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東線戰場潰敗後，好多德軍士兵成了蘇軍戰俘。他們大部份被送到老遠的西伯利亞，在那兒過著苦哈哈的勞改日子。不過，在這段黑暗的歷史裏，有些不為人知的事兒悄悄發生著。有一小撥德軍戰俘留在了蘇聯西部的城市，他們的命數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樣。這些留在城市裏的戰俘都經歷了啥呢？他們咋在異國他鄉找到活下去的盼頭的呢？為啥這段經歷成了他們之間不能提的秘密呢？
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了。這場打了將近六年的戰爭一結束，就有數以百萬計的德國兵成了戰俘。在這些戰俘裏，被蘇聯軍隊俘虜的德國兵命運特別慘。
漢斯·米勒是個巴伐利亞的普通士兵，在柏林保衛戰裏被俘虜了。那時，他跟戰友們都被集中到柏林郊外的一個臨時戰俘營。米勒回憶說：;
米勒本以為情況已經糟到不能再糟了，可更大的噩夢才剛剛拉開帷幕。沒過多長時間，蘇軍就把戰俘們往火車上裝，要運到很遙遠的東方去。米勒跟其他戰俘被塞到貨運車廂裏，踏上了漫長又痛苦的行程。
這趟旅程持續了好幾周。車廂裏熱得讓人受不了，汗臭味和絕望的氣息在空氣中彌漫著。途中有很多戰俘因為缺水、饑餓和生病死了。米勒回憶說：;
最後，活下來的戰俘們到達了目的地——西伯利亞的勞改營。這兒的環境比他們預想的還要差。又冷又餓，還要幹很多活，這就是他們日常的主要狀況。
在勞改營中，戰俘們都得幹各種各樣特別累的體力活。有一些人被安排去砍樹，天天都得在零下40度的大冷天裏工作十幾個小時。還有一些人被弄到礦井裏，在又暗又潮的地方挖礦石。
奧托·施密特是個被派到礦井幹活兒的戰俘。他這樣描述：;
食物不夠是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戰俘們平常吃的大多是稀湯和一點麪包。有時候，他們餓極了只能去吃樹皮和草根。因為營養不良，好多人得了壞血病和其他病癥。
身體上受折磨就已經夠難受的了，精神上的煎熬也同樣讓人受不了。和家人斷了聯系，也不知道啥時候能回到故鄉，這種不知道啥時候是個頭的恐懼和絕望，每時每刻都在折磨著每個戰俘呢。
不過，就算是在這麽艱難的環境裏，人性的光輝還是有的。戰俘們彼此照應，把僅有的食物和衣物拿來分享。還有些人搞了些簡單的文化活動，像講故事或者唱歌之類的，用這種方式來抵禦絕望、守住希望。
弗裏茨·韋伯原本是個教師，後來成了軍官。在勞改營裏，他偷偷組建了一個小型「」。他講：「」
日子一天天過去，有些戰俘受不了艱苦的環境就自殺了。還有些人想逃跑，可幾乎沒一個能跑成的。西伯利亞那一大片荒原就像個天生的大籠子似的，就算逃出了營地，在這人煙稀少的地方也很難活下去。
【留在城市的幸運兒】
在好幾百萬的德軍戰俘裏，有一小撮人沒被送去西伯利亞。這些比較「幸運」的戰俘留在了蘇聯西部的城市和城鎮。這麽做可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的想法，是因為蘇聯戰後勞動力嚴重短缺。
1946年初的時候，蘇聯當局漸漸發覺，把所有戰俘都弄到遠東去，這可能不是最聰明的做法。戰爭讓蘇聯西部地區人口減少了，經濟也遭到破壞，那裏急需勞動力來重新建設城市、恢復生產呢。就這樣，一個新政策悄悄出現了：挑出一部份有特殊技能的德國戰俘，把他們留下來使用。
卡爾·施密特就在這批人當中。他是個工程師，被俘之後沒多久就被蘇聯軍官給註意到了。施密特說：
經過篩選的戰俘被分到不同的城市和工廠。施密特被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個機械廠。這裏的生活條件比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好很多，他們有比較舒適的住所，定量供應食物，甚至還有一些自由活動的時間。
不過，這可不是說他們的日子就好過了。這些戰俘還是得幹苦活，只是工作內容從單純賣力氣變成搞技術活了。他們被安排參與蘇聯的工業重建工作，有時候還會涉及一些敏感的軍事專案呢。
漢斯·穆勒是個機械技工，被分到列寧格勒（現在叫聖彼得堡）的一家造船廠呢。穆勒表示：「
這些戰俘的技能不只是在工業方面。不管是醫生、建築師，還是農業專家，各個行業的人才，蘇聯當局都把他們安排到了相應的有需求的地方。約翰·魏伯，他以前是在德國鄉村當軍醫的，就被派到了一個集體農莊的診所。他回憶說：;
雖然這些戰俘的狀況還算不錯，但也面臨不少挑戰。語言障礙就是個大問題，大部份德國戰俘都不懂俄語，這既降低了他們的工作效率，又讓他們的日常生活很不方便。於是，蘇聯當局就組織了一些基礎的俄語培訓課。
弗裏茨·萊納是個建築師，被派到基輔參與戰後重建工作，他說道：「
還有一個挑戰就是當地居民懷有敵意。說到底，這些德國人以前是侵略者，讓蘇聯人民遭受了極大的痛苦。好多蘇聯人對有這些戰俘存在感到心煩和憤怒。
沃夫岡·舒妮達在明斯克的一家紡織廠上班。他回憶說：「
時間一天天過去，一些戰俘慢慢和當地人有了一定程度的友好往來。有部份人都開始學著欣賞蘇聯的文化與生活模式了。不過呢，大部份人還是盼著有一天能回自己的國家。
雖然這些留在城裏的戰俘比較「特殊」，可他們的狀況依舊充滿變數。他們不曉得自己啥時候能重獲自由，也不知道自己的技術貢獻會不會左右自己的命運。這樣的狀況既讓他們覺得幸運，又讓他們十分煎熬。
德特夫·布勞恩是個化學工程師，被派到高爾基（現在叫下諾夫哥羅德）的一家化工廠工作。他表示：「
【意外的愛情故事】
戰爭的陰影籠罩著，可人性的光輝照樣能沖破黑暗。哪怕是在最沒可能的環境裏，愛情也會悄悄滋生。那些留在蘇聯城市的德國戰俘，他們的境況雖說艱難，卻也為一些意想不到的愛情故事提供了發生的可能。
1947年的基輔，冬天冷得厲害。埃裏希·施密特以前是德國裝甲兵，這時候正在一家汽車修理廠上班呢。那天，有一輛破破爛爛的卡車被拖到了修理廠，車主是個年輕姑娘叫娜塔莎，她在一個集體農莊當司機。
埃裏希回憶說：「
雖然語言障礙讓他們交流起來費勁，但埃裏希和娜塔莎之間就是產生了一種很奇妙的反應。在後面的幾周時間裏，娜塔莎老是找借口把她的卡車送到修理廠來。而埃裏希呢，每次都會主動去修她的車。
慢慢地，他們開始趁著工作之余偷偷見面。最開始的時候，他倆就在附近的公園走走，用簡單的字詞和手勢來交流。再往後呢，娜塔莎就開始教埃裏希更多的俄語，埃裏希也向她講德國的文化和習俗。
不過，他們的關系可不是順順當當的。埃裏希是個德國戰俘，他這個身份肯定會有爭議的。娜塔莎的家人和朋友知道她跟這麽一個人來往，心裏又不安又生氣。
娜塔莎的哥哥伊萬在打仗的時候沒了一條腿。他察覺到妹妹跟一個德國人處物件，一下子就火冒三丈。他還威脅說要告發埃裏希，並且想辦法阻攔妹妹去修理廠。
埃裏希和娜塔莎雖然遇到很多阻礙，但感情卻越來越深。他們開始秘密見面，在城市的旮旯裏悄悄約會。有時候，他倆會躲在廢棄的建築裏，避開別人的視線，分享各自的夢想與恐懼。
1948年春，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局面就這麽改變了。伊萬的摩托車在郊外壞了，埃裏希和娜塔莎正好路過看到了。伊萬一開始不願意讓埃裏希幫忙，不過娜塔莎堅持要幫，最後埃裏希還是把摩托車修好了。
這件事使伊萬對埃裏希的看法有了細微的轉變。他漸漸發覺，並非所有德國人都是冷酷無情的侵略者。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伊萬逐漸接納了埃裏希，在家人跟前還為他倆的關系辯解呢。
不過，埃裏希與娜塔莎的愛情故事可不是獨一份兒的。在蘇聯的其他城市當中，類似的事兒也在發生著呢。
在列寧格勒有個叫海因裏希·米勒的人，他是造船廠的工程師。有個俄羅斯轉譯叫奧爾加，她被安排來給德國專家們日常工作幫忙，米勒就和奧爾加認識了。剛開始的時候，他倆就只是工作關系。不過過了些日子，他倆發現互相之間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海因裏希表示：「
他們的感情進展遲緩，不過很穩固。奧爾加的家人相較於娜塔莎的家人更能接納這段感情，也許是因為奧爾加的工作性質使她對德國文化有更多認識。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承受著社會帶來的壓力。
在莫斯科，有個更具戲劇性的愛情故事正在發生。格哈德·舒妮達是個被派到莫斯科音樂學院的音樂家，在那兒，他碰到了年輕的小提琴手安娜。
他們的相遇就像是命中註定的一樣。有一回音樂會彩排的時候，安娜的小提琴壞了。格哈德主動過來幫忙修理，他倆就這樣認識了。音樂成了他們交流的語言，這種交流跨越了國籍和身份的界限。
格哈德回憶說：「
不過，他倆的關系很快就被當局察覺到了。格哈德是個很有才華的音樂家，被當局當作重要的文化財富。當局怕他會企圖逃走，或者被西方的間諜給利用了。
安娜同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她的音樂事業危在旦夕，家人也因她和一個德國戰俘的關系被牽連。不過，即便面對這些難題，他倆的感情不但沒動搖，反而愈發堅定了。
這些跨國愛情故事，在當時的蘇聯社會造成了不小的轟動。它們沖擊了人們對戰俘原有的看法，還促使人們重新考量戰爭、仇恨與和解的意義。
不過，這些故事的結局不總是好的。國際形勢一變，蘇聯就開始把德國戰俘送回去了。好多戀人都要承受分離的痛苦。有些人就放棄了，還有些人則打算冒險留下來。
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會面臨一段難熬的適應期。他們得承受社會的歧視，還要盡力融入曾經敵對的文化。不過，就是這些沖破重重阻礙的愛情故事，給戰後的和解播下了希望的種子。
【逃跑與懲罰】
雖然有部份德國戰俘在蘇聯城市裏得到了相對「不錯」的待遇，可對大多數戰俘來講，想回家的念頭就像影子一樣一直跟著自己。這個念頭讓一些人冒險去幹一件事，那就是試圖逃出蘇聯的管控。但是，逃跑的後果常常很嚴重，這不僅對逃跑的人自己，還對其他戰俘有著很深的影響。
1947年夏，莫斯科郊外的一家機械廠出了件大事，有個逃跑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漢斯·穆勒和弗裏茨·韋伯這倆在工廠做技術顧問的德國工程師，精心謀劃了一個特別大膽的逃跑方案。
穆勒回憶說：;
他們挑了個月黑風高的晚上跑路。靠著事先備好的工具，他們順利翻過了工廠的圍墻。可這時候，真正的難關才剛開始呢。
兩人打算分開行動，這樣成功的機率能大些。穆勒朝著西北方向走，他想途經波羅的海的國家逃到西德去。韋伯呢，選了南下的路線，打算從黑海地區逃到土耳其。
穆勒的運氣能稍微好點。他在最初那幾天的搜捕中成功躲過去了，還想法子搭上了一輛去明斯克的貨車呢。不過，快到拉脫維亞邊境的時候，他就被一個很警覺的邊防哨所給攔住了。
韋伯的情況更糟，他才離開莫斯科不到100公裏就被抓了。有個農民發現他躲在谷倉裏，然後就向當地警察告發了。
這次逃跑事件讓蘇聯當局特別重視起來。他們馬上強化了對所有德國戰俘的監管。以前比較寬松的管理政策一下子收緊了很多。好多戰俘的有限自由活動權沒了，被禁止走出工作場所。
更糟的是，蘇聯當局開始懷疑可能有其他德國專家參與了逃跑計劃。於是就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調查。好多無辜的戰俘被反復審問，有的甚至還遭受了酷刑。
奧托·施密特是在基輔工作的建築師，他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穆勒和韋伯面臨著嚴厲的懲處。他們的所有特權都被剝奪了，還被送去了西伯利亞的勞改營。在那兒，他們得面對特別惡劣的環境和沈重的體力活。
韋伯被捕後沒多久就生病死了。穆勒呢，在勞改營裏待了長長的七年，一直到1954年才被放回國。他後來寫過：「
不過呢，不是所有逃跑的嘗試都是失敗的。1948年冬天的時候，有個叫埃裏希·萊曼的德國飛行員，弄出了一個特別讓人不敢相信的逃跑奇跡。
萊曼被安排到列寧格勒的一個軍用機場工作，工作內容是維修蘇聯戰鬥機。借著這個機會，他偷偷學習了蘇聯戰機的操作方法。
萊曼逮著了一個難得的機會。那是個霧蒙蒙的清晨，守衛沒留神的時候，他偷偷摸摸地爬進了一架正準備起飛的米格 - 15戰鬥機的駕駛艙。
「萊曼後來回憶說，」
萊曼順利把戰機啟動了，還沒等塔台反應過來，他就飛離了跑道。他朝著波羅的海那邊飛過去，最後在瑞典降落了。這一場令人震驚的逃脫行動，在整個歐洲都引起了轟動，也讓蘇聯當局特別難堪。
萊曼成功逃掉了，這讓其他戰俘看到了希望，可蘇聯那邊呢，也因此采取了更嚴的管控手段。好多在軍事相關方面工作的德國專家都被從敏感崗位上調走了，還有些人幹脆被送回勞改營了。
1949年的時候，又發生了一起特別引人註意的逃跑事件。這次可不是一個人跑，而是一個有15名德國戰俘的團隊集體行動。這些戰俘都在烏拉爾地區的一個礦場幹活兒呢。
這個團隊準備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他們偷偷地收集食物和工具，做簡易指南針，還想法子搞到了一些很糙的地圖。在一個黑漆漆的夜裏，他們一塊兒逃出了營地。
可是，這次集體逃跑最後落得個悲劇的下場。蘇聯官方馬上就開展了大規模的搜捕行動。在隨後的兩周時間裏，14個逃跑的人被抓住了。只有一個叫沃夫岡·舒妮達的礦工，成功跑到了伊朗。
逃跑後被抓住的人受到了嚴懲。有三個人被處死，剩下的都被判了25年勞改。這件事讓其他戰俘特別恐慌，好多人都打消了逃跑的想法。
時間一長，逃跑的事兒就越來越少了。這裏面有管控措施加強的原因，不過更關鍵的是，好多戰俘開始看到回家的希望了。從1949年起，蘇聯慢慢釋放和送回德國戰俘。雖說這個過程持續了好幾年，但也讓很多人有了耐心等著的理由。
這些逃跑的事兒，不管最後成功沒成功，都成了戰後歷史的一部份。戰俘們對自由的渴望，透過這些事兒體現出來了，而且在極端環境裏人性的堅韌和勇氣也展示出來了。與此同時，蘇聯對戰俘的政策也被這些事兒深深影響了，這讓最終釋放和遣返戰俘的行程加快了。
【回歸與新生】
國際局勢變了，蘇聯政策也做了調整，於是開始大規模遣返德國戰俘了，這時候終於到了。從1949年就開始遣返，一直到1956年才結束。那些在蘇聯待了好多年的戰俘啊，回家的路上有高興，有不安，也有不少挑戰。
1949年10月，第一批被允許遣返的德國戰俘登上了開往柏林的火車。漢斯·米勒就在其中，他是一名曾在基輔工作過的電氣工程師。米勒回憶說：「
可是，剛回家時的那種喜悅很快就被現實的艱難處境給沖淡了。好多戰俘都發覺，他們要回去的祖國已經不是記憶裏的樣子了。德國分成了東德和西德兩個國家，不少城市在打仗的時候被毀掉了，家人或許已經失散或者不在人世了。
機械師弗裏茨·舒爾茨從烏拉爾地區回來後，講述了他回到漢堡時的狀況：;
那些老家在東德的戰俘，情況就更復雜了。他們好多人直接被送去東德，得面臨適應新社會主義制度的難題。有一些人甚至打算接著去西德，哪怕這就意味著又要離開自己的老家。
卡爾·赫爾曼是來自德勒斯登的戰俘，他就做了這樣的選擇。他說：;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順順當當回德國去。有些戰俘在蘇聯的時候跟當地人有了感情，有的還組建了家庭呢。對這些人來講，離開就意味著要做個艱難的選擇。
埃裏希·韋伯便是這樣一個例項。他在列寧格勒邂逅了自己的妻子娜塔莎，還育有一個女兒。韋伯表示：「
那些成功回到德國的戰俘，重新融入社會是個漫長又艱難的事兒。好多人發覺自己的技能過時了，或者對戰後重建德國派不上用場。有些人因為有在蘇聯工作的經歷而被懷疑，甚至被當成叛徒。
奧托·施密特是一位在莫斯科工作過的建築師，他講述了自己遇到的困境：「
德國政府設立了一些特殊專案來幫助那些回來的戰俘，像職業培訓課、心理輔導還有經濟援助這些。但這些舉措效果不咋地，好多戰俘還是覺得自己被社會邊緣化了。
時間一長，大多數被遣返的戰俘慢慢適應了新生活。他們當中有些人在經濟奇跡的那段時期抓到了機會，成了德國重建的重要力量。
海因裏希·舒妮達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他在蘇聯學會了俄語，回自己國家後就當上了一家貿易公司負責東歐業務的主管。舒妮達講：「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轉型成功的。有些戰俘適應不了新環境，就得了抑郁癥或者酗酒。還有些人幹脆自殺了。這些悲劇讓人們知道，戰爭的陰影還遠遠沒有消失呢。
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德國戰俘大多都回自己祖國了。不過呢，還是有一小撥人願意留在蘇聯。這其中有些人徹底融入蘇聯社會了，就連蘇聯共產黨都加入了。
古斯塔夫·赫爾曼便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在蘇聯的時候成為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師，還在一家大型國有企業裏擔任著高級職位。赫爾曼表示：「
冷戰緩和之後，留在蘇聯的一些德國人開始有機會重新和他們在德國的親人取得聯系。有些家庭在過了數十年後重新團聚了，不過這種團聚往往夾雜著復雜的情感。
1990年德國統一之後，蘇聯境內最後一批滯留的德國人有了返回自己國家的機會。有些人就選擇回國，也有些人打算繼續留在他們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地方。
對於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而言，不管是回德國還是留在蘇聯，這段經歷都極大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經歷是20世紀歐洲歷史的重要部份，見證了戰爭、囚禁、和解與新生這一復雜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