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坚应当为其父亲「叛变」疑云澄清或致歉）
王世坚，是台湾地区知名度最高的地方「民意代表」，也是自带流量的一位大「网红」。关于王世坚的趣闻轶事和精彩片段一箩筐都数不完，在这里暂不列举。今天要讨论的是严肃一点的题目，关于深绿政客王世坚的身世及其政治认同的源头，即王世坚父亲王明德在两蒋统治时期的遭遇。
今年1月，与王世坚素有结怨的的民进党桃园市前议员王浩宇在脸书发文称，王世坚的父亲王明德就读台湾大学期间，参与「读书会」，为追求心仪的女生将「禁书」送给女孩，本想在其面前建立英雄形象，结果女孩不领情随意乱丢被查获，王明德被捕后咬出所有同学，同学多遭判处死刑，最后只有咬出同学的王明德为党国立大功，仅轻判感化教育，出卖大家而飞黄腾达。
王浩宇说的这本「禁书」是1948年至1949年期间台湾流传的地下红色刊物【光明报】。王浩宇说，王明德拿【光明报】给女同学，女同学家长发现刊物并报警，之后王明德本人及三名同学被抓，之后引发一系列大案。此说法有一定依据，并且流传很广。主流百科对「【光明报】事件」的描述与此相近，相关情节在陈英泰所著【回忆：见证白色恐怖】、蓝博洲所著【幌马车之歌】（1991年出版）两本书也有论述。很多大陆网友直接认定王世坚是叛徒王明德的后代，是1950年前后台湾一系列白色恐怖案件的罪魁祸首
然而，被抓的四名台大学生中，叛变并供认出【光明报】事件核心人物钟浩东的并不是王明德，而是一名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另外，究竟戴传李等台大学生是否因为王明德「叛变供认」而被抓到，也存在争议。
一、要害叛徒不是王世坚的父亲王明德
首先，大陆方面的资料（这个应该是比较准确可靠的），台盟网站上纪念钟浩东烈士的文章讲到，是戴传李而非王明德叛变供认出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并致其牺牲。
「（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当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承，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三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的特务，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红色宣传资料。」
其次，在王浩宇相关指控言论发布后，一位叫周以正的绿营人士秀出当年的公文资料声援王世坚，为王世坚父亲王明德澄清事件缘由。周以正表示，当年主要告密者不是王明德，导致主要告密者（戴传李）被抓的也不是王明德。
周以正出示1949年11月毛人凤呈给陈诚的档案报告，其中写道：成功中学支部案王明德、姚清泽、郭文川、余沧洲、游英、张英俊均判处「感化」。姚清泽「经说服后自动供出台大线索因而扩大破获」，免去姚清泽的刑罚并起用为国民党保密局服务。因此，台大法学院支部的线索是由姚清泽所供出，逮捕吴振祥，再由吴振祥供出戴传李、詹昭光、孙居淸、许远东、郑舜茂等人，再因戴传李供出的线索追到基隆中学。
然而，这位绿营人士的说法不能全部采信，没有更多信源印证。再看一个当事人的相关论述，当时经手「【光明报】事件」一案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称：
1949年8月中旬，「保密局」得知有四位台大法学院学生被发现「捡到」【光明报】，然后被台大校长傅斯年作保释放；「保密局」再度约谈戴传李、许远东、王明德、吴振祥等四位学生，得知【光明报】是由钟浩东主导，就在8月15日凌晨进入基隆中学逮捕锺浩东等40多名共犯，四位台大学生则都被「感训」一至二年。（这个材料没说四名台大学生如何被「发现」）
从以上几个资料，我们可以知道，王世坚的父亲王明德是当时被捕的四名台大学生之一。导致「基隆中学支部」和钟浩东被国民党特务抓获的是四名学生中的戴传李而非王明德。
二、谁首先被捕叛变，从而导致了台大多名学生的暴露？可能是王明德
然而，究竟是谁导致了戴传李等学生的被捕？一个说法是王明德因送【光明报】给女同学被抓，然后供认出戴传李等同学；另一个说法是，姚清泽和吴振祥两位学生的接连叛变才导致了戴传李等学生的被捕。
两个说法都有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档案资料为证，第一个说法来自【台湾光复后之台共活动】，是1978年的档案报告，【回忆：见证白色恐怖】和【幌马车之歌】两本书应该是受此影响。岛内绿营人士周以正和潘建志拿出1949年毛人凤给陈诚的档案报告支持第二个说法，认为1978年的档案报告编了个故事让王明德背锅，目的在掩护姚清泽。
历史真相为何？谁是烈士，谁是被冤枉的，谁是真正的叛徒，在此暂不下结论。【光明报】事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代价也是非常惨痛的。
1949年的【光明报】事件作为破口，随着多个成员被抓及「叛变」，一连串事件导致台湾的整个地下红色组织架构的曝光，包括了「成功中学支部」、「台大法学院支部」、「基隆中学支部」及「基隆市工委支部」，亦导致多人遭判死刑。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文利用此案被捕者的证词，循线索逮捕更高层级的组织成员，包含陈泽民、吴石、张志忠、蔡孝乾（老郑）等人。1950年，蔡孝乾落网后继续供认，导致在台湾的整个红色谍报组织的第一次瓦解。
【光明报】事件给台湾岛内的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也留下了深刻的心理烙印，许多文艺作品以此事件为背景进行改编创造。侯孝贤1989年执导的电影【悲情城市】和1995年执导的电影【好男好女】，以及赤烛游戏2017年创作的恐怖游戏【返校】与衍生作（同名电影、同名电视剧和恐怖小说【返校：恶梦再续】）都是从此事件获得素材上的灵感来源。
三、王世坚为何不敢为父亲澄清或道歉？
回到事件的当事人一方和本文的主人公王世坚身上。在王浩宇言论散步后，王世坚并没有对父亲王明德的这段过往直接进行澄清。王世坚在媒体镜头前表示，他这几天实在是痛心疾首，家中还在世的长者们，包括他的阿姨、姑姑、叔叔们，他父亲的弟弟、妹妹们都愤愤不平，希望他出来为父亲讲几句话，王世坚哽咽表示，「我很愧疚我自己竟然没这个能力。」
王世坚还回应称，他父亲的人格与牺牲，绝非泼粪者可去胡说八道。
强调他父亲当时不但受害，还帮助过很多人，认识他父亲的人都晓得。等他离开政治后，他会找这些人，他有留下资料，士可忍孰不可忍。
为什么王世坚不肯直接回应有关其父亲在这段历史中的「叛变」疑云和争议，为何不以当事人家属身份公布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进行澄清？反而愧疚地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等他离开政治后，会找这些人」？
第一种可能，父之丑，子为之隐。他父亲王明德确实因为自己过失被捕，然后叛变供认了其他「同志」和同学，从而引发一系列连锁惨剧，造成当时台湾地下红色组织的重大伤害。这种背叛和卖友求荣的行为不管在哪一个阵营都是为人所不齿的。
不过要指出的是，即便当年确是王明德供认出了戴传李等同学，也不能将【光明报】事件及后续一系列重大挫败和牺牲都归咎于王明德一人。王明德当时只是一名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学生，刚跟组织靠拢时间也不长。正如历史学者蔡正元所说，即便王明德是不堪拷问而供全盘招认，他也不可能知道什么高级别的地下组织人物。【光明报】事件的暴露有其偶然性，也有当时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穷凶极恶大肆搜捕的大背景在。
王世坚在今年4月接受黄暐瀚采访时透露，他父亲王明德当年被捕后并非如国民党所宣传的「感训」一两年了事，而是被关押了三年之久。老蒋1975年去世时，他还是少年学生，迫于当时气氛也跟着所有同学跪在路上送灵。他哽咽着说，这是他童年心灵的伤痕，自己为此一辈子感到一辈子愧疚和悔恨，觉得对不起父母，因为老蒋和国民党是迫害其父母的敌人，自己却为父母的敌人下跪送丧。（王世坚外公张荣宗1947年在红色力量领导下参加「二二八」起义而被杀害）
从王世坚的个人描述可以看出，王明德在被逮捕和「感训」数年后，仍对老蒋和国民党痛恨在心。后来王明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商，在建筑业取得成功，这应该不是借助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家族和妻子的家族都是台湾本地较有势力和根基的，而王明德毕竟也是台大出来的精英分子。到了上世界八九十年代，王世坚继承其父亲家业，继续搞房地产生意，积累不少了财富，经常慷慨解囊支持当时刚起步的民进党。
第二种可能，戴传李等台大学生的被逮捕并非由于王明德的背叛和供认。王明德被逮捕和拷问后并没有出卖其他同志，甚至他送地下刊物给女同学导致被捕的故事也不太确实。
若绿营人士周以正和潘建志提出的文件材料和说法成立，王明德不仅没有过失和变节，是清白的，反而被冤枉了相当长一阵子。那么，作为当事人的儿子，同时也是岛内影响力不小的政治人物，王世坚为何不肯亲自出面，就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向公众和历史作个交代，为其父亲的「叛变」疑云发出当事人一方的辩解和论断。
四、「深绿」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
原因无非如下：
王世坚一向标榜自己为「深绿」，以「二二八」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属自居，并从中获得道德优势和选票利益。如果王世坚父亲是清白的始终忠诚的红色成员，那么王世坚自己岂不是根和苗都是红色的，他怎么继续在现在的民进党阵营里混下去？
如果王世坚父亲是革命的变节分子，这既不光彩，同时也在道义上亏欠牺牲受害的同学同志和红色组织一份道歉和忏悔。若是这种情况，王世坚仍将面对这样一个困境，他将毫无资格和底气奉行绿营的意识形态主张。
总结起来，标榜深绿出身的王世坚，细究下去，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王世坚外祖父英勇牺牲，王世坚父亲参与进步活动被羁押（疑似「变节」）。但不管怎么说，两人当年是为了红色事业和革命理想，而遭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美国帮凶的迫害。
他们当年奉行的主义和初心，正是王世坚之流现今在台湾岛内所不遗余力妖魔化的。李敖曾说，蒋介石阴魂不散，现在跑到民进党身上去了，绿营得到了蒋介石亲美反x的真传。真是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