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时，谁去做炮灰？

问题大致是，预期一些战斗任务会付出空前的伤亡的情况下，究竟派哪一支部队上阵，来承担这样的「炮灰」任务。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不想陷入现代军事组织与决策的许多细节。我们来讲讲以前的事情。

下文中，我会先介绍一下古代世界中一种常见的情形。然后，我想来集中讨论一下几种有趣的「炮灰」选择方法，时段都几种在晚唐五代北宋初的一个世纪间。我们会看到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文化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而炮灰的选择实际上也反映着宏阔的社会与观念的变迁——而对此，我们目前的理解依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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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在古代，不同的战斗单位常常由不同的社会族群构成的。一个可以确定的战斗单位其实就是某个地域、某个阶层的人群，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作战技能也相仿。柏拉图觉得可以让同性恋的人编成一队，这样他们彼此之间相亲相爱，自然很有战斗力。虽然不现实，却是西方古典时代非常典型的想法。由此，不同族群的社会身份往往已经决定了其在军事部署中的位置。如果本身是奴隶、贱民，或者被征服的民族，自然就是用来做「炮灰」的。我们举两个中国的例子。睡虎地秦简中附了一段【魏奔命律】，现在已经很有名了，我直接引用杨宽先生的解读：

这是使用身份低下的人群做「炮灰」的例子。更常见的是用被征服的民族。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莫不如此。据说，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在面对苏格兰军的时候有句名言，别给我射箭，箭多贵，上威尔士人，反正他们不要钱。这个思路确实是对的，因为用威尔士人不仅不要钱，也许还能省钱——当他们的精壮战死以后，反叛能力也减弱了。来看个更具体的例子：

这是1004年，契丹大入边，后来就有澶渊之盟了。奚是契丹统治下的一个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自己的首领。在辽军的战斗序列中也有相当的独立性。在最艰巨的攻城战中，显然由他们承担先发。由此，不难想象，任何主帅都不会将嫡系部队投入无谓的消耗。有些部队具有一些战斗力，而其中的人群又桀骜难治——如奚人——那显然就是炮灰佳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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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几个也许会有趣的个案。【旧五代史】：

古代攻城，云梯是最便捷的攻具，也最危险。其中最危险的是带头爬云梯的那个人：如果云梯中途被推下来，他摔最惨；如果侥幸爬上去了，他要独自面对城墙上好几个人，可能瞬间就被剁了。重赏之下才有勇夫，这要的炮灰行业当然要重金聘人才好。苌从简这个人就经常揽这个差事，且不说每次的收入，还受到了唐庄宗的赏识，真是非常幸运了。

虽然只是在说一个人，但是对照辽军的攻城法，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后唐的战斗序列中，没有谁是活该去送死的。即使你是李存勖，你是战斗力最强的男人，你也没有办法强迫一队人，拿着盾牌点着火去爬城墙——你还没这样做他们已经造反了。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你拉这些人来筑城也是一件很不可靠的事情。如果他们不乐意了也造反了。总之，要想有人拼命，就得多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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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花钱来买炮灰的例子，但人命终究比钱复杂多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有：

这是在979年，宋太宗赵光义要攻太原了。一个城是方的，就有四个面，自然要分四队人来进攻。最先攻进去的那一方，通常功劳最大；最后攻击去的，多半伤亡更大。于是问题来了：不同方向的城墙，防御水平是不一样的。谁来攻哪一面，这相差就很大了。这可以怎么办呢？

至少晚唐的时候，武人们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形成了一种心知肚明的习惯。就是说有一个默认的序列，甲乙丙丁四个主将，按照自己的官衔派个序，一二三四，分别进攻东南西北。既然是约定俗成了，大家也就没有意见了。抽到了城防度高的那个方向，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这是一种存在在那里的习俗。用流行的话说，叫默认值，default position。你如果遵守，大家觉得很正常；你也可以选择不遵守，那你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按老规矩办。

宋太宗部署攻城部队的时候，可能没太在意这种习俗。就发生了上文中的情况。曹翰这个人一看，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我排在刘遇后面啊，他应该去打西面啊！我是去打北面的选手！」这当然是曹翰的托词。他心里其实要说的是，「西面城墙、防御塔等级高啊……我不去。」但借口本身也承载着观念——在美国可以说，我家狗病了，我不能来上课了，在中国就不行。五代宋初的武将，他们认为谁攻打哪一边有一定的默认之规。主帅在排兵布阵的时候违反了这种默认之规，自己至少有抗议的权利。于是，宋太宗还有特地去安抚一下他，跟他说：「你多厉害啊，西面只有你能打下来。」

这件小小的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信息。首先，没有哪支部队就该做炮灰的。各支部队都是平等的。所以不可能像契丹人驱使奚人那样。然后，如果战前将领们总是在那里挑肥拣瘦的，那还没打仗自己先吵翻了；所以武人们逐渐有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据默认的序列，老天决定，童叟无欺。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军事文化，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武人的政治智慧——这样的智慧在文人主导的历史书写中是看不到的。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出宋太宗在军中的权威还是非常有限的。他的部署下达以后，还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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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最后一个例子。【涑水记闻】：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1004年的宋辽战争。

我们继续说五代宋初的默认之规。那其实还有一种更加简便的方法，就是抽签——以前人称为「探符」。这最公平了，大家没有意见。

但对于作战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比如，敌人从北面来攻城。守臣的将领抽签决定谁的部队来守北墙，结果最弱的那队抽到了。最强的部队反而在南墙。结果北墙一下被攻下了，南面的部队顺势从南门一溜烟走了……本来可以守得住的城也就丢了。所以，这一年，孙全照站出来。他说这样不好，「你们去选你们爱去的地方，大家都不肯去的地方，我去。」

然而，很多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孙全照充英雄以后，也许是可以升官发财的，但他手下的人伤亡自然就高了。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他手下人不乐意了怎么办？现在一个班主任，开年级部会议的时候，还要争取一下全班先退场，少晒点太阳什么的，家长会就可以嘚瑟了。武将是带一队人去送死的，正常人的做法是和上文曹翰一样的，为自己手下争取点好处，防御塔多的地方咱不去。将领要反其道行之，把最艰巨的任务抗在自己肩上，平时就必须做好基层工作。获得俸禄赏赐都和他们一起分享，大家之间称兄道弟。那关键时刻，大家才会为了大哥拼一把。所以，说这句话也要有资本的。

同甘共苦，看上去是很平常的武将美德，其实背后说明的也是这样一个社会事实：对于普通兵士来说，平白无故你没有权利把更危险的工作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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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了三个个案，广义上都可以说是炮灰选择的问题，即更危险的战斗任务由谁来承担。我们看到了更好的待遇，我们也看到了诉诸随机。背后的思路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了来自武人、兵士层面的一种诉求：要求公平！大热天的，人家都在乘凉，我们还在修城墙，这还是不公平；都一样是部队，他们拿钱多我们拿钱少，这也是不公平；或者，每次炮灰都想到我们，分战利品都想到别人，这还是不公平……

这种对公平的诉求，在传统中国，概括起来就是「均」，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不是要求绝对平均的意思，某种意义上在说，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什么的真的是太年轻的……对于唐朝人来说……

展开一些的话，我们过去对于晚唐五代兵变的研究，往往关注于事件的性质：到底是游手好闲的武人贪得无厌要闹事？还是穷困潦倒的无产阶级走投无路诉诸暴力？这种关切固然有意义，但很多时候就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比如甘阳被打了，这到底是饱受压迫的青椒决绝的发泄，还是对于年迈老人的无耻践踏。我们现在可以采访当事人，掌握学术体制的完整的信息，至少理论上，但要辨析清楚一件事情的性质还是很困难。在古代史中执着于这样的追问恐怕只能是一个死胡同。这里我想到的是两位英国史学家。其一是 E.P. Thompson，他有一个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的概念。简单说，关于粮价而产生的暴动英国从一种基层的政治文化来理解，就是农民觉得价格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公平合理的，如果超出了这个公平的范围，那么我们就有权利拿起武器。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更深入的是Steven Justice，他有一本书叫 Writing and Rebellion: England in 1381 。他主要的贡献在于，指出了在1381年英格兰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农民群体对于自己的权利、国王教会的权力等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系统的理解，并且按照他们理解的公平和正当，从新来运作文书，建立他们的组织。在这样的视角下，战斗序列的编排，战区的补给，兵变的发生，这些看似不同层面的现象其实都指向着同一个广阔的问题：处于社会基层乃至边缘的人群对于公平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的表达。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谁来做炮灰？这在古代世界，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部队本身的身份属性已经决定了。只要在社会的中下层有了非常强的公平意识以后，才成为了一个问题。而在实际的战斗组织过程中，他们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机制来实践这种公平——设置默认值，或者抽签，等等。有人说，十六世纪前后，英国的绅士们自发的设计了许多规则，成立了很多俱乐部或社会组织，在国家与教会之外做了很多事情，于是现代公民社会开始形成了。那么，这些武人们自发的规则设计，又应该被放在一幅怎样的历史画卷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