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詢同盟來自於弗洛伊德晚期論文「與自我自身的同盟」。弗洛伊德認為，由於精神分析是漫長的，涉及大量的時間，所以同盟關系必須是穩固的。如果能以積極的方式影響第一階段產生的焦慮，創造一個積極的情緒氛圍，心理咨詢師的自我和來訪者的自我能一起工作，那麽就能促進精神分析的工作。由於精神分析使用的是沙發——這種特殊的設定，所以他認為對咨詢師產生積極的情感是很有必要的，也能在某種意義上補償來訪者心中的痛苦。隨著咨詢和治療關系的發展，來訪者的抵觸和負面情緒會凸顯出來，積極的關系就能減少負面情緒。
咨詢同盟保持了對來訪者恢復的強烈願望。由於這種關系既是轉移性的，又是真實的，它已被證明具有效果，使我們能夠對比轉移性精神官能症的偏見和扭曲的情況。這種最初的合作關系，使咨詢師和來訪者能夠一起思考問題，是整個心理咨詢和治療過程的基礎。
每個人來做心理咨詢或治療時可能會焦慮或不安，有些人認為他們的問題會得到解決，有些人認為他們會被帶入一個不可思議的空間。因此，心理咨詢師應該盡量想象來訪者透過這個過程在尋找什麽，創造一個咨詢師和來訪者可以一起工作來解決問題的姿態。
如果來訪者是被動來的，那麽咨詢師要知道來訪者的狀態。一旦咨詢師有了咨詢同盟的矩陣，就可以開始思考來訪背景。在單次的心理咨詢中，咨詢也往往以分享這一背景而結束。只有透過咨詢，才會在頭腦中出現「為什麽」的問題意識，並使來訪者內心的一些異己的東西得以顯現。 我們把這稱為癥狀或問題的「分解」（catabolism）。
當咨詢師和來訪者能夠共同做出決定時，就可以建立一個咨詢結構來共同工作。精神分析學家拉夫格裏森，也就是瑪麗蓮夢露的心理治療師，將咨詢同盟稱為「工作同盟」。這意味著在心理咨詢或治療中存在著共同的工作立場。在咨詢師和來訪者看了來訪背景後，一起努力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種從問題導向到解決方案導向的視角轉變，也是為什麽躺在沙發上以自己的方式回顧問題的設定是如此出色。在這個過程中，來訪者的敘述像一個執行的時鐘一樣被投射在螢幕上。
心理咨詢的方向是要能夠把問題放在來訪者自己的生活中。精神分析學家默頓吉爾將此稱為從來訪者的角度的分析性工作。當咨詢同盟建立後，來訪者自然會開始問自己關於癥狀和問題的原因。這個為什麽不是來自咨詢師的指責，而是對來訪者自己心靈的反思。
自我的主觀性試圖將問題置於一個人的生活景觀中。這種功能是由斯特巴首先指出的，斯特爾巴在1934年的論文【自我的分歧】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在精神分析的歷史上，1934年是令人難忘的年份。基利因寫抑郁癥，精神分析學家斯特拉奇發表了關於變容解釋的論文）。他認為，現實的感知方面產生了觀察性的自我，或自我的觀察力，這使咨詢師能夠理解來訪者對咨詢師的一系列情緒。當然，即使來訪者沒有走到那一步，如果他莫名其妙地覺得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那麽心理咨詢也是成功的，但他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反思自己此時此地生活的好機會，因為問題已經發生。
讓我們設想一下最好的情境：當來訪者能與咨詢師分享擔憂和問題時，「我不知道，但我相信這個人會和我一起弄清楚的」，這種「我不知道」的感覺就變成了未知，而不是奇怪的、無法解釋的或不合理，所以咨詢師可以幫助來訪者一點一點地弄清楚。
狄奧多雷克把分析性傾聽稱為「 用第三只耳朵傾聽 」，但這種無意識的表現不是來自來訪者或咨詢師，而是來自來訪者和咨詢師之間都無法理解的外部的東西。在臨床接觸中，有很多時候，真正讓人驚愕的事情就是事情真相的開始。只有透過這種驚喜，才能接觸到事實。
心理分析學家克里斯托弗博拉斯稱其為「 未被認知 」。其實在我們的感知和認知中，用得好的部份可以稱為隱性知識，也還有許多東西並不能被人理解。
當同盟形成後，來訪者對自己的問題感到不舒服，並且能夠把問題放在自己的經歷、生活等主觀視角中，他就成為了最熟悉自己問題的人。這一立場有時被稱為分析性主體。如果咨詢師能夠采取一種立場，同來訪者一起看向「我不知道」的領域，那麽就可以積極解決「我不知道」的問題。
當焦慮的來訪者去看咨詢師，問了一個他們認為可以信任的問題，但咨詢師卻說我不知道，那麽來訪者的焦慮會變得更強烈。因此，作為一個咨詢師，看的是問題的背景，以便來訪者能夠在他們能夠理解的範圍內對他們的問題更加直觀，並使他們能夠思考自己。
同時，問來訪者的問題要盡可能開放，開放式的問題是可以自由回答的。 也可以在時間的前半部份提出開放性問題，後半部份提出封閉性或澄清性問題。
心理咨詢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咨詢同盟。 咨詢結構化是一個從接近來訪者主體性的立場來確定我們不理解的事物的過程。北山修說，母親和兒童一起發現主題的經驗對兒童的發展極為重要。從第一次接觸開始，我們就看不知道的事物。同樣， 咨詢同盟是來訪者與咨詢師一起發現背景的基本姿態。 透過這種方式，才能夠與來訪者共同看待「我不知道」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