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有兩個問題:第一，沒有區分富人的性質，第二，只看到了人，卻忽視了體制。
第一，秦始皇是富人，愛迪生也是富人；但是兩者性質完全不同，前者利用權力掠奪財富，後者先用智慧與勞動致富，後用資本剝削發財。
愛迪生是否需要為窮人的貧窮負責？左右兩派也許會有爭議。但是，秦始皇是否需要為窮人的貧窮負責，左右兩派不應該有爭議。窮人也許會容忍愛迪生型富人的發財，但是窮人絕不會忍受秦始皇型富人的享受。
比貧富不均更嚴重的，「是有很多人他富得沒有理由，不管按照社會主義理由還是按照資本主義的理由都不應該是這樣的。」（1）
第二，「經濟貧困的深層原因不僅僅是各種經濟要素不足，更重要的是社會權利的貧困」。（2）「社會成員的貧困在許多情況下並不是由主觀因素造成的，而主要是客觀社會環境所導致的不平等使他們日益走向貧困。」（2）
「我們必須看到，在「新民生」問題（住房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壓力之下的弱勢群體，其弱勢的形成主要並非由於他們的「無能」，而是由於政府在推行社會改革的過程中，對弱勢群體的多項社會權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