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乐观人士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居民存款都拿去买买买」，但显然4月CPI环比下降 0.1%的事实无法支持这点。而这种片面认知的背后，可能是对现代货币体系基本运作原理的不了解。
现代信用体系下是「贷款创造存款」，信用扩张过程中贷款和存款两方面是同步的。你去银行办理房贷，银行给你发放贷款后你的账户上直接多了一笔钱（当然之后要划入开发商的账户）， 但没有人少了这笔钱。一笔等额的贷款和存款，同时诞生了 。反过来，如果你去结清贷款，倒是 在世界上消灭了这笔钱，你和银行一起「缩表」，资产和负债同步核销 （贷款对于银行是资产，存款对于银行是负债，你则相反）。
利率下行周期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缩表」，因为存量贷款往往是在之前利率相对高位时发放的，比如前几年的房贷现在迎来了提前还贷潮。虽然政策性降低利率的本意是为了鼓励信用扩张，但这也取决于市场主体（包括居民个人）加杠杆的能力。货币政策并不是一用就灵，其最终效果仍然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就像特效药的疗效也会因为个人体质而产生差异，而 当下的中国经济显然已「耐药性」越来越强，「药效」的边际效用不断衰减，大剂量可能也只有微小的效果。
住户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财政和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增加，说明一方面 居民和实体经济的资产负债表受到破坏， 信用扩张的能力下降，甚至被动缩表 ，另一方面 「放水」的力度并不低 ，政策面仍然是宽松的导向（甚至不断加码），但 流动性潴留在财政和金融体系内，并未充分、高效地渗入实体经济的循环，也没有充分、高效地成为居民的收入 ，经济内生动力虚弱，需求疲软。在学理上讲就是「乘数「出了问题，而体现在CPI上则是通缩。三月份数据出来的时候「通缩」还是一个颇受争议的结论，但在四月CPI环比下降的背景下，通缩成了越来越清晰的现实。
然而，中国社会有某种 通胀PSTD ，而对通缩的危害认知不足。这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西方社会在贵金属本位时代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特别是惨烈的衰退和通缩（贵金属供应不能满足实际经济需求就很容易通缩），对相关后果和危害有切身体会。比如需求萎缩和供给过剩的螺旋循环，实际债务负担加重导致的大范围破产，大规模失业和阶层固化—— 通胀同时稀释存量债务和存量财富，对old money不利，而通缩则完全相反，凯恩斯所谓的「工人更容易接受由于价格水平上涨而引起的实际工资下降，不易于接受由于名义工资下降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减少」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经济人选择。
通缩的经济环境会引发大量社会问题，甚至导向制度性危机。马列经典作家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的「垂死、腐朽」等末世特征，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金本位的制度缺陷。当然，随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等反危机政策理论的发展实践成熟，特别是70年代金本位彻底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塑造了全新的宏观背景，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反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赢得旧冷战。
但新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从诞生起就是建立在信用货币体系上，从未经历过贵金属本位。同时，由于前朝的崩溃和恶性通胀有很大关联 （「金圆券」甚至成了简中网络的meme，和「钱变废纸」同义）， 体制对于高通胀对稳定性乃至合法性的影响，有极其深刻的认知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计划经济年代长期伴随短缺 ，是需求过剩，供给不足，需要用票证来对需求端进行严格管制，造成「物价平稳」的表面现象，和资本主义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完全相反。后者，在马列经典作家的语境里叫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被视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指令性计划体制天然消灭了这种矛盾。
到了转轨年代，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并轨、搞「价格闯关」的阶段，随着需求端管制的松动，真实的供需形势浮出水面，并体现为价格这样的市场信号。 中国在该历史阶段经历了很大的冲击，父母辈的人对那个年代的物价失控和抢购风潮有深刻印象。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通胀高潮期，一度出台「保值贴息」——办理保值储蓄者，银行除按规定的利率付息外，还要按保值贴补率（同期CPI和同期存款利率牌价的差额）付一笔钱给储户，以保证存款不因物价上涨而贬值。并且，保值贴补率也由中国人民银行银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每季度进而变成每月公布一次。但尽管如此，这种高息储蓄还是不能防止货币实际财富价值的「缩水」。80年代「万元户」还是富人的代名词，经过那几年的通胀，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万元财产就一点都不稀罕了。
90年代改革后，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改善了供给侧，另一方面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制度建设压制了「乱印钞」， 长期的短缺和高通胀在90年代中期告一段落 。而紧接着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下岗潮，在90年代末中国一度进入通缩。
此后几年成了很多人（当然，是那些没有在经济不景气中丢饭碗降收入、甚至购买力还变相提高的人）怀念的「物价不涨」的年代。某新概念作文大赛出位的公知在10年左右（具体时间我忘了）说物价和生活成本，「2004年是中国人最后的好日子，大排还是3元一块」（大致意思），实际上就是90年代末通缩的绕梁余音。
但这个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加入WTO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启，中国经济进入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二十年景气繁荣，大家日常听闻的好像只有「通胀」，各种涨价，资产涨、物价涨、生活成本涨，当然，工资也涨。很多人忘了世界上还有通缩这回事，「放水」、「钱毛了」、「货币贬值」成了永无止境的宇宙真理，对相关经济数据有了膝跳反应式的条件反射。
从决策层到老百姓，对通胀时代的生存法则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刻骨铭心的记忆，合力成就强大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也成了人人喊打的政治不正确。比如08年的「四万亿」，其实有巨大的正面意义，说是挽狂澜于既倒也不为过，但直到今天各方面舆论对其仍然恶评不断。
现在很多方面的感觉，其实和90年代末有点像。一方面，目前和90年代末同样面对的强美元周期，从90年代中后期，美元指数从80多一路涨到120，拉爆东南亚金融危机。同期美国对华政策也各种咄咄逼人，台海危机、炸大使馆、南海撞机……；另一方面，当年的国企大破产、银行大坏账、职工大下岗，严重破坏了彼时中国经济的资产负债表。
新冷战时代的「脱钩断链」塑造了新的全球宏观基本面。这对西方是导向通胀（供给不足），而对中国却是导向通缩（需求不足）。同时，过去几年国内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严重受损——同时影响新增就业岗位、收入增长，以及「老钱」的「信用扩张」意愿。
实际上，只要不是两位数的严重通胀，一般的通胀对经济是有一定好处的。 通胀可以提升名义GDP，稀释债务，降低宏观杠杆率，而债务恰恰是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核心问题 。这也是美国宁愿通胀高企也要坚持「脱钩断链」的利益考量之一。
反过来， 通缩则会使企业和居民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资产价格下跌，导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甚至通过前述负面因素的螺旋式的正反馈循环，导致真正的系统性风险，诱发金融危机甚至「失去的N年」（资产负债表型衰退） 。90年代以后的日本就是这个状况，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都很难扭转。
而面向未来，国内人口断崖的基本面摆在那里，短短五年时间出生人口腰斩，这种世代人口「螺旋式通缩」的结构，必然导致 从需求到投资的全面萎缩 。在这个大背景下，治理通缩而非通胀，才是中国经济最需要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