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港人怀念英女王原因何在？
没有英国的占领，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这种情结是港人潜藏的一部分，会在某些特殊时刻，如英女王去世，显现出来，与民族复兴的大潮产生冲突。
英国向东亚殖民的过程中，充满了欺诈、屠戮、抢劫、不仁、邪恶，中国深受其害，唯独香港成为寥寥无几的得益者之一，甚至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
夺取香港，使英国控制了进入广州和华南地区的门户，为其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侵略提供了战略据点；同时也使其殖民范围向东亚推进了一大步，为其争霸远东提供了重要条件。
就在英国强占香港不久，广东民众义愤填膺，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收复失地。他们提出「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
士人们也纷纷赋诗作文，宣泄一腔怨忿。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不以丢失香港为奇耻大辱。查良镛，一位报人，曾经回忆起在小学读书时，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中国惨败割地赔款时掩面痛哭，他和小同学们也跟着哭泣的情景。
他说，这件事在他心中永远不忘：「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来就认为收回香港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要我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查良镛，但这段历史记忆在部分港人的心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心理学有一种称为「斯德哥尔摩」的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此症源自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宗银行劫案，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况，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
以这种症状来分析港人对英国的微妙心理是最适合不过的。英国人和香港人起初便是劫匪和小人质的关系，父辈打了败仗，小人质被养在仇家家，训练成抢劫家族财富的能手。
19世纪香港经济和财富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鸦片走私。英国占领香港后，这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走私巢穴和贮存、转运中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仅1845年，就有80艘装运鸦片的快船往来于香港。1888年，输入香港的鸦片多达7万1512箱，绝大部分被转销到中国内地。
同时，每年有价值数百万元的白银由中国内地经香港流往国外。外国鸦片贩子和港英政府都是这种毒品交易的最大受益者。
1880年前后，仅港英政府每年征收的鸦片包税银即达20万元，在其税收中占第二位。
二是苦力贸易。据统计，1851至1872年间，从香港运往美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苦力华工总计为32万349人。
人贩子每贩卖一名华工到美洲，便可获利200多元。从1883至1898年，经香港去外国的华工累计达99万1568人。
与此同时，从国外经香港回内地的华工共有157万332人，他们每年都会携带上千万元甚至更多的财富过境。这些人不仅支撑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香港带来了活力。
三角码头，形象地描述了香港的繁荣景象。在这个过程中，小人质帮着劫匪抢夺家族财富，从中分得了一点点的收益。
这种起点使得小人质对同胞表现出一种虚张声势的态度，并且在经济上获得了收益。因此，部分港人对英国殖民统治并没有产生抗拒之心，反而因为长期在其他华人社会中表现得更富裕、更体面、更西方，形成了一种扭曲病态、助纣为虐的历史观。
然而，这种历史观只能偶尔发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实力才是最重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生家庭不断努力，已经成为世界二强之一，而劫匪则变成了一个衰败的老人，自身难保。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港人的行为只会成为未来人们嘲笑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