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真跌出世界第三倒是不确定，但是日本的长期衰落恐怕没人不同意。核心原因应该还是人口等基础原因导致的长期增长潜力越来越差，疫情后日本没有跟随美国加息、汇率大幅贬值，也是为了追求通胀——扭转人口因素导致的长期通缩，当然这也和疫情后的产业趋势大幅变化有所相关。
如果单单看疫情后的产业变化的话，其实出现了四个明显的趋势，而且日本哪一条都不占优势：
从产业来看的话，日本在疫情后的竞争力是大幅度削弱的，所以进一步衰落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可以看出来美国也是四个方向多少都占优，所以也可以拿来解释汇率的增长。但是如果看「超过日本」的德国，那德国或者欧洲情况还是很接近日本，同样是啥也不行啊。
至少在欧洲和日本之间，问题不是产业因素，而是货币政策因素。欧洲不缺通胀，选择加息并不意外；而日本央行则是以「扭转通缩」为己任，如果这也拉不起来「内生性通胀」，那就是拉不起来了。
而日本通缩可以说是日经问题，既有泡沫危机后的企业运营「负债最小化」，也有长期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导致的长期增长潜力减弱。
和人口问题相近的德国和意大利比，日本更糟的困境是移民太少了，只有人口比例的2%，德国则为16%，意大利为11%，如果算上东德的话，德国的劳动力补充还要多。
在低生育陷陷阱之中，还缺乏移民补充，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并且还会朝着更糟的方向发展，例如老龄人口比重从30%进一步上升到40%以上，经济前景还会更差。
日本的低生育陷阱始于70年代，这部分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则是90年代后了，到了1995年后日本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泡沫危机破灭后，日本的出口和贸易盈余还是大幅度扩张，汇率依旧飙升，直到97年的金融业改革引爆了亚洲金融危机，这时候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泡沫破裂的债务问题，而是经济基本面已经出现了变化。
而到了2000年初，小泉改革效果也挺好，清理完了银行业坏账，企业也降低了杠杆率，出口在这段时间又翻了一倍，经济状况有一定好转。就算到了这个时候，日本企业竞争力依旧是世界顶级，虽说早就远不如美国，也赶不上互联网业的繁荣，但是至少当时和欧洲之类的企业相比并未有明显的落差，日本产业竞争力明显不足可能要到2005年或者2010年往后了。
所以说，用产业是很难解释日本比除去美国的其他发达国家表现更差的，毕竟日本没开发出来新兴产业，那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也没有。如果看日本的人口等因素的话，解释性就强一些，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是被人口因素拖累掉队了。
这样就出线两个思路，第一个是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理论。他认为日本的企业竞争力到他成书的2008年前，依旧是世界顶尖的，问题在于泡沫危机的债务让企业运营目标改变了，变成了「负债最小化」，不愿意投资和创新。
反对者林文夫、Prescott则认为，日本的问题在于本国的技术创新放缓，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太低。同时出现的现象是的资本投入无法带来产出，资本产出比（每投入1额外GDP的额外产出）上升，资本回报率在下降。（当然全要素生产率低和投资效率谁是因谁是果就很难说了）
在资本回报率非常低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的资本存量应该是接近一个稳定值，再增加资本存量也没什么产出了。那么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解释力就有限了，因为没有回报的话，企业自然就会选择信贷紧缩、偿还债务。
进一步来说，在国内投资没有回报，企业就会选择建立海外子公司。日本的海外和国内的投资比率从90年代的0增加到超过20%，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其实是本国投资效率过低、企业去海外寻求较高回报率的结果。
如果跨国看资本产出效率的话，那么就发现日本和欧洲的差距了。日本是以无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这部分的资本产出率都超过30了，也就是投入30元才能刺激1元的产出，基本上是打水漂了。日本的商业投资不仅少，投资效率要比美国低3倍，比德国法国也要低一倍。
因此，日本的投资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较少部分的商业投资效率还比其他发达国家低两三倍。总体来看，日本整个经济体投资产出只有德国法国的1/2、美国的1/4。
这种情况下，日本赶不上互联网革命或新兴产业也不奇怪。因为日本面临的情况是投资并不能带动产出，并且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因此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很慢，相比之下，自然跟不上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欧洲和日本都没有赶上互联网技术革命，欧洲还是表现更好一点，因为欧洲接受技术扩散和应用的速度更快（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并且数字投资的效率和溢出效应都更高更快（投资效率产出都更高）。
举个例子，日本在90年代前就是游戏业的主要玩家，但是随着游戏技术进步，日本游戏业的制作技术越来越落后了。尽管美国可以归功于特效产业更加强势，但是对于欧洲大陆的游戏公司就不然了，日本比欧洲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先发优势，并且日本欧洲都是接收技术扩散的国家，理应日本一直保持对欧洲的技术领先，结果日本游戏公司整体技术改进要比欧洲差不少。
归根结底，日本的情况是很难通过扶持产业、扩大企业市场这些表面因素改变的，深层次的原因不仅仅是某个产业竞争力差了，而是日本处于技术改进和资本投入都无效的饱和状态。这种状态下技术更为落后的日本停滞了，是无法收缩和领先国家美国的经济差距，尽管在理论上落后的国家应该有更快一点的增长。
从这种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本的人口问题还是被低估了，因为资本投入也好，全要素生产率也好，终究是通过人来实现的。
每个人能使用的资本投入总是有限的，人口减少了，资本投入不仅很难增长，反而会面临收缩的风险，所以日本企业就去海外投资了。
而对于企业来说，想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总是需要破坏性的创新，这些事情总是要让年轻人来做。哪怕是创建几十年的企业，任天堂的突破还是来源于曾经身为年轻人的山内博、宫本茂。
所以说企业高层老龄化、投资天使人制度欠缺、创业不足等等，都是代际问题的显现，企业制度归根结底是有利于老年人的，权力更大、财富更多的老人越来越多，锐意进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会自然倾向于适应中老年人的需求，想做出改进就更难了。
这里就要说一下日本独特的企业制度了，日本崛起时的三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在人口日益萎缩的当下产生了更长远的负面影响。
在战后时期，终身雇佣制和企业内工会都能让年轻人努力干活，年功序列制给年轻人开较低的工资。在年轻人更多的时候，就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让年轻人干更多的活。即使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确实保护工作效率低的老人，开了更高的工资，但是这些人少啊。
到了90年代之后，趋势反转了，当初被画大饼的年轻人老了，真要吃大饼了。而这时候年轻人恰好又少了，那么企业运营状况自然就江河日下、无力创新了。
而日本企业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小松机械、日本航空都是最后还是得大批裁员，只不过社会制度就决定了裁员是极其困难的事情。2000年前后曾经对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做出改革，建立起来了雇佣派遣制度，加上小泉的改革，让2000年后的日本有一定的潜在产出涨幅。只不过对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二元市场一直没改革成功，也没能建立起来创新性的基金，那么是很难让老龄化、少子化的日本产生市场自发的创新的，这个情况下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更低也不为过。
按照同样的道理，2019年后我就感觉韩国经济也出现了和日本相似的问题，可能也出现了过早经济收敛的现象。
在IMF对韩国的报告也让认为韩国出现了日本化长期停滞的特征，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和日本一样表现为服务业发展滞后，并且资本投入的产出越来越差，少子化老龄化也越来越严重，所以IMF认为韩国也会在2020年后潜在增长率放缓到2%以内。
但是实际情况是韩国这几个方面的表现，或多或少更差点，所以潜在增长率肯定会比预期更差点。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在80年代末那波大发展，实际经济水平一度接近领先的美国70%，大概就是这种所谓的「东亚模式」顶点了。无论是日韩，都不能在曾经创造辉煌的东亚模式上更进一步，大幅改革以适应时代变化：不再依赖于越发低效的资本投资，而是创造更有效、可持续的资本投入模式，并且让技术创新主导增长，创造人口长期稳定发展的环境。最终也只能走上长期停滞的道路，可以说是「君以此兴 必以此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