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最近互联网越来越多球迷认清贝利和马拉多纳?

2024-05-25体育

在我写的文章里，我化用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一个球员的成就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时代的进程 。

我记得之前知乎上有一个话题，如果梅西和马拉多纳对调人生，两人的成就会如何？

我没有去答，理由也很简单：

去到马拉多纳的年代，梅西的病大概率治不了；

来到梅西的年代，你也不知道马拉多纳会不会直接被自己的场外给毁了。

我的这个分析逻辑同样适用于我对于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

任何分析贝马的人，基本上都会有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听说贝马的成就很高，基本上占据了足球史前三的位置，所以他们一定是很厉害的人物；

第二个阶段，知道了贝利第二个世界杯是躺冠，也听说了马拉多纳场外的斑斑劣迹，看了一些上古片段，得出「不过尔尔」的结论；

第三个阶段，承认贝利和马拉多纳的局限性，认可二人作为「符号」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

人人都会念经，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足球是欧洲人的玩物南美人的信仰。

但是，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英国人发明了这么多的运动，有且只有足球能够契合了有关社区、国家和民族间的身份认同；能够暗含了国际政治、阶级斗争、民族独立等左翼话语；能够强化民族的自我想象与建构；能够展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公民风貌；能够在个人色彩愈发重要的当下，让个体也乐意将自身置于某个强大势力的旗帜之下，最终成为族群的精神寄托？

这就是时代的背景：

在欧洲，足球开始兴起的时候，正好是完成早期的城市化，大量工厂的设立让由于圈地运动和农业技术的改良导致的许多从农村移入都市的剩余人口逐渐变为了工人的时候。

当欧洲的工人阶级开始「独立自主」地踢足球的时候，劳工的权利意识也在苏醒，普选权、罢工、社会改良是那个时代社会运动的主旋律。稍作留意，你就会发现，欧洲职业俱乐部成立的时间与旨在谋求劳工福利、改良社会的费边主义思想形成的时间大致吻合。

这种抗争直到马拉多纳活跃的八十年代依旧存在——撒切尔夫人为什么如此痛恨足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球会作为工人的基本盘，对抗其要求地方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和提高地方税率的政策。

从人民史观的角度：

是人民选择了足球

这个理论在南美也是一样的。

对于南美足球来说，1920年代是个比较重要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足球在阿根廷代表着地位和权力；在巴西，俱乐部的成员基本上由社会精英阶层组成。

而在1920年代的时候，以瓦斯科达伽马队为代表的足球俱乐部开始接纳了黑人和穷人球员，并给这些球员支付薪水——在当时，巴西社会能给予黑人的工作岗位并不多。

一开始，赛场上的歧视显而易见：

白人球员犯规不会被重罚；但黑人球员却不可以推搡、冲撞白人对手，否则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惩罚。

这种双标，反而塑造了巴西人 避免身体接触，只通过盘带、周旋，充分利用自己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和速度，达到克敌制胜目的迂回道路 的赛场风格。

1923年，瓦斯科达伽马队在四名黑人球员的率领下一举夺得了里约市联赛的冠军，他们的职业分别是出租车司机、粉刷工人、搬运工人和卡车司机。

这个壮举吸引了大批球迷的关注，巴西足球得以逐步地跨越种族和贫富的鸿沟，开始在普通民众中普及；

同期，阿根廷的足球也开始了职业化改革，为社会下层发工资。

在这股浪潮之下，1928年，阿根廷作家博罗科托（【博卡青年史】作者）建议为一个想象中的「Pibe」（西班牙语，小子）建一座雕像，以此满足阿根廷的足球文化与自我想象：

这小子面部很脏，有一双宛若骗子的眼睛，眼睛狡诈又明亮，头发蓬乱而浓密，穿阿根廷式的条纹衫，膝盖上布满了涂消毒水的伤口，带着一个用旧袜子绑成的足球。

到了1950年的「马拉卡纳失败」后，巴西剧作家尼尔森·罗德里格斯提出了巴西国民性中的「杂种狗情结」：

惊慌失措的杂种狗翻遍垃圾桶，希翼找到一点儿残羹剩饭 。

在巴西人看来，马拉卡纳失败代表的是巴西作为一个国家的巨大失败：

「 巴西人创造不出奇迹 」

巴西足球队的黑人和混血再度受到白人的歧视和排斥，直到8年后，17岁的黑人穷小子贝利横空出世，赢了苏联、赢了冠军，赢得了巴西人所渴求的全世界对它的肯定。

贝利的横空出世，成功驱散了巴西的「杂种狗情节」，他以擦皮鞋贴补家用的穷黑小子的出身成为了巴西这个新兴国家有史以来最为励志的对象—— 巴西人民，无论是黑人，还是混色人种、白人，都将这颗新星视为巴西的希望，甚至是巴西解放和团结的象征 。

尤其是贫民窟里的男孩子，他们在贝利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希望终有一天，也能像贝利一样。

由此，贝利开始成为巴西的代名词：

「你来自哪儿？」
「巴西。」
「哦，贝利之国。」

巴西足球彻底成为了一种融合剂，变成了各阶层人民间的纽带——在巴西，只要热爱足球、只要展现出足球天赋，那就无论宗教种族之分，没有贫穷富有之别，都可以团结在巴西绿色的旗帜之下。

在巴西，政府只代表了一部分人，巴西国家队却代表了所有人——每当巴西的社会出现动荡，就会有大量民众身着巴西队球衣上街头表达自己的诉求。

当1970年「首次全球电视直播」和「首次彩色电视直播」技术第一次运用在世界杯的转播中时，贝利和他的巴西队在被广泛公认为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届世界杯的决赛中战胜了同为二星的意大利队，为巴西人永久保留了雷米特杯。

那次世界杯对国家更重要，如果巴西输了1970年世界杯，当时的局势会变得更加糟糕，当我们成为冠军时，整个国家都可以喘口气。

除了对于巴西国度的影响，贝利对全世界的足球推广运动以及黑人的地位也有极大的提升作用：

同期的非洲正在搞民族解放运动，非洲大陆上的各国纷纷脱离旧的殖民体系，成为新的独立国家。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极度缺乏令人难忘的黑人故事和广受赞誉的黑人英雄。在黑人眼里，这个世界被白人至上主义的暴力政治和经济力量所摧毁——无论是政治、科学、商业还是体育，白人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并系统地将黑人排挤到人类生存的边缘。

尤其其时的政治风貌，白人利用十分残酷的手段镇压黑人争取社会经济平等和政治独立的斗争。

此时，贝利，给了黑人一线希望——他无视那些居高临下的刻板印象和令人窒息的挑战，这些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强加给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黑人的。

贝利去世时，有非洲的专栏作者如是写道贝利之于他们的意义：

早在我长大到可以欣赏他无数的成就并自信地将他列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万神殿之前，这位巴西足球明星就已经深深植根于非洲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觉醒。他与穆罕默德·阿里一起作为黑人骄傲的崇高而不可磨灭的象征而存在。
在非洲和我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贝利的故事帮助激发了对黑人身份的热爱。对于一个因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深受创伤的民族，他无与伦比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自由，让我们为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而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