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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曉甫:金主「大挪移」背後,美國大選和八年前區別在哪?

2024-08-22心靈
【文/觀察者網 唐曉甫】
7月13日,隨著那場針對特朗普的刺殺以失敗告終,2024年選舉後半程的激烈態勢被徹底點燃。兩黨也快速做出調整。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特朗普任命萬斯為其競選搭檔;民主黨則換掉拜登,讓哈裏斯和沃爾茨搭檔競選。這一系列變化讓原本似乎已經明朗的美國大選形勢又變得混亂起來。
春江水暖鴨先知,早在這種混亂被普通人熟知之前,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競選資金層面也悄然發生著轉變,似乎預示著2024年總統大選正在走向我們之前所未知的領域。
民主黨小額捐款比例反超共和黨,大資本疑給特朗普開後門
2016年8月4日,【紐約時報中文版】刊登了一篇新聞:「依靠小額捐款,特朗普縮小與希拉里資金差距」。文中提到「特朗普的競選團隊稱,透過7月一次電郵和直郵相結合的活動,特朗普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籌集到了6400萬美元,其中大部份是小額捐款。特朗普和共和黨上月總共收到了8200萬美元,僅略微落後於克林頓,最後在手的現金多達7400萬美元。」
文中還參照了特朗普方面的分析稱:「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公布的數碼表明,經過數月的猶豫和出師不利後,特朗普開始利用一個機會——將自己對共和黨草根階層的強大號召力同大規模數碼募捐的高科技手段結合起來。」
很多研究者在復盤2016年總統大選時,也以小額捐款興起為一個切入點進行研究。他們指出特朗普利用社交媒體,動員了很多之前投票意願較低的草根民眾,為其競選助力和出錢,並最終擊敗了希拉里。這一系列事件是以前民調模型所較少考慮的。也有不少人以此為由將特朗普在2016年的競選與民粹運動相聯系起來。
事實也確實如此,根據著名的競選資訊公開網站Opensecrets的數據顯示,2016年的總統大選,特朗普競選資金來源中近26%為小額捐款(<200美元)。
2016年特朗普競選資金來源Opensecrets
相比之下在2016大選中,小額捐款僅占希拉里的總捐款比不到19%的比例。
2016年希拉里競選資金來源Opensecrets
同時在2016年希拉里的競選資金中,以大公司為主的大額捐款占比近53%;相比之下特朗普僅僅14%。甚至特朗普競選資金最大來源項是包括自籌資金在內的其他資金項。
這一場顛覆全球認知的大勝使「小額捐款+草根」成為了特朗普的專屬標簽,但時隔八年,情況正在發生著變化。
2020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的左翼小將不僅表現出了驚人的線上和線下戰鬥力,還在捐款等方面也在開始占據一席之地。2020年大選中,拜登競選資金雖然仍有61%來自大額捐款,但是已經有超38%的資金來自個人小額捐款。
2020年拜登競選資金來源Opensecrets
這一比例雖然低於特朗普近49%的小額捐款占比,但是小額捐款當時已經成為兩黨候選人第二重要的資金來源以及動員選民投票的一種手段。
2020年特朗普競選資金來源Opensecrets
但是這僅僅是開始,截至台北時間8月9日下午,根據Openscrects援引聯邦選舉委員會7月29日釋出的數據顯示,特朗普的大額捐款占比已經超過68%,小額捐款占比僅略多於31%。
2024年特朗普競選資金來源Opensecrets
而經歷過候選人更換風波的民主黨,其小額捐款占比則將近40%,比例顯著高於共和黨。
2024年民主黨競選資金來源Opensecrets
雖然哈裏斯的籌款額度依舊遠多於特朗普,且整個選舉周期兩黨小額捐款比例也不可能定格於此,但是從資金占比的角度,此次民主黨背後的大金主出資占比下降,小額捐款占比上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這一趨勢也被美國親民主黨主串流媒體所觀察到,【紐約時報】7月9日釋出了一篇題為「隨著富裕支持者的撤退,拜登大力呼籲小額捐贈者捐款」(「As Rich Backers Retreat, Biden Trumpets Small Donors」)的文章。文中援引了對「小額捐贈者在加劇政治兩極分化方面的作用」方面頗有研究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李察·皮爾德斯(Richard H. Pildes)的一封電子郵件。
他說:「高曝光度、高沖擊力的時刻會當即引發小額捐贈數量的激增,對於包括小額捐贈者在內的捐贈者而言,憤怒、怨恨和憤慨都是政治上的強大動力。」他還說,「我們也有可能看到民主黨的基層與更‘精英’的大額捐贈者之間的沖突,前者希望拜登繼續留任,後者希望有其他選擇。」
雖然這篇文章成文於民主黨內激烈爭論是否應該換掉拜登時期,但是值得關註的是,在整個換掉拜登的民主黨黨內鬥爭中,包括桑德斯、AOC在內的民主黨左翼激進派,一直保持著親拜登,反對換掉拜登的態度;相反,包括佩洛西、民主黨部份金主在內的建制派黨團則是迫使拜登下台的主力。這場換人風波鮮明地展示了激進派與更傳統的建制派在關鍵問題上的不同。
從宏觀角度看,小額捐款爆發與底層民眾對政治參與意願增加以及對兩黨建制派主導美國政治的狀態不滿有高度相關性,這表現了在美國國內矛盾爆發的背景下,基層人民極強的改變國內政治現狀的訴求。
民主黨小額捐款數量的爆發還在某種程度上昭示著,自2016年以來不斷被鍛煉、被特朗普刺激、受到基層支持的民主黨激進派,可能會越來越有意願和能力展示自己與建制派及其背後金主的不同,甚至試圖徹底奪取民主黨議題設定的主導權。
相對的,共和黨方面也在發生著顯著變化:雖然近年來,特朗普一直遭到民主黨方面的政治追殺,但是華爾街和矽谷或者至少其中的部份精英對於特朗普似乎已經不再那麽敵視。
在這方面,今年來第一個引人註目的訊號是Truth Social在3月底的借殼上市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正值特朗普被一系列法院判決剿殺的時期,其中罰款最重的一起案件是一樁需要支付4.54億美元的罰款的民事欺詐案件。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自創社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視覺中國
當時外界一度猜測,特朗普可能會由於包括這一起案件在內的一系列罰款,出現資金不足、破產等情況,甚至可能最終被迫結束大選。然而,突然透過上市申請的Truth Social解了燃眉之急。
上市後,這家特朗普持有約60%股份的上市公司市值一度被推高到80億美元。在部份金融圈人士的默許下,在該借殼上市專案推進被阻近一年多後,Truth Social恰好在特朗普最缺錢的時候獲得了上市批準。
同時由於早前的法律判決中,一名法官裁定特朗普只需支付1.75億美元就可以在上訴期間暫停4.54億美元的民事欺詐判決。這使得特朗普有充足的金融手段獲得相應資金,度過他早前最難的時刻。
之後在6月,【紐約時報】爆出,在包括萬斯等人的牽線搭橋下,3月特朗普在舊金山出席了一場主要面向矽谷等富豪的籌款活動。此次籌款活動估計籌款金額超過1200萬美元,超過了最初約500萬美元的目標。宴會約有25人將出席晚宴,之後另有一場約50人參加的規模更大的招待會。
【紐約時報】的報道認為,這表明矽谷的一些企業家在新冠疫情和對社會正義運動的抵制後轉向右翼。
這一顯著的轉向,在特朗普遇刺、馬斯克正式宣布支持特朗普後進入了輿論場的中心。雖然我們需要關註馬斯克孩子變性一事對於馬斯克轉投特朗普一方的推進作用,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馬斯克長期以來與特朗普的互動以及大資本對於民主黨左翼激進運動,包括加稅、限制大企業擴張等政策的警惕更是我們所應該關註的物件。
變局中部份金主與民主黨深刻分裂
回顧歷史,根據選舉情況不同,美國很多金主在選舉中轉換支持物件的速度極快。
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奧巴馬的主要「金主」來自西海岸的IT巨頭以及美國的著名院校,如加州大學、哈佛大學、微軟和谷歌公司。在羅姆尼的捐贈者名單上,則多是金融巨子,如高盛公司、美洲銀行、摩根斯坦利公司等。
2016年選前的一項調查顯示,不僅IT巨頭、知識精英多數選擇了希拉里,華爾街的金融巨鱷也選擇了希拉里,這場選舉也成為近年來,華爾街、矽谷都支持民主黨的印象的由來。在那個選舉周期中,前紐約州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及其同盟團體從證券和投資行業籌集了8800萬美元,而特朗普僅獲得了2080萬美元。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華爾街拋棄了共和黨。
事實上,從2010開始到2018年中期選舉之前,證券、金融、保險和房地產行業(FIRE經濟)給共和黨方面的捐款都顯著多於民主黨。只不過由於特朗普和MAGA成為了共和黨的主流,很多FIRE經濟的金主們選擇了民主黨。
華爾街捐款折線圖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在2016-2020年選舉周期,特朗普的一直試圖在減稅、減少監管等方面采取極大利好富人的策略,復刻列根模式,但是隨著疫情發酵,以及精英階層的反對,特朗普依舊沒有獲得大資本青睞。在2020年大選中,支持拜登競選的FIRE部門的捐款達到了2.5億美元。
2020年總統大選各行業對民主黨政治捐款Opensecrets
而與之相對的是,特朗普僅獲得1.03億美元的FIRE經濟部門的捐款。
2020年總統大選各行業對共和黨政治捐款Opensecrets
但是由於拜登政府在壓制通脹等方面的拙劣表現,以及在涉及特朗普法律問題上的進退失據,特朗普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政治追殺後,反而成為團結和改造共和黨的唯一人選。
同時,此前廣為人知的民主黨與矽谷、華爾街的親密關系,也隨著民主黨內激進派奪權趨勢明顯而出現了裂痕。
在2016年民主黨候選人選舉中,民主黨中央透過超級委員會以及和桑德斯的利益交換,使得激進派桑德斯和平結束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之爭,選擇支持希拉里。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民主黨激進派不僅包含政治上的LGBT黨團群體,還包括以桑德斯為首的民主社會主義黨團。
在2020年大選中,民主黨左翼激進派的堅決鬥爭,尤其是包括「黑命貴」、工會等政治團體的激烈鬥爭,為拜登的勝選作出了巨大貢獻。而2021年1月6日國會山事件更是對於民主黨包括佩洛西等建制派造成的精神沖擊。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使得在2020-2024選舉周期,民主黨激進派與民主黨建制派達成了某種妥協,激進派開始主導民主黨的很多議程。
事實上,在2020年後,不僅特朗普派逐步完成了奪權共和黨的行程,民主黨方面以國會四小將為代表的激進派的態度也成為民主黨人是否能在黨內突圍並且在兩黨選戰中勝選的關鍵。
以桑德斯為首的民主黨激進派提出了包括對華爾街在內的富人加稅、支持工會、擴大社會保障、限制大企業擴張等一系列側重左翼政治訴求的議題。在選舉中,深耕相關議題的桑德斯以及其政策追隨者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進展。
左翼激進派不僅將民主黨最重要的工會票倉納入麾下,也在包括2022年中期選舉中展現出傑出的組織動員力,阻止了共和黨控制兩院。這一變化使媒體依據以往模型做出的「紅潮」預測在2022年出現了嚴重偏差。
這裏就必須要提到一個民主黨左翼激進派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動員了更多年輕人。
傳統上,歐美年紀大的選民投票比例相比於年輕人更高,這一點在美國尤為突出。例如,2016年總統大選,18至29歲的美國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參加了投票,與總體投票率相比差距超過15個百分點。
但由於美國內部矛盾呈現爆發趨勢,2018年、2020年和2022年的選舉成為美國幾十年來投票率最高的三次選舉,這使得很多傳統模型難以反映快速變化的美國情況。
皮尤統計顯示,約有三分之二(66%)的符合投票資格的人口參加了2020年總統選舉,這是自1900年以來全國選舉中投票率最高的一次。2018年選舉(投票率為49%)是1914年以來中期選舉中投票率最高的一次。即使2022年選舉的投票率略低,為46%,也超過了1970年以來所有中期選舉的投票率。這些投票率提高的背後是年輕人投票率提高。
各國投票率和青年投票率紐約時報
Tufts' CIRCLE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中,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有31%參加了投票。這是過去50年中期選舉周期中青年投票率第三高,只比1982年低不到一個百分點,比2018年的歷史最高青年投票率低4.5個百分點。而在2020年的大選中,50%的18-29歲年輕人參加了投票,比2016年(39%)高出11個百分點,這可能是自投票年齡降至18歲以來,年輕人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這種變化不僅促使更多的年輕政治新人成為國會議員,也使得民主黨獲得了一好一壞兩個訊息。
好訊息是,根據NBC在2020年大選期間出口的調查顯示,65%的18至24歲人群投票給了拜登——比其他任何年齡段的人都要多11%以上,而這些人很可能在今年繼續投民主黨。壞訊息是,由於年輕人正在成為民主黨激進派的票倉,激進派甚至部份民粹派可能成為民主黨議題的主導者。
激進派奪權在沃爾茲取代夏皮羅成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一事表現非常明顯。在此次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的選擇中,包括桑德斯、全美汽車工會、教師工會等多個有組織、有行動力的民主黨重要政治團體明確發言表示反對賓州州長夏皮羅成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這一系列表態最終使得哈裏斯在推遲公布副總統候選人人選之後選擇了沃爾茨成為其搭檔。
賓州州長夏皮羅退選公告中表示哈裏斯在選擇搭檔期間與之長期溝通X平台
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茨,在近年明顯倒向了民主黨激進派。他不僅在導致特朗普2020年敗選的「黑命貴」運動中擔任騷亂爆發的發源地明尼蘇達州的州長,還在過去十年中,先於美國全國推進了娛樂大麻合法化、醫療系統改革等民主黨左翼改革。
此外他在包括反墮胎等關鍵問題上表現突出,也是近幾年少有的推動增加企業、高收入者和中產階級的稅收,並且減免大學學費的州長之一,帶有鮮明的民主黨左翼激進派色彩。
可以說,擁有小額捐款和民主黨最強動員力的民主黨激進派在2020-2024周期中行事愈加獨立,其成員職務已經不僅局限於州長、議員,而在逐步向全國性的部長級人選乃至正副總統候選人方向發展。
民主黨建制派也深知以桑德斯為代表的民主黨激進派的影響。在2016年換下桑德斯後,2020年,民主黨中央也最終沒有任命對勝選立下汗馬功勞的桑德斯為勞工部長。但是經過一段時間鬥爭後,迫於壓力,在2023年3月,受到桑德斯支持的華裔勞工部副部長蘇維思(Julie Su)最終成為了拜登政府的新任勞工部長。
隨著2024年大選的推進,以左翼激進派阻撓夏皮羅、力推沃爾茲上位事件為標誌,民主黨激進派可能會加大在對富人加稅、提高社會福利、支持工會、限制企業擴張等左翼議題的投資力度。而這也得到了哈裏斯經濟政策的印證。
在8月16日的競選集會上,哈裏斯宣布其極其激進的大政府經濟方針,包括授權聯邦貿易委員會對「過度漲價」的雜貨店處以巨額罰款以禁止商品價格欺詐、為數百萬美國人免除醫療債務、為處方藥設定費用上限(類似於拜登的藥品集采政策)、向新生兒父母提供為期一年的6000美元稅收抵免等。其團隊還在當地時間8月19日表示,哈裏斯將推動28%的企業稅率。這不僅可能會導致大公司利益受損,還可能導致美國財政赤字擴大至少1.7萬億美元,對美元和美債信譽造成挑戰。
對於上述經濟政策,親民主黨的【華盛頓郵報】直截了當地將其稱為「激進民粹主義經濟議程」。
種種跡象表明,隨著激進派對議程主導能力增強,民主黨最終選擇在選舉中背刺支持他們的大金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這也加大了今年大選民主、共和兩黨出現民粹潮流碰撞的可能性。
總結
隨著大選進入白熱化,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觀測到民主黨激進派政策逐漸占據民主黨議題中心,以及其對民主黨與矽谷、華爾街的資本關系的負面影響。
特朗普頻頻向加密貨幣資金示好反映了民主黨與傳統上更親民主黨的加密貨幣資本關系正在產生深刻裂痕。2016年就曾擔任過特朗普顧問的矽谷投資者彼得·蒂爾(Peter Thiel)將萬斯推上了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寶座,更反映了矽谷部份大佬對於特朗普治下的共和黨態度的轉變。
對於華爾街來說,現在面臨一個兩難局面,兩黨中都有一部份人很不待見華爾街大資本:不僅民主黨在推進加稅等左翼政策,共和黨副總統萬斯還正在直言不諱地支持關稅、政府幹預經濟和美元貶值這些與多華爾街人士意見相左的政策。同時,民主黨和萬斯都主張對並購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更加混亂的局勢,疊加著美國的衰退預期、階級矛盾和日漸增高的投票率,意味著根據特朗普崛起而調整的美國國內政治分析框架可能會再次遇到2016年一樣的挑戰,但是也是我們觀察美國大選變化的又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