觀念的意義上使用，然而到了武帝朝，「王者無外」開始具象化，並成為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在內外兩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就外部領域而言，「王者無外」成為武帝朝對外征伐的合法性來源。在武帝初期，越人相攻，東甌向漢求援，田蚡認為「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而嚴助則反駁道：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愬？ 又何以子萬國乎？後閩越又攻南越，淮南王劉安 同樣反對出兵，嚴助再次與其辯論：
漢為天下宗 ，操殺生之柄 ，以制海內之命。無論是「子萬國」還是「漢為天下宗」，其所表達的均為【公羊春秋】王者無外的觀點。透過強調漢朝對於外邦的責任，「王者無外」成為漢朝對外征伐的理論依據。
就內部領域而言，「王者無外」再一次確認並強化了帝國的至高權威。這一點集中展現在終軍與徐偃的辯論中：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裏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裏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
徐偃在出使諸侯時，矯制允許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嚴重違背了武帝朝的鹽鐵政策，張湯對其彈劾，徐偃則以春秋之義反駁，認為大夫出疆在外，如有利民之舉可以專斷獨行。
終軍則同樣援引春秋之義進行反駁，如今「天下為一，王者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又何來所謂「出疆在外」呢？
兩人的對話鮮明的展現了武帝朝政治的基本特征：第一，就觀念角度而言，春秋逐漸成為思想共識；第二，從政治角度，終軍對徐偃的反駁深刻的反映了從漢初到武帝朝的政治變遷。
就前者而言，終軍所參照的公羊春秋屬於齊學，而徐偃則屬於申公的魯學一脈，然而無論雙方存在何種差異，即使是酷吏出身的張湯，同樣必須透過對於春秋的辯論證明自身的合法性，這恰恰說明以春秋為代表的儒學正在成為一種共時性話語及合法性來源。
就後者而言，徐偃的做法實際漢初郡國並列時期的通例，然而在進入「天下為一，萬裏同風」的武帝朝之後，這個鹽鐵專賣的新世界，王者無外的大一統帝國已經容不下「大夫出疆，顓之可也。」
基於上述分析，公羊春秋的確為武帝朝的大一統政治格局提供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支撐，但是與其說公羊春秋適應了大一統時代的需求，不如說大一統帝國根據自己的需要完成了對公羊春秋學說的改造。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分析董仲舒如何看待這個嶄新的帝國，但是我們能夠看到的是，作為帝國意識形態最重要的建設者，董仲舒在武帝朝的政治生涯難稱順遂。相比於堅持王道的董仲舒，武帝顯然更喜歡能屈能伸的公孫弘與年少有為的終軍。
當董仲舒被政治流放為江都相後，當他的同儕一個個在朝堂上身居高位、舌戰群儒時，董仲舒面對江都王的問題，依然勸諫道：
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董仲舒眼中的五霸，真的只有江都王麽？
四、後董仲舒時代的公羊春秋
如果聚焦於具體政策，我們會發現董仲舒曾多次表達過對於武帝朝政策的不滿，這種不滿集中於漢書食貨誌中，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董仲舒主張：
限民名田，以淡不足，塞並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這段話中包含了董仲舒四個方面的主張：第一，效仿古代的井田制度；第二，放棄鹽鐵專賣政策；第三，嚴厲打擊奴婢問題；第四，輕徭薄賦，反對酷吏政策。
如果我們觀察西漢後期的歷史走向，儒生的意見幾乎沒有超出董仲舒在此處的框架，董仲舒的觀點並非個人意見，而是儒生的集體性要求。但是在武帝活著的時候，這些反對意見均被壓制了下來，董仲舒最終也只得落寞而終。
然而在董仲舒與武帝先後去世以後，公羊春秋與漢家的矛盾終於爆發，並最終引起了雙方的激烈沖突與政治危機，而在那些儒生身上，我們依然能看到董仲舒的影子。
二者之間的矛盾首先爆發於鹽鐵會議上。在鹽鐵議中，賢良文學 「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對桑弘羊進行了集中攻擊，而在桑弘羊的背後，則是儒生們對於武帝朝諸多政策的強烈不滿。
在這些賢良文學中，公羊春秋發揮了重要作用，【鹽鐵論】的作者桓寬治【公羊春秋】，在其書種，賢良文學21次參照春秋，其中15次為公羊春秋，並且多處涉及董仲舒的觀點。
之所以要強調董仲舒的重要性，正是由於他處於這樣一個承上啟下的位置：一方面，他是戰國末年思想家在秦漢新時代的總結；另一方面，他向後世儒生揭示了如何在大一統的框架下維護王道，即使到了宋代，此類爭論依然沒有脫離董仲舒的框架，無非「與民爭利」四字。
然而最終鹽鐵議的結果只是廢除了郡國酒榷和關內鐵官，經濟體制並無根本性的變革。或許正是對於鹽鐵議結局的失望，公羊家走上了更為激進的道路。
以「公孫病已立」為導火索，董仲舒的再傳弟子眭弘重新舉起禪讓制的大旗，要求漢室讓賢，最終受誅：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裏，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眭弘的主張不是個例，隨著儒學勢力的增長，要求漢室禪讓的呼聲一再出現，陰陽五行學說曾經是漢室合法性的依據，如今卻成為插入漢室腹心的一把利刃。也許直到這時候，漢家天子才會想起來，「屈民而伸君」的下一句是「屈君而伸天」。
或許，這就是董仲舒留給漢家的詛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