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 受訪者供圖
在市場預期偏弱的情況下，如何才能實質性提振信心？
近日，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上海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房地產行業下行以及地方財政收縮是影響社會信心的兩大因素。此前，中國曾透過加入世貿組織這種「外力」扭轉了信心不足的趨勢，目前缺少這種外力，但可透過建立房屋儲備銀行、建立整體化債機制等內部調整方式來提振市場信心。
對於新增獨角獸企業數量下降問題，姚洋表示，想要提升新增獨角獸企業數量，應嚴格限制地方政府的金融活動。同時，放寬企業上市門檻，用法治手段替代行政手段對股市進行監管。
「資金需要出口，但目前創投和股市都無法吸納資金，資金因此湧向了傳統行業，從而造成了行業內卷。」姚洋說道。
對於當前市場關註的金融行業降薪現象，姚洋表示，金融業的適當降薪是可接受的，適當降薪有利於吸引人才湧向高新技術行業。
扭轉房地產業、地方財政收縮態勢
澎湃新聞 ：近年來，市場預期偏弱，官方多次發聲提振企業家信心。您認為當前如何才能實質性地提振企業家信心？
姚洋 ：過去兩年，政府部門多次就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出台政策，主要原因在於，經濟較為低迷，盡管從統計數據看，我們的GDP增速仍保持在5%左右，但存在兩個影響信心的問題。
首先是增長不均衡。近年來，與新質生產力關聯較大的部門，以及進出口數據增長相對較好，但房地產等傳統行業情況較差，產業發展分化加劇，所處行業較差的企業家會將悲觀情緒傳導給社會。
其次，價格指數在下降。盡管用通縮來形容當前中國經濟的狀態不太合適，但中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PPI）已連續二十多個月負增長，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CPI）也在0附近波動。這表明，多數企業面臨價格下降的局面，比如，現在汽車的價格正大幅下降。PPI為負時，整個社會的感受會比較差，這也是打擊信心的一個因素。
因此，想要提升信心，應對癥下藥，從以上兩方面入手，特別是，應想辦法提升PPI，一個長期價格下降的環境是不可能給人信心的。1997年-2001年間，中國也曾面臨信心不足的問題，期間我們做了很多調整，比如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經濟騰飛，這是外力的作用。目前，中國缺乏這種「外力」，只能從內部開始調整，社會需要一個比較大的動作，比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一些結構性的調整。
目前，中國房地產行業以及地方財政都呈收縮狀態，不扭轉這兩個部門下跌的趨勢，社會需求就很難提高。
澎湃新聞 ：如何扭轉？
姚洋 ：我認為，發2萬億國債供地方政府使用，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同時，我強烈建議，建立房屋儲備銀行。房地產轉型的方向是，政府收購其作為保障房，這是一個長效機制，需要建立專門的保障制度。
比如，收購保障房的錢從哪裏來？我們不能一邊要求地方政府別借債，一邊要求地方政府收房，這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建立一個金融機制，比如建立房屋儲備銀行，並從這個銀行裏發一筆永續債，以較低的利率和較長的期限給地方政府貸款。地方政府收房後，可以儲備一段時間，再把房子作為保障房賣出去。
保障房是一個不賺錢的公益目標，需要用公共的手段去實施，用再貸款的方式去實施是不正確的。政府收購保障房後，能不能賣出去存在不確定性，為了防止追責，地方政府不會作出向商業銀行貸款收購這樣的事情。
要落實政策，首先要把金融機制想好。如果中央不搭建一套可以落地的金融機制，地方政府是不知道該怎麽去落實政策的。
地方政府的債務化解也是同樣。地方政府的紀律需要加強，但去追討已有的債務是不現實的。
澎湃新聞 ：去年10月以來發行的特殊再融資債券，是否可以視為一種較好的化債手段？
姚洋 ：地方化債需要有一個整體規劃，不能零打碎敲，需要中央搭建一個真正的機制。同時，我不贊成把短債變成長債的機制，這相當於免去了金融機構在地方債務中的責任，讓地方政府承擔了所有債務。真正的一攬子化債方案，應該是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三方共同參與的。
我覺得地方化債，首先需要中央支持。疫情期間，地方政府財政赤字擴大，中央需要先支持地方政府運轉起來，再思考如何化債，以及如何在未來讓地方政府不亂借債。
澎湃新聞 ：近期引發市場關註的消費稅改革風聲，可否視為支持地方政府的一種手段呢？
姚洋 ：這只是一個小的改革，對雲南、湖南這種煙酒消費較好的地方可能有好處，但總體來說，對其他地方影響不大。想要救地方政府，可以讓地方政府自己去發長期國債，把已有債務先解決了，這也是提振民營企業信心的方法之一。
目前，地方政府的債主基本都是當地的民營企業，地方政府得先把這部份錢還上。去年9月國常會曾提到，要解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等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的問題，但政府自己都很困難，怎麽有能力還錢呢？所以，需要搭建一個機制，允許地方政府發債，民營企業收到了欠款，信心會得到提升，地方政府也得以解套。
把地方民營企業債務解決後，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三方就可以坐下來，談一談地方化債的問題。在抵消三角債等債務後，金融機構可以將真實的凈債務打包剝離，這樣便解決了債務問題。
如何提升新增獨角獸企業數量
澎湃新聞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新增獨角獸企業數量銳減引發市場關註。據【2024Q1全球獨角獸企業觀察報告】，2024年第一季度，中國新晉獨角獸8家，同比下降33.3%，環比上漲14.3%。是什麽導致了中國獨角獸企業數量下降？ 對於培育獨角獸，您有何建議？
姚洋 ：造成獨角獸企業數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民間資本在創投行業的式微，以及股市無法造富。
目前，創投基金80%的資金來源於地方政府的引導基金，因為目前風險投資公司的融資渠道基本都給堵死了，不和地方政府的引導基金合作的話，創投基金根本沒有錢。
比如，以前創投的很大一部份資金來源於銀行理財，但現在銀行理財要求股權穿透，意味著這條融資渠道基本被堵死了。此外，對大型國有企業的嚴監管也使得國企無法再為創投基金融資，而一般的民營企業家是沒有勇氣做風險投資的。
基於以上背景，地方政府的引導基金成為了創投基金唯一的資金來源，但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務是保本，如果虧損，地方政府是要承擔責任的。因此，地方政府可能會與企業家簽訂對賭協定，要求企業家必須還錢，且保證收益。創業失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與地方政府的對賭協定導致很多企業家成了失信被執行人。這種嚴格的機制限制了創新資本的流入。
第二個是股市造富問題。目前，IPO註冊制改革陷入停滯，導致企業上市困難，投資人無法結束，即股市造富困難。即使能上市，等待時間也過長，影響投資人的投資興趣。
澎湃新聞 ：放寬上述限制，能否提升獨角獸企業數量？
姚洋 ：這不光是是否放開的問題，而是應限制地方政府的股權財政。現在，有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嘗試用股權財政替代土地財政，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土地財政時代，地方政府一年賣地得來的收入都有4萬-5萬億元，但股權財政很難實作這個目標。對於地方政府的股權財政，我認為應該一刀切，將地方政府的引導基金叫停。
創投的事情，應該交給民間來做，首先，應該讓金融活起來，比如讓銀行的理財產品流出來，以解決民間資金來源的問題。金融行業是需要整頓，但不能因噎廢食，金融創新對創投的幫助是非常大的。
2018年的時候，我們的創投基金多，結束也容易，獨角獸企業比美國還多，那時候的一些金融創新是值得肯定的。我們不是要再回到那時候，但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應該讓大規模的資金流向創投和股市。
第二，應鼓勵理財資金流向創投。現行的理財規章制度頒布於2018年，我認為應該要改。
第三，對股市的監管方向有待商榷。現在股市所謂的「嚴監管」是事前監管，將每個想要上市的企業放在燈光下仔細打量。但水至清則無魚，水清了，魚也沒了。
股市的改革方向應該是寬進嚴出，犯錯了需要嚴懲，這是體現法治精神的事後監管。我們套用法治代替行政手段，對於造假企業，該退市的退市，該判刑的判刑。大家都能上市，但嚴懲造假企業，這顯然是一個更好的方式。這是一個思路問題，我們要用法治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去解決問題。
造成部份行業「內卷」的問題也在於此。當前，創投和股市都無法吸納資金，但資金總是需要出口，因此都湧向了傳統行業，從而造成了「價格戰」等現象。
澎湃新聞 ：當前，無論是官方還是市場都在談新質生產力，您曾提到，不是只有「高大上」才叫新質生產力，創新焦慮會形成浪費。對於創新型企業和傳統型產業，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您分別有什麽建議？
姚洋 ：對於新質生產力，我覺得企業不應再去做投機性的創新，那不是真正的創新，只是企業的盈利手段。企業應想辦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比如紡織服裝行業，SHEIN的柔性創新使其可以快速生產大量服裝樣式，這就是傳統行業的新質生產力，我們應該鼓勵這樣的創新。
金融業適當降薪有利於引導人才流向其他行業
澎湃新聞 ：近期，金融業降薪引發關註。在您看來，金融業降薪是否可以增強高新技術產業對人才的吸引？是否可以促進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
姚洋 ：金融領域確實吸引了太多人才，適當降薪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降薪振幅有點超調了。金融行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對從業者的教育水平、人力資本等要求都很高，因此適當高薪是合理的。金融行業薪金的調整具有必要性，尤其是那些特別高薪的，但調到位後，這輪降薪基本就應該結束了。
金融業的適當降薪確實有利於吸引人才湧向其他行業。比如，如果從事金融行業和從事高科技行業的薪水相當，那更多大學生可能會選擇人工智能專業。
不過，4年之後，人工智能領域的人才也可能過剩，下一步大家可能又去學金融了。最終，除去一些對技能要求非常高的職位，各個行業的薪水相差不會太多，只是現在處於調整期，大家會比較茫然。
澎湃新聞 ：讓利實體經濟、推廣普惠金融正成為金融機構的任務之一。如何看待這一現象？金融機構讓利實體經濟是否能讓市場變得更健康，促使產業發展？
姚洋 ：服務中小企業等實體經濟主體需要依靠金融科技。中小企業風險較高，若銀行對其大規模推廣普惠金融，容易造成自身的虧損。因此，發展金融科技至關重要。比如，互聯網金融可以依靠大數據獲取客戶的精準畫像，從而控制風險，這點銀行一般是做不到的。同時，互聯網金融的貸款利率也比銀行要高。因此，從實際情況看，銀行不可能大規模推廣普惠金融，只可能會為了完成任務，稍微做一點。
另一方面，企業在經濟較為困難時往往不願意貸款，因為沒有訂單，也沒有動力進貨。因此，金融機構讓利實體經濟是缺乏底層邏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