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光環之下，女性只剩暗影

撰文 | 倪瑜遙

編輯 | 黃月

最近上映的電影【出走的決心】根據蘇敏自駕遊的經歷改編，講述了一位普通的中年女性在 50 多歲時終於決定拋開家庭，獨自出發的故事。在影片中，很多觀眾看見了自己、母親、姐妹或身邊女性的身影，看見了她們因家庭瑣事而暗淡下去的生活。

女性受困於家庭的處境，在【十三邀】對話博物畫家曾孝濂的節目中亦有展現。曾孝濂生於 1939 年，被譽為 「 中國植物畫第一人 」 ，畢生致力於為中國植物學研究繪制標本圖。但此次在社交網絡上引發大量轉發的，反而是他的妻子張贊英的訪談畫面。

這是故事的另一面。張贊英是北京人， 1950 年代輾轉來到昆明，被分配進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在動蕩中與曾孝濂相識。與丈夫多次表達對妻子的感激不同，妻子對這段婚姻心懷苦楚。曾孝濂的花鳥世界純凈美好，但只容得下他一人。張贊英要接住美好背後的所有瑣事，她被困於家庭之中，感到的是委屈與虧欠。

張贊英也曾有過深造的機會。 1970 年代，她告別丈夫和 7 歲的兒子，在北京林業大學脫產學習四年，之後老師希望她繼續留校做科研。在家庭與事業的角力中，她最終選擇了前者，回到昆明。

兩人同行的時候，張贊英總圍繞在丈夫身旁，幫他拿畫板、背包，聆聽他對植物的見解，不忘提醒他拍攝時間。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中，丈夫有自己的避難所，而妻子沒有。她要直面俗世的瑣碎和晦暗，從招待賓客到為丈夫尋找醫生，獨自消化深埋的怨恨 —— 她在懷孕時被幾個學生猛踹腹部，之後丈夫勸她與對方和解，但這是她不能原諒的事。光環與陰影，兩位老人的人生分野，在鏡頭中同時呈現。在節目中，許知遠問： 「 下輩子碰到曾老師，還跟他過嗎？ 」 張贊英回答： 「 不過，絕對不過。好委屈啊。 」 之後捂臉痛哭。

張贊英的經歷是太多女性走過的路。她們步入婚姻，被要求相夫教子，將自己的理想和渴望化成滋養家庭的泥土。丈夫站在光環下，而妻子始終在陰影中。如婦女研究學者李小江所說，這是 「 一個歷史的、關於女人的陷阱 」 。不過，當女性開始講述，她們已邁出沖破藩籬的第一步。

「賢內助」的牢籠，難以逃離的困境

在 「 男主外，女主內 」 的家庭結構中，男性掙錢養家，獲取聲名；女性則承擔照料家庭的瑣事，被長期忽視，或被贊美為支持丈夫的 「 賢內助 」 。

「 賢內助 」 的贊譽是一個牢籠，將女性束縛於家庭中。許廣平曾如此回憶自己的婚後生活：魯迅晝夜不分地勤勉工作，她則盡力照顧丈夫的日常起居，並擔任他的工作助手，為他抄稿和校對。每當魯迅心情低落時，還要 「 隨時隨地，略盡其分憂、慰藉之忱 」 。

許廣平也有過出去工作的打算，但魯迅以 「 生活方法將要兩樣 」 為由將此事擱置。他對妻子爭取來的機會有輕視之意： 「 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 」 魯迅說服許廣平留在家中支持他寫作，照顧他和孩子。家庭瑣事最終羈絆了這位曾熱忱地投身於社會運動的女性。後世所記住的並非她本人，而是她作為 「 魯迅妻子 」 的人生。

魯迅對女性的困境並非毫無知覺。相反，他是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啟蒙者和號召者之一。在 1923 年那篇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中，魯迅鼓勵女性爭取經濟獨立，在家庭和社會中爭取男女平權。此後又發表小說【傷逝】，省思五四時代的愛情和婚姻。

對於和許廣平的感情，他也曾有審慎的考慮： 「 不忍他（許廣平）為我犧牲 」 ， 「H·M· （代指許廣平）不如不管我怎樣，而到自己覺得相宜的地方去 」 。許廣平對此的回應是， 「 其實那一個人也並非專為別人犧牲，而且是行其心之所安的，你何必自己如此呢？ 」 在熾熱的愛情裏，她甘願犧牲。

魯迅去世後，許廣平在發表於 1939 年的【從女性的立場說 「 新女性 」 】一文中說： 「 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離開家庭，丟下他，獨自個兒走到外面做事。 」 年輕時的熱烈與辛勞半生後的無奈，對比鮮明。

許廣平繼而參照了一位友人對丈夫的抱怨： 「 盡管在社會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來謀生，經濟獨立，一到自己的女人，就什麽都兩樣了。 」 在公共領域揮斥方遒的男性回家面對妻子時，也不願放棄父權制度帶來的特權。但許廣平並未將這份哀怨指向魯迅或其他具體的男性，而是將其歸因為社會弊病： 「 這個責任似乎不能專責備女性，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是社會組織落後的國家必然的現象。」

2023 年 12 月，社會學者 徐曉 宏因病逝世。其妻陳朗為亡夫所寫的悼文在網絡上引發熱議。在追憶丈夫的同時，陳朗坦陳了內心的苦澀： 「 你們想要的是同一個東西，但是總得有人管孩子、報稅、理財、做飯，於是這就成了一個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

陳朗擁有優秀的學術履歷，先後在哈佛和耶魯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 2019 年，她放棄香港地區的終身教職，陪同丈夫前往密西根，後來遭遇疫情，難以覓得工作。 2022 年，她入讀密芝根大學臨床社工碩士專案，立誌轉行成為心理咨詢師。與此同時丈夫罹患癌癥，她不得不將更多精力放在照顧親人上。

「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們傑出的伴侶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內心最痛苦地尖叫著。又有多少女人最終用‘愛情’說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卻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沈默。」陳朗寫道。但她並非在控訴自己的委屈，而是直言「對於結構或制度的怨」。

文章題為 「 請君重作醉歌行 」 ，語出宋人葉夢得的【臨江仙】，詞首的兩句是 「 唱徹陽關分別袂，佳人粉淚空零 」 。但陳朗的言語間已不是才子與佳人訣別的老舊橋段，而是一位女性與丈夫的平等對話，是她在看見彼此的痛苦後對父權制度和學術體制的反思。

陳朗的悼文與許廣平在 1939 年的自白遙相呼應。八十多年過去，由婚姻築起的困境似乎並未改變。事業與家庭成為割裂的兩極，追求事業被視為光鮮體面，維系家庭的努力則被輕視和忽略，兩者難以彌合。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困在這道鴻溝中。

被凝視的容顏，被輕視的誌向

當地時間 2024 年 5 月 18 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韋茨曼設計學院為林徽因頒發了一張遲到 97 年的建築學士學位證書。一百年前，林徽因與梁思成赴賓大學習，共同決定攻讀建築學。由於當時賓大建築系不收女生，林徽因改進美術學院，但修讀了建築系幾乎所有課程，成績優異。 1927 年，她獲得美術學學士學位。

人們常將林徽因與梁思成並稱，對於她本人在建築學方面的造詣卻缺乏認可。林徽因的摯友費慰梅（ Wilma Fairbank ，費正清之妻）將林徽因看作梁思成 「 在建築方面的助手 」 ，認為林徽因 「 至今仍受人紀念的原因在於她畢生所寫的詩篇 」 。這也是很多人對林徽因的印象。南京大學建築建築學院教授趙辰對此並不認同。早在 2004 年，他就撰寫了【作為中國建築學術先行者的林徽因】一文，為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正名。

趙辰指出，林徽因並非在學術上從屬於梁思成，她是丈夫的引領者，梁思成反而是 「 林徽因建築思想的忠實支持者 」 。長久以來，梁思成的建築學術造詣聚焦於光環下，林徽因卻被籠罩在 「 夫唱婦隨 」 的陰影中，或者被文學影視作品塑造成才子身旁的 「 紅粉佳人 」 。

在 16 歲與父親林長民遊歷歐洲後，林徽因就決定以建築學為終身誌業。梁思成後來赴美修讀建築學，正是受到妻子的影響。在兩人後來的學術生涯中，梁思成的學術文章基本都得到過林的編輯。其子梁從誡曾回憶： 「 父親後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 ‘ 眼睛 ’ 大半是母親給 ‘ 點 ’ 上去的。 」

據趙辰考證，一些梁林共同署名的學術著述其實是林徽因的創造，但很多時候梁是第一作者，可以說，林才是 「 真正對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最早做出主要貢獻的學者 」 。例如，兩人於 1932 年在 「 中國營造學社匯刊 」 第三卷四期上發表【平郊建築雜錄】一文，提出 「 建築意 」 的概念，以定義中國建築的美學價值。這一概念是林徽因 「 詩意 」 思想在建築領域的延伸。從行文風格看，這篇文章 「 既有濃烈豐富的熱情和想象，又有精煉準確的詞匯和定義 」 ，不像梁過往的文筆，而更像是林的 「 激情之作 」 。

1940年，梁林夫婦隨「營造學社」及一眾知識分子來到四川李莊，開始戰亂中的艱苦生活。1942年，梁思成接受「國立編譯館」委托，編寫【中國建築史】。彼時林徽因肺病復發，但仍舊一邊料理家務，一邊撰寫了書的第七章。兩人終於在1944年完成書稿。1954年1月，梁思成在「油印本中國建築史·前言」中寫道：「林微因同誌除了對遼、宋的文獻部份負責搜集資料並執筆外，全稿都經過她校閱補充。」直至今日，此書依然在被不斷再版，但每一版的作者都只標有梁思成一人。

1946 年，清華大學建築系初創，梁思成出任系主任。當年 10 月他就赴美講學，疾病纏身的林徽因承擔起院系的籌建工作，成為實際上的組織者。彼時擔任助教的吳良鏞後來回憶： 「 林徽因雖然經常臥病在床，卻能運籌帷幄，是一位事業的籌劃者、指揮者。 」 值得一提的是，她當時並未獲得清華的教職。

林徽因的外孫女於葵在傳記【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中談到，自己的外婆就像 「 幕後英雄 」 ，在世時沒有建築學學位，著述中沒有獨立署名甚至沒有署名，學研生涯也常常只有 「 編外 」 身份。

梁思成敬重妻子的才學和貢獻。在 1934 年出版的【清式營造則例】的序言中，梁坦言這 「 只是一部老老實實、呆呆板板的營造則例 」 ，請林徽因所作的緒論則彌補了建築歷史和理論方面的不足。 1955 年林徽因逝世後，梁思成在她的墓碑上寫下 「 建築師林徽因之墓 」 。在彼時由男性主導的建築界，稱一位女性為建築師，可見情誼之珍重。遺憾的是，這塊墓碑在 「 文革 」 期間被毀。

要讓更多人真正看見這位中國建築學的先行者，依然是一件困難的事。人們更樂於談論的是她的外貌、詩情，以及那些流傳甚廣的愛情故事。

在發表於 1971 年的論文【為什麽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中，美國藝術史家琳達 · 諾古連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19 世紀中葉，女藝術家艾米麗 · 瑪麗 · 奧斯本創作了油畫【無名亦無友】。在畫面中，衣著寒磣的女畫家站在一名倫敦畫商面前。商人輕蔑地看著她的畫作，打算做出價值裁決；不遠處，兩個 「 藝術愛好者 」 正對她上下打量。三個人或鄙夷或曖昧的視線展現出了女畫家的困境 —— 在男性眼中，她 「 永遠只是一個模特，從不是一位藝術家 」。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也是林徽因的困境。與大眾印象中秀麗柔和的形象不同，她實際上剛強果決。轉譯家李健吾用 「 赤熱、口快、性直、好強 」 來描述林徽因的性格。 1932 年， 28 歲的林徽因在寫給胡適的信中直言自己的惶恐： 「 我自己也到了相當年紀，也沒有什麽成就，眼看得機會愈少 …… 現在身體也不好，家常的負擔也繁重，真是怕從此平庸處世，做妻生仔的過一世！ 」 她害怕成為困於家庭的主婦，而渴望在更廣闊的公共領域中有所建樹。

琳達 · 諾古連如此評價那些在歷史中留下名字的女藝術家： 「 她必須有強悍的性格使她在藝術世界奮鬥下去，而不是屈服於社會所認同的妻子與母親角色， ...... 唯有采取 ‘ 男子氣概的 ’ 特性，即為了自己的命運，專心致誌、集中精神、堅韌不拔、熱衷於理想和技藝，女性才能在藝術世界取得成功，並保持成功。 」 這段話，或許也可以用來描述林徽因作為建築師的一生。

尋找自己的聲音

在【「娜拉」在中國：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一書中，歷史學者許慧琦指出，從清末到民國，中國的女性主義思想大多基於「男性本位大敘事」。而「娜拉」則是這些敘事著意刻畫的新女性象征。男人是人，新女性則是「類男人」，不僅要獨立自主，還要對社會有用。然而，「女性加入男性專擅的活動領域」，既未挑戰男性社會優勢，也為改變女性的家務責任。

無論是許廣平、林徽因、陳朗，還是中國近代以來走向公共領域的無數職業女性，或許都面臨這樣的撕扯。 「 出走 」 意味著踏上男性的軌跡，在男性主導的規則中接受挑戰，同時擔負屬於女性的家庭責任； 「 回家 」 則意味著 「 做妻生仔過一世 」 ， 「 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 」 ，有愧於職業抱負。

性別研究學者李小江花費大量時間進行中國女性口述史調研，在 2003 年主編出版了【讓女人自己說話】叢書。很多受訪者居住在農村和山區，她們中有普通農婦、少數民族、手工藝人和出家人；有的經歷過抗戰，當過兵或者做過慰安婦。在一次采訪中，李小江談起這樣的經歷：陜西旬邑縣的一位農婦在 17 歲就嫁了人，之後遭遇家暴，她把這些人生故事做成色彩艷麗的剪紙，用歌謠唱給李小江聽。李小江說自己不信任以男性為中心的史學，她覺得 「 親眼見識和親耳聽到的東西 」 更加真實，這是女性自己講述的故事。

女性的經驗同男性的經驗一樣寶貴，一樣值得被書寫。美國作家喬安娜 · 拉斯在【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中談到，長久以來，女性創作者被貶低和詆毀，被視為男性名人的母親、伴侶和女兒而載入歷史。她們的作品被歸為二流，難以列入經典。但是， 「 女性生活是男性生活被掩蓋的那一部份真相， 」 女性的創作打破了基於男性的普遍經驗，因而展現出真正的實驗性。由男性主導的價值觀處於中心，但 「 就像細胞和嫩芽一樣，只有在邊緣的地方才會有生長 」。

我們需要女性的聲音被聽到和記錄，需要更豐富的女性主體敘事以描摹生命中的喜悅和挫折。女性應該成為敘述者，而非被講述的物件，雖然女性要找到和發出自己的聲音，依然道阻且長。

女性開始講述，這只是第一步。如【為什麽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的結尾所說： 「 清晰的思想和真正的偉大是對任何人都開放的挑戰 —— 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只要你足夠勇敢，敢於承擔必要的風險，躍入未知世界。 」

主要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