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的指挥过程，是不断接受、处理、输出信息的过程，因此情报历来是对指挥员和指挥机构分析情况、定下决心、拟制计划、组织实施战斗影响最大的因素。【孙子兵法·谋攻篇】用八个字精辟地指出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意思就是把敌人的情况和自身的情况都切实掌握了，无论打多少仗都不会发生危险。详细了解和认真研究敌情，是指挥员定下正确决心的依据，是实施正确指挥的基础。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各种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79年初春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是在苏联和越南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关系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以苏越两国于1978年11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友好合作条约】为标志，越南从过去在中苏两国之间左右逢源变为紧跟苏联，彻底走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上。
苏越结盟的举动，使得北京决策层对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苏联和越南紧密勾结，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对中国形成了战略包围，这是一个现实的严重的威胁。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中国必须采取有效行动，打破被苏联和越南两面夹击的态势，稳定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局势。经过分析研究，反复权衡，考虑利弊，决策层最终定下决心，必须也只能使用坚决的军事手段，来阻止越南在印支地区的侵略行径。从表面上看，出兵打击的是越南，但从根本上说，其实是打击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军的情报工作，是从11月中旬才真正全面铺开，抓紧进行的。对一场有50余万部队参加的中等规模局部战争而言，准备时间不到三个月，实事求是地讲，这的确是极为仓促的。
情报工作不仅时间紧迫，同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巨大的难题，即越南过去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同志加兄弟」是当时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越军是我们的友军，因此我们根本没有针对越军开展情报工作。由于平时缺乏准备，所以当中越关系迅速恶化，战争风云压顶的时候，情报部门手里没有关于越军的情况资料，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被迫仓促上阵，临阵磨枪。
作战准备期间，各级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手段，如无线电技术侦察、调查归国难侨、部队武装侦察、开设观察所等，进行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在战役实施层面，基本明确了越军团以上部队的部署情况，基本上满足了战役指挥角度的需要。可是，因为对越军的侦察是战前才着手的，因而对情况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越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战术打法掌握得不够，对自然地理条件对部队作战行动的影响研究不深，估计不足，导致有的战场进展不是很顺利，投入的兵力比计划的增加了，时间比计划的延长了，歼灭的敌人比计划的少，作战的效率明显较低。
几十年来，之所以广西方向最高指挥员许世友颇受非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平战役打得不令人满意。广州军区前指原计划以大纵深、远距离战役穿插的打法 （但必须指出，这是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许世友提出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案被否定） ，投入2个军共7个师，用3到5天最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全歼高平战场之越军主力346师及其地方部队。可战役实施结果是，我军先后一共投入了11个师，打了整整28天，最终也没有完全肃清敌人。特别是50军150师448团在回撤时，由于军工作组判断失误，指挥错误，导致该团在那嘎以北地区损失了一个加强营，造成了我军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失利。
总结教训，分析原因，主要在于对越军作战特点，越南北部山岳丛林地形特点，及其对我军的作战行动可能造成的影响，没有能够切实掌握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进入敌国作战可能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所以拟制的作战计划不切合实际，有的和当时的敌情相差很远。
比如，首先是怕高平战场的越军要逃跑，为了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于是组织了4个主力师进行大纵深远距离战役穿插，结果越军并没有撤退，也根本不打算撤退，而是就地分散上山打游击。41军121师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插到班庄地区，结果既没有遇到高平方向越军逃跑，也没有遇到太原方向越军增援，没有打上大仗，反而是把自己搞得很被动。
还有，在拟制战役计划的时候，认为进攻发起的当天傍晚，部队就能插到高平城外。事实是行动最迅速的部队用了32个小时才插到指定位置，主力部队用了4天时间才到达高平外围。兵临城下之后，由于侦察工作不到位，搞不清楚城内越军的情况，只能依赖并不准确的上级通报，过于高估了越军的兵力，以至于迟迟不能对高平发起进攻。等到摸清楚情况之后再组织攻击，越军早已经撤退，部队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这个时候距离作战发起时间，已经是过去一个星期了。
要是当时的情报工作能够做得更周密一些、更细致一些、更好一些，把越军的指导思想和战术打法，以及地形特点及其对部队的影响掌握得更深入一些、更清楚一些。那么，整个战争的进展会更加顺利，我军付出的代价会更少，取得的胜利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