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有回答詳述了明代紙幣發行中的各種失誤，總體來說這是各位答主關註的重點，但僅就大明寶鈔的發行錯誤這個方面入手的話，實際上並不足以解釋為何中國前近代的紙幣歷史終結於明朝。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明朝為何自建國始便堅持以寶鈔為主的貨幣政策。關於這一點，必須註意的是，明初將蒙元政權逐出中原後，從社會經濟上來說，承接的是怎樣的一個局面。我們作為後人，看到的是中華的恢復和大一統的延續，但擺在新生的朱明政權面前的，卻是一個南北經濟狀況相差懸殊的中國。
華北地區從金國、南宋對峙的時代起，便與江南地區處於事實上的分裂狀態，蒙古帝國的征服帶來的統一並沒有彌合這樣的南北分裂，恰恰相反，蒙元對原金國領域和原南宋領域的統治具有很明顯的區別，尤其在經濟政策方面，對華北，廢止了存續近500年之久的兩稅法，建立起以丁稅（人頭稅）為中心的賦稅制度，包含地稅（土地稅）和以新設的「絲料」、「包銀」合稱的「科差」，並引入了商人包稅制；而對江南，則承襲了南宋以來的兩稅法，甚至在大多數地區仍然沿用南宋時期編造的土地賬冊進行征稅，又普遍在南宋基礎上降低稅率，並接收南宋末年公田法造就的大量公田為官田。
相對而言，在歷經蒙古滅金時已備受摧殘的華北社會經濟所承受的稅負，要遠遠大於在南宋滅亡過程中遭受戰爭破壞較小的江南。再加上江南地區的商業、運輸業、海外貿易都在蒙元時期較為自由地發展，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徹底壓倒華北地區，而在元末的黃河泛濫、疫病頻發等災害和長期戰亂中，後者尤其是河南、河北、山東，殘破的程度遠勝於同樣遭受不小打擊的江南。
更糟糕的是，蒙古利用包銀制，源源不斷地收取中國社會上積存的白銀並經斡脫商人之手流入伊斯蘭世界，在蒙古統治的前30年裏，華北就已經流出了多達9000萬兩之巨（亦有學者估計為2900萬）的白銀，以致在元末惡性通脹下交鈔制度崩潰後，原本就在交鈔的推行和對紙幣的依賴的程度上相對於江南更甚的華北，更因貴金屬存量枯竭而陷入了幾乎無錢可用的境地。所以在明初達成的政治、軍事上的混一之後，急需解決的是南北方在社會經濟上的斷層。
由於蒙元時期的貨幣政策以紙幣為重心，只短期發行過銅錢，甚至在1277年至1285年之間一度嚴禁使用銅錢交易，使得整個社會上的銅錢流通量相比於宋代大為衰減，再加上元末亂世，江南所保有的相對於華北更多的金銀等貴金屬和銅錢也被民間大量貯藏，結束流通領域。對於明初來說，試圖促成南北的經濟一體化的首要任務就在於統一貨幣，挽救因為元末通貨制度解體帶來的全方位經濟倒退。那麽，此時可以有哪些選擇呢？無非四種，一是延續金元以來以紙幣為中心的做法；二是恢復直至北宋末年以銅錢為主體貨幣的慣例；三是復活宋代以前在貨幣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實物貨幣（以布帛為主）；四是在宋、金時代白銀部份貨幣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貴金屬貨幣制度。其中，前三種都是前代故事，相比最後一種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舉措而言，顯然易於施行，但最終成為明代國策的卻是第一種，而在明中後期自然形成的又恰恰是最後一種，中間兩種在歷史上都長期存在的貨幣制度為何被棄而不用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首先，如前所述，元代發行銅錢極少，民間小額交易時主要使用的銅錢要麽是宋錢，要麽是私鑄錢，雖然宋錢至今出土量巨大，但並不代表宋代發行的銅錢量等同於後世的宋錢流通量，需知，銅錢是極易磨損的，而且銅價高時又會被大量違法熔鑄成銅器牟利，這樣的事情在整個宋代即已屢禁不止，更何況南宋的鑄幣量不及北宋的十分之一，又透過海貿被大量出口至日本等周邊國家，故而進入蒙元時期，真正能夠流通在中國社會上的宋錢總量已遠不及宋時。若欲以銅錢來滿足南北方經濟復蘇的貨幣需求，則需要發行的數量必然十分驚人，而官鑄銅錢在南宋時已常常是虧本買賣，顯然鑄造如此巨額的銅錢所消耗的成本絕不是明初政權所能承受的。其次，曾在漢末至唐前期的五個世紀裏盛極一時的實物貨幣早在唐玄宗時期便已為民間交易時所不喜，及至唐後期，朝廷雖然反復強調需得錢帛兼用，卻再也無法挽回實物貨幣在日益發達的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地位，進入宋代，除民間零星交易使用之外，可以說布帛等實物基本結束了貨幣的範疇，所以，對於先後以銅錢、紙幣為主的貨幣制度所籠罩了四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社會、尤其是自南宋以來商品經濟高度繁榮的江南，早已不可能再退回商品流通程度低下時方才興盛的實物貨幣時代了。
由此可知，在第二、第三種方案都沒有可行性的前提下，明初選擇繼續金元以來獨尊紙幣的政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了。無論是對於銅錢與貴金屬都很匱乏、貨幣流通早已依賴於紙幣的華北，還是對於雖然銅錢與貴金屬的流通量都遠大於華北、但亦習慣於南宋以來的紙幣—銅錢二元貨幣制度的江南，兩者都能夠很容易接受新發行的紙幣。然而僅僅統一了主要貨幣仍不足以完成南北方的經濟一體化，因為在蒙元時期，南方與北方的經濟聯系反不如宋元以降發達的海貿所帶來的南方與海外世界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而在海貿中，金銀作為國際之間普遍接受的通貨，愈發顯現其重要性，致使江南地區貴金屬的流通比宋代更加頻繁，已經出現了在國內亦被廣泛行用的趨勢，如此一來只會進一步加深南方與海外的經濟聯系，而與貴金屬幾乎沒有流通的華北經濟更加隔絕。正是有鑒於此，海禁與寶鈔相伴而生。
關於明代的海禁，歷來從國際秩序的角度與朝貢貿易捆綁在一起解釋其產生的原因，限於本篇回答的主旨，這裏暫且只談其中往往被忽視的經濟因素。所謂海禁，對於原本就沒有什麽海外貿易活動可言的華北，其實並沒有多大意義，禁的真正物件，主要是與海外經濟往來密切的江南，海禁所切斷的自然是這兩者之間的聯系。這樣一來，金銀喪失了重要的流通渠道，同時，明朝又禁止民間將金銀作為貨幣使用，迫使金銀從國內市場結束，從而徹底從內外兩個方面遏制了貴金屬貨幣的普及，進而限制了南方商品經濟成長的猛烈勢頭，也就減緩了南北方經濟差距的不斷擴大。於是，在寶鈔與海禁的雙重政策下，南北方的社會經濟被統合在單一的紙幣制度之下，且透過打壓南方商品經濟發展的方式試圖平衡南北方的經濟狀況，以達到在經濟上實作真正大一統的目的。
其實知友們看著這裏，對於本篇開頭所指出的尚未被之前的答主們解釋清楚的問題——為何中國前近代的紙幣歷史終結於明朝，想必已有了些頭緒。概而言之，無論明朝政府發行的寶鈔是否有足夠的保證金、是否可由國家回收、是否過量發行，都不可能在明代長久行用下去，因為在明中期白銀使用的普遍化倒逼政府承認其貨幣地位以前，刻意樹立寶鈔的地位，是與切斷南方對外經濟聯系的海禁措施相輔相成的，對唐宋以來的南方而言，這無疑是打斷了其透過海洋貿易加速商品經濟發展甚至進行資本積累的行程，而進入明中期之前便愈發嚴重的東南走私、嘉靖時的再次厲行海禁招致走私海商集團的武裝反抗所釀成的倭寇橫行、隆慶時部份解除海禁開放月港準許與海外通商（除日本之外），這樣一系列事件本質上表現的是，南方在經濟的復蘇和成長中不斷尋求回歸宋元時代發展方向的過程。
所以，一旦海禁的枷鎖形同虛設，縱然主要是以走私的形式開展成規模的海洋貿易，只要東南地區與海外的經濟聯系重新恢復，原本被明初強大的國家力量所約束的白銀，其作為比黃金易得的貴金屬貨幣，具有國際通貨的性質，隨著海外貿易的渠道及關聯的國內貿易網絡，便會迅速流入中國並四處蔓延開來。而且需要註意的是，這並非是等到因日本石見銀山開采和馬尼拉大帆船貿易而先後大量舶來白銀才開始的現象，早在一個世紀之前、永樂帝死後的15世紀前半期就已經存在以福建商人為主的大量走私貿易，當時的月港即已是重要據點，而依托於此漸漸拉開的，正是白銀經濟的序幕，也正是始於同時期的江南100萬兩金花銀和京官以銀發俸等制度得以產生並維系的緣由所在。
盡管可能有些歷史宿命論之嫌，但明代寶鈔與白銀的興衰沈浮，放到唐宋變革時代以來，中國貨幣經濟演變與對外貿易發展互相交織前行的歷史長河中來看，確實不得不說，白銀取代紙幣幾乎是歷史的趨勢甚至必然，而寶鈔的發行與崩潰，不過是其中一段彎路罷了。至於回歸宋元以來歷史發展本來軌域的江南商品經濟的繁榮，亦被稱為第二次商業革命，除了在經濟規模上相比於宋代第一次商業革命更加擴大之外，又還有哪些新的變化，則是另一個說來話長的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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