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只是高喊人民，除了建一個道德牌坊，百無一用。
這個問題就是真實的例子。
古往今來，因為軍閥的私欲和野心而起的亂世有多少？
連國外做的【全面戰爭】遊戲都知道講一句，首先是朝廷腐敗，才導致黃巾揭竿而起。然後軍閥在平叛中擴張了他們的勢力，導致了亂世。
假設孫、劉在赤壁就投了曹操，會怎麽樣？
漢末以來的土地兼並、門閥壟斷改變了嗎？沒有，只是更加嚴重了。
是人民活不下去了，才造就了亂世。而不是亂世讓人民活不下去了。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民固有一死，或死於戰火，或死於苛政。
在改變歷史的條件發生之前，這有什麽區別？
什麽叫做改變歷史的條件？什麽能夠緩解門閥壟斷兼並的現狀？
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孫、劉就算在赤壁之戰直接投降了，能有什麽區別？
須知歷史上的曹魏也不是被外敵進攻才滅亡的。
那假設曹操也突然想不開了，還政於漢獻帝了。就會有所好轉嗎？
當然不會，否則黃巾之亂都不應該有，不是麽？
漢之後有魏，魏之後有晉，晉之後是南北朝。都不過是門閥政治下的一個又一個犧牲品罷了。到了什麽時候才停下來？
門閥政治不停下來，亂世就不會停下來。
門閥天然地會兼並土地，吸納人口。
魏滅蜀時，全中國在冊人口一度只有700多萬。而到了司馬炎統一的時候，在冊人口一下子飆到了1600萬以上。為什麽？隨著中央的控制力增加，一些門閥豪族把隱匿的人口吐出來了而已。而這數碼，也就是現代學者估算的，真實人口的一半左右。
同時門閥又把持著政治。
曹操出生前20年的時候，漢朝頒布法令，要求舉孝廉的人年紀不得小於40歲。 然後曹操出生後20年，20歲的他就孝廉了。這只不過是漢朝崩毀的社會制度的冰山一角而已。曹操在的時候，尚且有點求賢不問出身的意思。曹操死後，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迅速地被門閥把持，很快就上品無寒士。
這些東西，是孫、劉向曹操投降，或者曹操向獻帝還政就能解決的嗎？不可能的。
門閥把持了政治以後，天然地就會分食中央對基層的控制力，最終迅速地觸發政治的崩毀。然後他們在崩毀之中肆無忌憚地加劇兼並。新的亂世很快就會來。
三國的英雄豪傑認識到這個問題了嗎？當然認識到了。曹操求賢不拘一格，諸葛亮治下的蜀漢未記載有黨政傾軋。然而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曹操、幾個諸葛亮？
而曹丕、孫權就完全倒向了門閥政治。而中國歷史上，那些帝王將相，比得上曹丕孫權的，又能有幾個？大部份不過就是兩晉的司馬A，司馬B，司馬C和司馬D罷了。
那麽，門閥壟斷政治又是如何被限制的呢？
直到隋唐。
隋唐有了科舉制，使得門閥對政治的壟斷被打破
社會矛盾得以緩解，中央對基層經濟有了更強的掌控力。
然後，才有唐朝的強盛和統一。終唐一代，門閥政治還存在歷史慣性。然而雖然李唐以關隴門閥起家，但門閥政治最終在唐朝末再一次秩序崩毀中被埋葬。至於新的亂世，則會在以新的方式醞釀。
在那之前，哪一年的百姓不是十室九空？三分歸晉以後，絕大多數百姓過的恐怕還不如三國時。
那麽，曹劉孫就不能發明科舉制嗎？
嗯。不能。
科舉制的產生，需要兩項社會基礎。
首先是造紙術的普及，讓知識的傳播成本下降。
其次，是糧食畝產的提高，讓民間有空余的勞動力接受教育。
基於上述兩個物質條件，逐漸積累，寒門知識分子才有機會成為一個有力量的社會階層。
漢末三國，一方面處在紙張替代竹簡、絹帛的過度時期。
一方面由於進入地質寒冷期的關系，糧食產量大振幅下降。因而無法產生穩定的寒門士人階層。
竺可楨認為公元元年到公元600之間，中國處在一個比較寒冷的歷史時期。
而隋朝開始科舉制度是什麽時候呢？公元607年。
在那之前。無論曹操、諸葛亮等人是怎樣的超世之傑。社會安定與否、國家統一與否，都不取決於他們的個人意願。即使他們根據個人意願和個人能力讓國家統一，沒有維持統一的物質和制度基礎，也不過就是下一個兩晉罷了。
這是我要強調的一點。我們老說解放生產力，從哪裏解放？
從糧食和基本消費品的生產中解放。
每一次的生產力進步，尤其是農業生產的進步，都會讓部份人口從基礎生產的勞作中解放出來。從事工商業，參加徭役和軍隊、參與政治。從而又改造了社會的經濟、組織與政治形態。
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一點。不意識到生產力的變遷對於社會制度、社會形態的塑造。
光去講，「三國英雄沒良心，不顧人民死活」
這時候他們口中的人民，並不是人民，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正確的概念。
而真正的人民到了他們眼裏，只是兩腳羊而已。
人民只有結合了生產力，才是塑造歷史的那個「人民」。
人民結合道德高地，那只不過就是道德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