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蒙曉陽（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杜超凡（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青年記者】2024年第7期
導 讀
本文將首先基於「國潮」的主流概念及其使用情況，輔之以知識元檢索、引文檢索，逆向推究「國潮」的相關概念，形成概念群，經歷時性梳理呈現概念體系；其次，在具體的歷史時空中，聚焦各概念的生滅流轉、競爭博弈，解讀其間的共時性關系，以期透視晚近以來中華文化演進、傳播的機理。
一、問題的提出及研究概述
習近平文化思想聚焦新的文化使命，要求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著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作為文化傳播領域的高頻詞，「國潮」在過去十年關註度上漲528%。[1]正因如此，學界和業界圍繞「國潮」的定義、內容、發展動力、意義與價值等方面存有眾多疑問與爭論。由於缺乏對「國潮」出現時間的確切考證以及「整體史」的研究，這些問題至今懸而未決，影響了對其研究價值的評估，阻礙了相關研究的拓展。
人們一般認為「國潮」肇始於2018年天貓發起的「國潮行動」，後經一系列媒介事件的推動，「國潮」一詞廣為人知，2018年也被認定為「國潮元年」[2]。然而，經考證該詞最早出現在1920年6月【清華周刊】增刊六對【國潮周報】的介紹中，且此時的「國潮」已出現了具體的含義。「元年」原指「紀年的第一年」[3]，後轉義為「某個事物或事件開始發生的時間」[4]。據此，「國潮」元年應當為1920年而非2018年，「國潮」是含有歷史感的詞匯，並非純粹的新詞。所以，如要回應上述問題，除拆解詞匯外，更應當以概念史的學術邏輯對其展開整體性考察。
概念史研究代表性人物科塞雷克指出「概念即歷史」。概念史方法關於「概念」的首要研究預設是強調「概念」的歷史性、偶在性和易變性。[5]「概念史的研究物件不是單個的概念，而是一種概念體系的整個表述維度及其來龍去脈。一個概念總是概念群中的概念，不涉及其他與之有關的概念，我們是無法把握一個概念的。」[6]換言之，透過概念史方法研究「國潮」，需要將其置於概念網絡當中，考量此概念網絡中各概念的歷時性狀況，解讀其間的共時性關系，以期探及深隱其後的文化及政治意義。
概念史方法介入新聞傳播學研究雖已近十年，卻是在最近三年開始升溫，研究成果主要致力於五個方向：「學科元概念研究」，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7]；「中外概念對譯研究」，如「電視」[8]；「外來概念跨文化演變研究」，如「出版」[9]；「本土概念變遷研究」，如「小罵大幫忙」[10]；「今詞今語概念使用與變遷研究」，如「網紅」[11]。這些頗具建設性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有力借鑒，但也誠如概念史學者黃河清所言，學界在詞源考證上存在厚古薄今的現象，「今詞今語」的概念史研究相對薄弱。
相比之下，「國潮」的特殊性在於它雖首現於晚近時期的中國本土，但其概念發展主要在傳媒與技術高歌猛進的近十年，因此，這裏將借鑒國內概念史研究代表性人物孫江的研究範式，試圖「從人到猴」進行回溯，即基於「現在中心主義」原則，在確認概念的當下含義後，以逆推的方式探討其來路。[12]所以，本文將首先基於「國潮」的主流概念及其使用情況，輔之以知識元檢索、引文檢索，逆向推究「國潮」的相關概念，形成概念群，經歷時性梳理呈現概念體系；其次，在具體的歷史時空中，聚焦各概念的生滅流轉、競爭博弈，解讀其間的共時性關系，以期透視晚近以來中華文化演進、傳播的機理。
二、「國潮」的概念體系
「概念沒有固定的含義或本質，而是有條件的變化實體」[13]，同時，「概念是對意義的聚集，這種意義是歷史過程中人們的認知、思想和觀念的體現和凝聚，並在一定的語境中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14]。概言之，概念就像從「本尊」中變化出的眾多「分身」散於不同的歷史時空中，雖各不相同，卻難離其宗。
整合當前相關研究成果，對於「國潮」的界定和使用，一種觀點從「國貨」「國潮」的關系出發，認為「國貨，尤其是新國貨與國潮的概念並非涇渭分明，只是國潮對潮流、時尚的推重更為明顯」[15]。一種觀點認為，「國潮指的是國風潮流」[16]，「‘國潮’‘國風’是以傳統文化為根基，將傳統文化與時代潮流元素有機結合得出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文化藝術風格」[17]，此類別定義將「國潮」「國風」進行了繫結。有觀點從消費的角度界定「國潮」，認為「國潮」是一種流行風尚，是追求中國風的一種消費習慣，[18]這裏註重的是「中國風」的文化消費；認為「國潮」是指蘊含中國文化、融合潮流元素，符合時代需求的國貨品牌及其消費潮流，[19]此處凸顯國貨品牌的物質消費。另外，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院2019年釋出的【國潮研究報告】提出，「國潮」最初指代狹義上的特定品牌，即由中國本土設計師創立的潮流品牌。[20]
除整理、比對「國潮」當下的主流定義，還可以借知識元檢索、引文檢索的輔助，推究出「國潮」的相關概念為「國潮風」「中國風」「國風」「國貨潮」「中國潮」，它們共同構成了「國潮」的概念群，「國潮」概念體系由此生成。經考證，「中國潮」「中國風」出現於17—18世紀的歐洲，在概念群中最早出現。後經百年，其他概念才從1910年開始在中國本土出現，並由此展開了「國潮」的百年概念史。「中國潮」「中國風」「國風」「國貨潮」「國潮」等經歷了概念生成、博弈、替代、再概念化、消亡等漫長的百年歷史行程（見圖1）。
圖1 「國潮」概念體系時間軸
值得註意的是，概念群中各概念之間的聯系是概念史方法考量研究物件的重要標準。由於【詩經】中的「國風」與此概念群中各概念間的聯系過疏，因此，這裏並不將【詩經】中的「國風」納入討論之列。
三、文化他者：「中國潮」下「中國風」
「國潮」概念群中最早出現的是「中國潮」和「中國風」。「中國潮」（Chinoiserie）是17—18世紀間流行於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種泛中國崇拜的思潮，它既是一般意義上西方人對中國事物的熱情，又特指藝術生活中對所謂的「中國風格」的追慕與模仿，「中國潮」開始於1650年前後，結束於1750年前後。[21]「中國風」正是在17—18世紀的「慕華思潮」中孕育而生，並逐漸流行於或者說被限制於裝飾設計美學領域。
「中國潮」首現於法國，它出現的時代正是中國奉行「閉關鎖國、重農抑商」政策的歷史時期。中歐之間的交流唯有商品貿易這種單一的形式，遙遠的、神秘的「東方想象」賦予中國商品特殊的「文化消費價值」，穿中國絲綢、喝中國茶、讀孔夫子的教言儼然成了當時歐洲上流知識精英階層對高貴、奢華、文明的向往。其擴散的經濟基礎和原始動力是「中國商品的大量進口以及歐洲商人力圖將中國商品從奢侈品變成大眾消費品的商業努力」[22]。當中國商品被視為奢侈品時，它僅是歐洲上流社會追逐、把玩的一種異國情調，是屬於精英階層的中國時尚；但當逐利的商人將原本的奢侈品變為大眾消費品帶入尋常百姓家時，中國商品便與歐洲本土商品形成了競爭關系。商貿上的競爭及時地反饋到文化領域，當歐洲本土商品可以替代中國商品時，曾經在神壇之上的中國貨開始被汙蔑、貶低和排斥；繼中國制度、儒家文化為啟蒙運動做了「思想嫁衣」之後，充斥於「中國潮」後半段的主題詞便是貶抑、厭惡與遺忘，最終在1750年前後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中國風」的出現，正是「中國潮」受到貶抑的結果，也是這場退潮的表征。
彼時的「中國風」流行於歐洲裝飾美學中，「是指一種追求中國情調的西方圖案或裝飾風格，在繪畫、雕塑、建築等方面都有套用，中國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風格，它是從屬於歐洲巴洛克和洛可可的一種藝術風格，有其特定的內涵，這種風格反映了歐洲人對中國藝術的理解和對中國風土人情的想像（象），又摻雜了西方傳統的審美情感」[23]。然而，中國藝術風格等同於裝飾性風格這種文化邏輯可謂管中窺豹，只見一斑，它的形成是17—18世紀歐洲官方、民間話語綜合的結果，直接造成了西方世界對中國藝術片面、狹隘的理解。[24]即便這樣，「中國潮」的余波——「中國風」依然沒能止住頹勢，19世紀之後，其傳播範圍被局限在服裝設計領域。
「中國潮」的法文原詞為「Chinoiserie」，譯成中文則既指「中國潮」又指「中國風」，這導致了國內學界對二者的長期混用，甚至間接掩蓋了一個基本事實——「中國潮」和「中國風」實則是前後相續、意義交叉，且具有顯性歷史關聯的兩個概念。「中國潮」和「中國風」從本質上來看是中國文化的域外傳播，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歷時一個世紀的文化現象中全然沒有中國的參與，二者的生滅輾轉均操縱在歐洲知識精英階層手中，既包括概念的界定權，也包括判定中國文化形象、國家形象的主動權和話語權。二者完全是基於西方需求的文化取用，是套用中國文化符號的西方審美的復刻。「中國潮來」是因為西方在啟蒙運動前夕需要一個具有理性精神的「王治樂土」，而中國就是他們想塑造的「東方烏托邦」；「中國潮去」則不僅因為商貿上的競爭與矛盾，還因為啟蒙運動後，科學主義影響下的西方需要一個有待被他們改造的陳舊、富有的「假想敵」，東方的中國又成為合適物件。17—18世紀，隨著小農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傳統社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整個國家籠罩在自給自足帶來的優渥之中。而歐洲則經過商業、思想、工業三大革命逐步向現代社會進發。歐洲的「中國潮」讓我們發現，當時的中國已然不具備「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那樣的傳播主動權，逐漸脫節於新的全球資訊傳播體系，成為西方眼中的「文化他者」，被描摹、被定義、被裁決。
四、文化主體性：「國字號事物」的抗爭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發生劇烈政治變動的時期，與這個變化相適應，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了三次辦報高潮。[25]1910年，梁啟超以滄江為筆名在【國風報】創刊號上撰寫【說國風】一文，文中雖未對「國風」一詞進行明確界定，但其表意已然明顯。該文縱論各國「國風」之優劣，在論及「法國國風」時表述為「法國大革命所倡三權分立說、人民主權說，自由平等博愛主義等」，又表示「國之有風也，將一成而不變耶，抑因時而變易耶」[26]。由此可見，梁啟超所談的「國風」含有「國體」的概念。其後，整個「國潮」概念體系中的詞語所內含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可以說皆源於此。自「國風」含有「國體」概念之後，該詞頻現於1949年之前的各大媒體中，開啟了「國家」和「現代化」的兩層表意。「所謂國風者，國民性之謂也」，[27]此將「國風」代指「國民性」；「談到國風可以解釋為一國的風格或風氣，無論風格和風氣，皆由歷史文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各種表現所形成」[28]，此將「國風」闡釋為由風俗、風氣共同呈現的「國家風貌」。「國風」所代指的「國體」為現代化法政概念，「在清末‘預備君主立憲’的過程中，作為法政含義的國體概念從日本被移植過來」[29]。其後衍生出的「國民性」「國家風貌」同樣表征著現代化，呈現為現代性特征。
「國潮」一詞最早出現在1920年6月【清華周刊】增刊六對【國潮周報】的介紹中。時值新文化運動，繼1919年北大學生創辦宣傳西方新思潮的刊物【新潮】之後，清華學子於1920年初創辦【國潮周報】，作為清華大學孔教會的會刊，以「闡揚孔教增進智德匡正思潮為宗旨」[30]。長期被視為「聖學」的「孔教」在當時尚以「國家文化」的身份代表「主流意識形態」，於是，「國潮」的表意即是「以國家文化（孔教）增進智德匡正思潮」。1934年【國貨月報】第1卷第4期發表文章【普及全國之國貨潮】，在此篇報道中「國貨潮」一詞首次被提及，文章稱「自‘中央’以提倡國貨，列為七項運動之首，努力推行，全國各地聞風興起」[31]。同年，該報第10期文章【國貨訊息匯誌：國慶聲中之國貨潮】言「國貨，以挽救利權計」[32]。此後，直至1949年以前「國貨潮」一詞再未出現在媒體中。從這兩篇文章可發現「國貨潮」這一概念特指當時的「國貨運動」及其推廣。「中國風」一詞首次在中國本土出現是在1939年【勝利】雜誌第15期文章【好萊塢的中國風】中，作者江海撰文諷刺曾輕視中國人的好萊塢，在抗戰之後又不得不將英勇的中國人搬上大銀幕，文中多有「轉了」「翻身了」的表述，此處的「中國風」隱含著「中國人出了風頭」的意思，並未有直接的實質性表意。
1910年至1949年間，「國風」始終在「國潮」概念體系中占主導性地位，是媒體所使用的主流概念，「國家概念」和「現代化」構成「國風」「國潮」「國貨潮」「中國風」概念內涵的主體。考量概念生成的話語環境及媒體的使用情況，上面的四個概念實則含括於中國近代「國字號事物」之中，是「國字號事物」的延續。清季民初，中國出現了國學、國畫、國語、國醫等一系列國字號概念，這些概念生成於經「夷夏之辨」到「中體西用」的中西文化糾葛的背景之下，被視為國人透過國字號事物維護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抗爭。文化主體性建立在「差異性」之上，最顯性的是文化主體的差異，也即族類的差異，所以，「族類文化主體性意味著能夠對自文化和他文化之間的差異進行辨識」[33]，提示著對「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也即文化的「獨立性」。
經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世界一體化的浪潮給中國帶來文化上的「西風東漸」，也導致中國文化在西洋文化和東洋文化的聯合沖擊下陷入向左還是向右的迷途。不甘的低吼淹沒在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後、科學與迷信的論辯聲中，由此徹底激發了國人對「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國體」一詞在日本完成了現代意義的建構，但在日本生活多年的梁啟超以「國風」論「國體」，是否是遙敬千年前的【詩經·國風】，不得而知，或許這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諸般無力之下，依然葆有的對家國的浪漫主義的深情。1920年處於新文化運動的關鍵時期，新舊文化的論戰已從「中學」與「西學」的二元對立過渡到「體用之辯」，清華學子用「國潮」一詞指稱「以代表國家文化的孔教聖學增進智德匡正思潮」，此觀念既接受了「西學」傳遞的現代國家概念，又強調「中學」的主體地位。如將上述視為當時中國知識精英階層為維護文化主體性所做的努力，那麽「國貨潮」便不僅是面對外國資本壓迫的抵抗，更是廣大國民為「文化主體性」做出的抗爭。
資本主義世界為轉嫁1929年以來發生的經濟危機，開始向中國傾銷過剩商品，彼時的中國剛經歷「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一系列的經濟和政治變動使得當時的民族工業和民族商品市場難以招架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沖擊。危機催生「國貨運動」，1934年的【國貨月報】組織了連續的「國貨」專題報道，將國貨運動及其推廣稱為「國貨潮」。「國貨潮」雖在抵制洋貨、維護利權上帶來些積極影響，但作用著實有限。「既然不能透過純粹的經濟手段達成對抗舶來品和保護民族實業的目的，那麽文化構建上的努力就顯得特別重要。」[34]所以，「國貨潮」還隱藏著一條爭取「文化主體性」的暗線。國貨運動的宣傳動員始終伴隨著中國文化的民間傳續，除【申報】等媒體的報道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國貨的包裝及廣告，其中充斥著大量強調「我族文化」的符號與文本。晚近以來，在「西洋學術」和「東洋學術」的聯合擠壓下，中國的知識與制度體系被迫發生轉型，中國不僅喪失了在物質文明上的優越感，其文化也被打上落後、腐朽的烙印，只能借助「國貨潮」以物為媒在國民間傳播，借以激發國民對文化的「主體意識」，抵擋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和話語權上的全面旁落。
五、文化繁榮：形成「現代化國家觀念」概念裝置
（一）掌握「文化自主權」。1949年新中國成立，實作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也徹底地粉碎了極少數人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歷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中國的發展進入了新紀元，也開啟了文化建設的新航程。這期間「國風」一詞出現了概念的轉義與拓展，集中體現在文學領域出現了新「國風」，由新中國成立前的「國體」「國民性」「國家風貌」的內涵，轉為指代由勞動人民創作的「通俗短詩」。「這是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國風，新國風！這些新國風有力地顯示了：一切文化藝術不但必須為勞動者服務，並且必將為勞動者所掌握。」[35]正是新中國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才使得中國和中國人民真正掌握了「文化自主權」。「國風」新的「概念拓展」，一方面體現在曾被歷史上知識精英階層牢牢把控的「文化權利」移至人民群眾手中；另一方面體現在牢固掌握了「文化自主權」。新中國成立前的「文化主體性」抗爭處於資本主義世界構建的話語體系中，中國文化在被定義、被擠壓的情況下想證明自己是「獨立的」，而今中國文化不再需要西方世界的定義，擁有了文化建設、發展、創造的自主權，並產生了自主的文化觀念。
改革開放後，中國重新開機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伴隨著對外開放，「中國潮」「中國風」兩個詞再現於1987年。只是由於轉譯的原因出現了異詞同義的現象，這時的「中國風」出現在藝術設計領域，所指的就是17—18世紀流行於歐洲的「中國潮」。而此時的「中國潮」代指發生在1987—1988年的百家刊物聯合發起的報導文學征文活動，用以代指中國當代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報導文學創作熱潮[36]。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重大的歷史變革，新舊觀念、體制改革間的矛盾與沖突體現在社會的各個側面，時代需要集新聞性和文學性於一體的報導文學來記錄、呈現變革時期群眾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此時，文學界的「中國潮」便表示著「以報導文學參與、記錄改革開放之浪潮」的含義。
（二）發展文化事業。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文化事業的發展迎來新機遇。亞洲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東西方在物質文明上的差距逐漸縮小，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顯示出蓬勃的再生之力，東西文化交流也不再是全然的「西強東弱」，而是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
「中國風」一詞自1991年起主要活躍在音樂領域，在交響樂領域出現以「中西融匯、雅俗共賞、時空結合」[37]為基本思想的「中國風」音樂工程。至1994年，「中國風」在音樂領域表示「包括各種地域風格在內的所有中國風格的總稱」[38]，此後便逐漸有了「音樂民族化」的表意。另外，從1992年直至1997年，國家文化部門組織名為「中國風」的大眾流行音樂海外巡回演出，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用以展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文化建設，促進中國流行文化走向世界。所以，1992年—1997年間媒體對「中國風」的使用已經開始有了「中國流行文化風潮」的含義。在2000年之前，「中國風」主要是音樂領域的專有名詞，主要表達「音樂民族化」和「大眾流行音樂國際交流」的意思。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進，部份媒體在使用「中國風」時將其作為一種隱喻，借以表達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力增長，「國際影響力增強」，[39]以及「國貨出海，流行海外」[40]。
「中國潮」的概念轉義在1994年再次發生，此時中國改革開放已有十余年。光明日報出版社的雷國珍在【中國潮：改革開放的回顧與展望】一書中，把「這個反映新時期‘鮮明特征’的‘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歷史行程’形象地概括為‘中國潮’」[41]。同年，對外宣傳紀錄片【中國潮——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正式播出，該片命名者張希岑表示，「如潮如湧，這不正是海外投資者在中國大陸掀起的投資熱潮嗎？」[42]
從1990年至2000年，「國潮」概念體系中的概念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觀話語下傳播、發展。其間，「國風」概念逐漸完成了其歷史任務，從1990年開始逐漸消失。「中國風」「中國潮」概念出現了轉義和拓展，尤其是「中國風」不僅替代了「國風」的部份表意，還跨越藝術設計領域進入音樂領域成為「音樂民族化」「大眾流行音樂」的代名詞，甚至被再概念化為「國貨出海、文化出海、影響力出海」，成為此間概念體系中的主導性概念。此時的「中國潮」已然離開了文學領域，轉而介入「改革開放」「對外開放」的宏大敘事中，用以概括「改革開放的歷史行程」或指代「外商在華投資潮」。作為「國潮」在該時段的具體化物件，「中國風」「中國潮」受時代話語驅動，已經逐漸進入國家敘事中。
（三）推動文化產業。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掀起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又一次浪潮，不僅外商在華投資不斷，中國企業也走出國門赴海外投資。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全球文化流動，中國不再像17—18世紀那樣缺位於國際資訊傳播系統，而是積極地融入並引導中外文化進行平等、有序、互惠的交流。此時，文化需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已成為社會共識。早在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便正式提出「文化產業」概念，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於是，人們從原本對文化的「事業」認識中走出來，開始從「產業」的角度重新認識文化——文化不僅可為經濟賦能，其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經濟形式。
從2000年至2015年，「中國潮」「中國風」「國貨潮」是概念體系中主要流行的概念。「中國潮」一詞的使用在21世紀初期出現些微變化，有研究成果用「中國潮」喻指「全球國際資本流動中，以中國作為出發點或歸宿的跨國資金流動」[43]。另有媒體借「中國潮」來形容「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投資潮」[44]。這些雖未達到學術意義上的概念轉義，但使用上的變化至少反映出社會對該詞匯的認知變化。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陰霾逐漸籠罩全球，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隱隱擡頭，「中國潮」概念最終在2014年消失。由於各國築起貿易壁壘，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受到一定阻礙，中國民間重新興起了支持國貨的熱潮，「國貨潮」一詞亦在2009年回歸媒體，意為「國貨回歸」。此時的「國貨潮」已然褪去新中國成立前為「文化主體性」抗爭的嚴肅歷史敘事，而代表著「中國制造」不斷精良形勢下民眾對中國產品的認可。此後直至2015年，「國貨潮」概念主要用以表示基於懷舊情結而興起的「國貨品牌回潮」，如「百雀羚」等，這時的「國貨潮」概念凸顯出集體記憶、品牌記憶和品牌價值。2000年至2015年間「中國潮」「國貨潮」概念的發展，不僅展示出中國文化產業起步階段的國內外環境，更點明廣義的文化產業背後的驅動力一定包含基於群眾的集體記憶，表現為懷舊、追憶的「情感消費」。
2013年【東北之窗】雜誌以【國潮：今年國貨流行時】為題做了獨家策劃，「國潮」一詞自1920年之後得以重現，表示「國貨流行」的含義，[45]或可部份替代「國貨潮」的表意。2015年【1626產品設計】雜誌編輯部發表的文章【國潮什麽的】中，將「國潮」明確界定為「國產潮牌」，而不是「中國潮流」，文章稱，「一小眾消費者開始把國外潮牌與國內的分組，國內的就被稱為‘國潮’」[46]。隨著潮流文化傳入中國，國產潮牌成為這一小眾圈層的心頭肉，中國文化產業發展中顯現「興趣消費」的端倪。
這一階段的「中國風」一詞不僅延續著1990年至2000年間的概念內涵，指涉範圍的變化與新的概念拓展使其漸趨成為文化產業中的核心概念。2000年，初出茅廬的周杰倫憑借其標誌性的唱腔和詞曲風格成為當時流行樂壇的神話，其他歌手爭相模仿。這種風格的流行音樂被民眾與媒體稱為「中國風」，與上世紀90年代表征為「中西結合」的「中國風」不同，此時的「中國風」概念不僅含涉「中國傳統」「中國意境」，還隱含著「追憶舊時光」的懷舊情結。在藝術設計領域，「中國風」概念則有一層「現在時」的意義，「歷史當然是中國的，但我們的現在呢？現在的生活、現在的觀念、現在的趣味似乎也應該被包括在內」[47]。另外，在與「日韓流」的競爭、互鑒中，「中國風」出現了概念拓展，「是指結合中國風格的文化產品和生活方式在國內掀起的新的流行風潮」[48]。「文化產業的定義應該是創造某種文化，銷售這種文化和文化符號。」[49]此時的「中國風」概念則使中國文化元素成為文化消費的客體，含有它們的產品即是文化產業的經營物件，產業範圍由此得以擴大。
（四）推進文化自信自強。2015年至2022年是各概念激烈競爭，概念體系高頻振動的時段。一方面，自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自信」，全社會的「文化自信」明顯提高，群策群力致力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另一方面，全球文化流動、時尚消費、新技術革新使得廣大網民參與到對概念的使用和闡釋中來，概念內涵在商業資本、媒體、學界、網民等多重力量的角力中被重新建構。
隨著【功夫熊貓】系列動畫電影陸續在中國上映，中國動漫界再次關註中國文化題材的創新，不僅創作出【大魚海棠】等既具有中華文化之形，更蘊含中華文化之魂的動漫作品，還出現了【新神榜】系列這種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充分融合的作品。「中國風」一詞則短暫停留在動漫領域，指「以中國元素為表現形式，融合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的藝術形式」[50]。其後為了與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風」動畫相區別，則用「新國風」「新國漫」等概念替代，自2017年起，流行了三十年的主導性概念「中國風」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2016年「國風」概念在學術界再現，隨後在動漫及影視產業的影響下圍繞「國風」衍生出「國風文化」「新國風」「偽國風」等概念。在使用上則出現了「國風」「國潮」概念的混用，或是「國風動漫」「國風遊戲」的詞語套用，以「國風」代指「中國元素」。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同年，國務院批準將每年5月10日設立為「中國品牌日」。「文化自信」的精神引領和「中國品牌日」的政策支持，使得「國潮」概念自2018年以來不斷發展且持續發力。2018年天貓的「國潮行動」促使「國潮」走紅，「國潮」概念不再是2013年的「國產潮牌」，而是發展出「消費文化潮」說、「國貨消費潮流」說、「文化藝術風格」說等。「國潮」被不同領域使用，被多重力量闡釋，由此產生了「新國潮」「國潮風」兩詞。「新國潮」僅於2018年曇花一現，強調科技賦能、老品牌升級和創立新國貨品牌。「國潮風」自2019年出現，或代表「國貨消費潮」，或指代「國貨發展的商業風口」，抑或作為「國風」「國潮」的統稱。該詞多出現在媒體文案而非學術作品中，且未形成明確、穩定的表意。「國潮」因與潮流文化的緊密聯系，有利於國際文化交流，且更符合「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時代要求，因而在此間概念的競爭中至今占據主導性地位。
「黨的二十大對文化建設作出新的戰略部署，要圍繞推進文化自信自強，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51]「國潮」始終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紐帶，既致力於傳播、創新中國文化，又吸收外來文化精華為我所用，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此外，「國潮」將文藝作品和文化產品相連線，有助於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未來，「國潮」依然具有強大生命力。
概念史方法讓我們從全新的、整體性的研究視角認識「國潮」，即「國潮」一詞的具體概念內涵已然不重要，反而是「國潮」概念體系及這些概念的歷史演進具有深刻的意義和價值。何謂「國潮」？概念史告訴我們，「國潮」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內涵：中國文化被視為「文化他者」被擠壓、被定義時的「中國潮」和「中國風」是它，代表「國字號事物」為文化主體性抗爭的「國風」「國貨潮」是它，掌握「文化自主權」，發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的「中國風」「中國潮」「新國風」等亦是它。「國潮」逐漸內化為「現代化國家觀念」的概念裝置。
六、總結與展望
在概念史的學術視野下，「國潮」並非單一的詞匯，而是以「現代化國家觀念」為內核的概念裝置，在中國文化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變化為「中國潮」「中國風」「國風」「國潮」「國貨潮」「國潮風」等相關的概念，變動的是時代的需求，不變的是對「國家觀念」的探尋。而現代社會的審度和現代化改造是「國潮」概念演進的原動力，具體表征在從被擠壓、被定義的「文化他者」到為「文化主體性」抗爭，再到堅定地走向文化繁榮的過程。
整體把握歷史規律可以發現，「國潮」概念群中諸概念的生滅輾轉取決於能否與「多元社會要素」進行多維度的良性互動。如1910年至1949年間知識精英階層因推廣「國風」概念，而獲得了「先進」的身份加持，「國風」概念切中「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也為當時的中國帶來「國體」「國民性」「國家風貌」等現代國家理念，故而成為這一時期的主導性概念。與這種僅實作對「多元社會要素」單向賦能、單一互動不同，「中國風」概念自1990年以來，不僅實作了從藝術設計領域到音樂領域的圈層跨越，對這一概念的界定也由專業領域界定過渡到大眾協同界定，促成了「中國風」的概念拓展，旋即又進入「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國家話語中。「中國風」在概念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近三十年，正是由於它「賦能」能力的不斷強化，以及「賦能」領域的多維化。「國潮」概念的特殊性在於它致力於「創造性轉化」，並由商業資本、網民、學術界等多維力量共同參與到其概念的轉義和拓展，經官方助力成為一種國家話語，引發了社會要素間更加多維的良性互動，實作傳統文化與文化創新間的相互賦能，文化與科技間的相互賦能，甚至走出此範疇為其他產業實施「文化賦能」，並在這種賦能互動中豐富、完善、深化「國潮」的發展模式，「國潮」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整合此前諸概念、內化為「現代化國家觀念」的概念裝置。
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導下，把握「國潮」概念演化的歷史規律，我們應當重新關註、思量、探索「國潮」之發展：
其一，強化概念建構，掌握學術話語權。概念研究始終是相關領域的基礎性研究，概念的界定權更是彰顯著學術話語權，在國際學術界尤為如此。如近年來，「國風」及其衍生詞「國風文化」頻現於媒體報道和研究成果中，但由於缺乏系統的相關研究而未能實作完善的概念建構。然而，在日本「國風」早已經透過學術建構完成了「歌謠—文學—文化—民族—國家」的意象變遷，實作了「唐風」向「國風」的轉變，並借此搶占了國際學術話語權。產業發展、「文化賦能」的力量皆源自系統、完整、有力的學術建構，因此，國內學界應當在未來對「國潮」演進過程中的諸概念展開溯源、探究關聯、形成體系，掌握學術話語權，並基於此完成尊重歷史、尊重科學、面向時代並具有現實觀照力的學術搭建。
其二，明確主體方向，實作模式化發展。「國潮」的概念史研究讓我們了解到當前的「國潮」是整合此前諸概念，以「中國式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內核的概念裝置。然而，如今的「國潮」依然是借「中國元素」來進行外圍形象建構。在未來，「國潮」應當實作模式化發展，以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結合的現代化」，即形成持續化的「國潮」文化敘事，推進精細化的「國潮」文化生產，實施寬領域的「國潮」文化賦能。在「文化敘事」上，立足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特別考量「國潮」地域化特征和地域文化「國潮化」的可能，實施從國家文化向地域文化的挖掘、轉化；在「文化生產」上，基於持續化的敘事，延展出多元化、精細化的文化產品和服務序列；在「文化賦能」上，基於前述兩方面，促成「國潮」的品牌化，再透過品牌化的「國潮」對泛文化產業進行賦能，使得其產品或服務獲得「意義消費」「符號消費」的可能。
【本文為重慶市社科規劃重點專案「地域文化‘國潮化’：巴渝文化繼承與傳播的現代轉向」（編號：2021NDZD10）、重慶市社科規劃一般專案「大數據疫情防控背景下個人資訊報道邊界研究」（編號：2022NDYB112）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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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照格式參考：
蒙曉陽，杜超凡.「國潮」概念史：走向文化繁榮的歷史演進[J].青年記者，2024(07):94-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