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長期平衡意。西漢中期開始的一種正式調節米價的方法。築倉儲谷，谷賤時增價而糴，谷貴時減價而糶。漢宣帝時大臣耿壽昌首創。也特指常平倉。
漢武帝時期，工商業官營政策暴露出諸多弊端，昭帝時期就引起了較大非議。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上，眾臣對這些政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導致了「罷郡國榷沽」的結果，但其他各項仍未罷除。
漢宣帝親政後，繼續整頓這些政策，曾於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下詔：「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鹽，民之食，而賈鹹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由此可見，工商官營政策在昭宣時期雖然仍在執行，但經過整頓，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有效抑制，這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
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正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便在向宣帝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以供給北部邊防之需，減省轉輸漕運之費。「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範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
耿壽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暢達，他便又下令在邊郡各地築造谷倉，於谷價低時加價糴入、價高時則降價糶出，以平抑谷價，調劑各邊郡的谷物供給，名曰「常平倉」。常平倉的設立，是以國家的財力為後盾、以改變市場供應量的手段來達到穩定谷價，調節市場的目的。
這樣既能減輕過低的谷價對中小農戶的傷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又使國家常年掌握著一定數量的糧食儲備，能夠維持邊防的穩定。百姓得其便利，國家也得以安定，一舉而兩得。
設立的「常平倉」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定的糧倉，主要是運用價值規律來調劑糧食供應，充分發揮穩定糧食的市場價值的作用。在市場糧價低的時候，適當提高糧價進行大量收購，不僅使朝廷儲藏糧食的大谷倉一太倉和甘泉倉都充滿了糧食，而且邊郡地方也，倉廩充盈。在市場糧價高的時候，適當降低價格進行出售。
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對平抑糧食市場和鞏固封建政權起到了積極作用，還對邊疆的糧食儲備產生有利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以上內容，多來自網上。
常平倉具有時間與空間大跨度、豐災年平抑物價的調節的作用，因此也只有依靠國家強有力的組織才能施行，只能在地域大國才能施行，也才有價值。西方歷史上沒有「常平倉」制度，和它們社會落後，地域狹小零碎，類似於自給自足有關。
包括中東歐洲的西方，在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子孫西征之前，幾乎都還是處在茹毛飲血階段。就是較近中東的通常認為整個歐洲中較先進的所謂拜占庭，都還是教會部落。
就是西亞中亞這些廣大地域，國家都還在雛形之中，更大範圍內都是以遊牧部落形式存在，過著沒有定居的狩獵生活。自然無有大型國家組織，有願望有能力能有調節豐欠的常平制度。
乏國伏爾泰對此有類似說明，想想那裏五百年前連識字的人都沒有，又哪有國家？自然就無從談起常平制度了。伏爾泰的這些話，招致公知的詆毀。其實，指明歐洲落後的並非伏爾泰一人。
伏爾泰之前，公元16世紀西班牙莎拉曼卡大學教授安西拉聲稱：所有的古代歷史都是中世紀編造的。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讓·哈爾端（公元1646—1729年）宣布：所有的「古代」文物和文獻都是在12世紀以後被創造或偽造的。請註意時間，兩位專家學者都是相當於中國明朝和清朝初期的人，不是現在的人，他們對那個時期偽造歷史可以說是見證者。
公元17世紀初，歐洲不同宗教、不同地區、不同利益之間發生了一場極其殘酷的30年戰爭。最終，於公元1648年確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宣告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開始。新體系的確立，使教廷不再號令天下，民族國家至上，國家內部事務不再由外來幹預支配。這一原則，大體上延續至今。
即便今天，西方叫做市場經濟，仍然是有錢人任由市場左右物價，幹麽要為民思慮？就和今日阿三一樣，新冠疫情暴虐。一瓶氧氣，物價能飛漲十幾倍，自詡最大的民主國家，可曾「常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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