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結論：基本上就是畫大餅，早期就是靠借外債來開支。民國教師的好日子也就開始的幾年，幾年之後各種薪潮頻發。
以下是我一篇舊文，原來某網約稿，後來不知為什麽被撤下了。
民國史劄記：胡適也被欠薪
雖然最近少見有人提及民國教師的高薪金之類的內容，然而讓人忽略此事的原因大體上與整個時代的文盲率有關，外加上「物以稀為貴」的說法，使教師為高收入人群這一觀念在許多人腦海中已然形成了既定事實。任何時代都有其風潮，一但某日民國大師們再次成為人們心中的偶像，這類錯誤的觀點又將沈渣泛起。就本人看到的資料而言，高收入僅存在中占教師人數極少的教授集體之中，而且這也僅僅是民國初年的現象。
一、「四大皆空」
作為一個新舊銜接的時代，民國初年自然繼承了前清優待體制內文人的傳統。一般段子中教授賺三百塊大洋的內容便是出自北洋政府教育部1917年頒發的【國立大學職員作用及薪俸規程令】。其中規定如下：
但鮮有人提及的是，高校老師們的好日子到1919年便戛然而止，由此便出現了民國第一次的討薪運動。
眾所周知，北洋政府雖有中央之名，而無中央之實，特別是自民國以來的大小戰亂，在這一背景之下，軍費自然占了開支的大頭，而教育支出一直沒有超過總預算的3%（註：歷年教育預算占總預算比例如下，1912年——2%；1913年——1%；1914年——1%；1916年——3%；1919年——1%，以上數據出自【整頓財政計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組譯(第三輯)·財政(一)】，P201-202）。北京學校的經費自民國以來一直以京鈔（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生的鈔票）支付，各項支出則需要用現洋。在1916年京鈔停止兌換現銀後，迅速貶值，「鈔票在黑市上從一元值七八角降至僅值四角」（註；【1916年停兌風潮與金融臨時維持會】，http://www. tjdag.gov.cn/tjdag/wwwr oot/root/template/main/jgsl/gsfq_article.shtml?id=4648 ）。教師的薪金則是以四成銀元六成京鈔的方式支付，（註：【北京通訊·北京教員停止職務之內幕】，【申報】·1919年12月19日））在1919年欠薪兩月之後，北京所有公立學校於該年12月25日集體罷工，第一次「薪潮」就此爆發出來。這次風潮因為當時的總理靳雲鵬讓步，同意薪金以現洋支付，暫時平息了下來，教師們也於1920年1月12日復課。（郭廷以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１９２０——中華民國九年庚申·1月10日）
但在隔年1921年的3月14日，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因欠薪四月集體「罷教」，並於4月8日八校教職員全集辭職（註：八校分別為：北京大學、北京高師、北京女子高師、北京政法專、北京醫校、北京農專、北京工專、北京美術學校），面對教育經費一籌莫展的情況之下，教育總長範源廉也於同日辭職，由此開始了第二次「討薪運動」。（註：郭廷以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1921——中華民國十年辛酉）但1921年政局紛擾，北洋政府一方面要面對南方的廣東政府，一方面又是軍閥內部之間爭權爆發的「閣潮」，自然無人問津教育。6月3，八校代表及學生代表在與教育次長馬鄰翼前往國務院請願時，與軍警發生沖突，造成包括請願領導人的馬敘倫在內的多人受傷——教育次長也末幸免，這便是當時名震一時的「新華門事件」。因為胡適也被欠薪（「政府發了兩個半月的錢」），所以他在日記中詳細的記錄了這一事件。（註：【胡適日記】，1921年6月2日至6月5日）馬敘倫傷的極重，直到6月11日才能喝些牛奶。（註：【胡適日記】，1921年6月11日）
因為出現了血案，這次運動便在7月28日糊裏糊塗的收場，八校教職員於該日宣布復課。過去過後，北洋政府倒還是按期發薪，但到了年末，又開始欠薪如故，1922年九月國立八校校長再次「五上辭呈」，教育經費的問題一直到「北伐」結束後方才有了眉目。按曾任教職的郭廷以的說法「1932年後，教育經費從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為二十年來所未有。……1937年前五年，可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註：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第十七章，第四節）
二十年代中後期的教授生活，據馮友蘭回憶「當時北京的教育界是非常困難的，為數不多的教育經費，也被軍閥們挪用了。學校發薪金只發幾成，甚至有發百分之幾的。有一個教授，同時在四個大學裏教課，到了年節，四個大學都發不出薪金，當時稱為‘四大皆空’」。（註；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一 社會·二民國時期】）如果說馮友蘭的回憶顯的誇張的話，可以看看當時陳 西 瀅到北京前親戚的勸告「在報上看見北京的教員有的窮到晚上拉街車。在遠地方拿不到錢不是玩的，拉車我們又沒有那力氣。」（陳 西 瀅，【苦力問題】）
看到這如是種種的內容，所謂民國時教授高收入僅存在了10年左右的光景，何談物以稀為貴的高收入。但比大學教授們更為困苦的則是當時的小學老師，他們也常常是段子手們用以證明民國「尊重教育」的例證。
二、「小學教員改充工人」
如果單單僅著眼於某些特例，或是雇保姆這類現象，拿現在的工價進行簡單類比，很容易得出當時中小學教師也為高收入人群這一結論。但許多人忽略了一個常識，這即是工價與社會的現代化程度呈正比，與社會安定度也有著極大的關系。在軍閥四起，流民便地的時代，簡單勞動的工價常常僅夠其維持在最低生活狀態。魯迅的【生活帳】中，保姆每月的薪金僅為2到3元，吳虞所雇的轎夫月薪金也僅為4元，相反需要一定程度經驗與知識的工種卻會拿到幾倍於粗工的薪金，據1927年的統計，紡織男工月收入最低為26元，女工，12元，機械工最低收入則達到了25元。（註：慈鴻飛，【二三十年代教師、公務員薪金及生活狀況考】）如果讀過老舍1937年創作的小說【我的這輩子】，便會知道，在公職系統內，作為「簡單工種」的巡警，月收入僅為6元，交完夥食費後，到手的不足三塊錢，而這筆錢還要養活一兒一女。
在北洋時期，「小學教員月薪十四元至二十元以六成京鈔，每月所得不過十元至十四五元，即此十余元之數，不發已兩月，故多有當衣服家夥以買柴米，聊以充饑。其生活竟不如洋車夫（洋車夫每月可賺十四元至十七元現洋」（註：北京通訊·北京教員停止職務之內幕——申報·1919年12月19日）在京中的教師尚且如此，偏僻小學的教師一個月收入則不過8元，上海浦東的教員更有低到年薪僅為40元。（註：楊賢江，【教育問題】，覺悟，1924年8月16日）。
正因為如此，老毛才會將其8元的月收入評價為「薪金不低」，畢竟一個單身漢而言，這筆錢足夠在京的花銷了。擁有家庭的小學教師則不然，如若欠薪，便可能全家挨餓，這便有了「小學教員改充工人」這一新聞出現在報紙上。（註：小學教員改充工人，晨報，1921年1月15日）
這裏對民國時代的教師薪金進行了一下簡單的考述，一來為了歸納一下手上的筆記，二來則是為了厘清一些事實。任何一個古代史愛好者都難繞過民國的諸學者，但網上對他們的評價卻處於兩極狀態，無論褒貶，在許多問題上都在用錯誤的事實進行立論，最後的結論自然可想而知。誠然對於當時諸人學術水平，人人都會產生不同的見解，但具體數碼方面的問題卻一直處於漠視狀態，也無異於助長長段子的傳播。
原寫於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