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同盟来自于弗洛伊德晚期论文「与自我自身的同盟」。弗洛伊德认为，由于精神分析是漫长的，涉及大量的时间，所以同盟关系必须是稳固的。如果能以积极的方式影响第一阶段产生的焦虑，创造一个积极的情绪氛围，心理咨询师的自我和来访者的自我能一起工作，那么就能促进精神分析的工作。由于精神分析使用的是沙发——这种特殊的设定，所以他认为对咨询师产生积极的情感是很有必要的，也能在某种意义上补偿来访者心中的痛苦。随着咨询和治疗关系的发展，来访者的抵触和负面情绪会凸显出来，积极的关系就能减少负面情绪。
咨询同盟保持了对来访者恢复的强烈愿望。由于这种关系既是转移性的，又是真实的，它已被证明具有效果，使我们能够对比转移性神经症的偏见和扭曲的情况。这种最初的合作关系，使咨询师和来访者能够一起思考问题，是整个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的基础。
每个人来做心理咨询或治疗时可能会焦虑或不安，有些人认为他们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有些人认为他们会被带入一个不可思议的空间。因此，心理咨询师应该尽量想象来访者通过这个过程在寻找什么，创造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可以一起工作来解决问题的姿态。
如果来访者是被动来的，那么咨询师要知道来访者的状态。一旦咨询师有了咨询同盟的矩阵，就可以开始思考来访背景。在单次的心理咨询中，咨询也往往以分享这一背景而结束。只有通过咨询，才会在头脑中出现「为什么」的问题意识，并使来访者内心的一些异己的东西得以显现。 我们把这称为症状或问题的「分解」（catabolism）。
当咨询师和来访者能够共同做出决定时，就可以建立一个咨询结构来共同工作。精神分析学家拉尔夫格里森，也就是玛丽莲梦露的心理治疗师，将咨询同盟称为「工作同盟」。这意味着在心理咨询或治疗中存在着共同的工作立场。在咨询师和来访者看了来访背景后，一起努力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种从问题导向到解决方案导向的视角转变，也是为什么躺在沙发上以自己的方式回顾问题的设置是如此出色。在这个过程中，来访者的叙述像一个运行的时钟一样被投射在屏幕上。
心理咨询的方向是要能够把问题放在来访者自己的生活中。精神分析学家默顿吉尔将此称为从来访者的角度的分析性工作。当咨询同盟建立后，来访者自然会开始问自己关于症状和问题的原因。这个为什么不是来自咨询师的指责，而是对来访者自己心灵的反思。
自我的主观性试图将问题置于一个人的生活景观中。这种功能是由斯特巴首先指出的，斯特尔巴在1934年的论文【自我的分歧】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1934年是令人难忘的年份。克莱因写抑郁症，精神分析学家斯特拉奇发表了关于变容解释的论文）。他认为，现实的感知方面产生了观察性的自我，或自我的观察力，这使咨询师能够理解来访者对咨询师的一系列情绪。当然，即使来访者没有走到那一步，如果他莫名其妙地觉得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心理咨询也是成功的，但他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反思自己此时此地生活的好机会，因为问题已经发生。
让我们设想一下最好的情境：当来访者能与咨询师分享担忧和问题时，「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这个人会和我一起弄清楚的」，这种「我不知道」的感觉就变成了未知，而不是奇怪的、无法解释的或不合理，所以咨询师可以帮助来访者一点一点地弄清楚。
西奥多雷克把分析性倾听称为「 用第三只耳朵倾听 」，但这种无意识的表现不是来自来访者或咨询师，而是来自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都无法理解的外部的东西。在临床接触中，有很多时候，真正让人惊愕的事情就是事情真相的开始。只有通过这种惊喜，才能接触到事实。
心理分析学家克里斯托弗博拉斯称其为「 未被认知 」。其实在我们的感知和认知中，用得好的部分可以称为隐性知识，也还有许多东西并不能被人理解。
当同盟形成后，来访者对自己的问题感到不舒服，并且能够把问题放在自己的经历、生活等主观视角中，他就成为了最熟悉自己问题的人。这一立场有时被称为分析性主体。如果咨询师能够采取一种立场，同来访者一起看向「我不知道」的领域，那么就可以积极解决「我不知道」的问题。
当焦虑的来访者去看咨询师，问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信任的问题，但咨询师却说我不知道，那么来访者的焦虑会变得更强烈。因此，作为一个咨询师，看的是问题的背景，以便来访者能够在他们能够理解的范围内对他们的问题更加直观，并使他们能够思考自己。
同时，问来访者的问题要尽可能开放，开放式的问题是可以自由回答的。 也可以在时间的前半部分提出开放性问题，后半部分提出封闭性或澄清性问题。
心理咨询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咨询同盟。 咨询结构化是一个从接近来访者主体性的立场来确定我们不理解的事物的过程。北山修说，母亲和儿童一起发现主题的经验对儿童的发展极为重要。从第一次接触开始，我们就看不知道的事物。同样， 咨询同盟是来访者与咨询师一起发现背景的基本姿态。 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与来访者共同看待「我不知道」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