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读经济工作会议，主流专家应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仅凭经济学视角难以全面理解，因为经济学往往忽视那些不可量化且非法规性的因素；而在政策层面，这些因素可能指明了长远的发展方向。
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指5G还是6G这样的具体技术水平，而是指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关注从速度转向质量，实际上是对传统GDP增长观念的一种修正。
会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并没有具体标准，真正的含义是不再单纯追求GDP增速，也就是说，不再以林毅夫提出的投资拉动增长作为主导，中国是否还有8%的年增长潜力，持续到2035年并不是关键。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否依靠林毅夫的产业政策还是张维迎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在于，在没有高速增长的支撑下，如何在去杠杆的年代中实现各方面的平衡？
有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新的定位，但实际上从未有过所谓的低质量发展要求，这只是对高增长时期结束的一种政策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这是对经济运行模式的一种深入思考。西方的成功现代化案例基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成为模板，但国内学者在定位中国经济时往往会引入这些成功案例进行比较，从而提出对中国模式的各种批评。
例如，近十年来明显的干预性管理在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法治经济下，行政干预不能超越法规，行政指令不能取消合法注册的行业，除非通过立法；二是所有制问题的不存在。
当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时，实际上是对当前中国经济模式的肯定，这也是为什么将其视为最大的政治任务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政治定位，明确了改革的先后顺序和扩需的讨论，中国式的现代化意味着，经济主导必须是公有经济，对于效率低下和资源错配的问题，关键在于采取措施，而不是改变机制；中国的市场管理仍将受到行政权的控制，不会有根本的变化；那些高呼反对管制的声音也可以停止了。
「先立后破」的原则意味着首先建立新的尝试，如海南自贸区接受CPTPP的五大规则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有效且安全，再讨论改革的可能，这种「破」实际上是改革的开始。
然而，海南自贸区可能并非一个理想的例子，从根本上讲，中国式现代化不会完全模仿西方案例，而是尝试找到符合中国模式的成功路径；国企的改革是必要的，但学习西方取消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政策优势是不可能的；重点是如何提高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效率，如何有效地推广混合所有制改革，这就是中国经济明确的方向。
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工作会议的信息量很大，出现了许多新的术语，解读起来有些困难，但会议的主导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在现有框架下保持稳定。
稳定是最重要的，任何不利于稳定的因素都不在政策的考虑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