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历史上精神分析学派怎么回应的，不过我可以站在拉康的角度上给一个回应。
首先是名词问题。DG 的「生产性欲望」这个名词，其实就是尼采的「能动性的意志」，对于拉康而言这个东西叫做「原乐」（当然原乐的内含有很多，这里取的是必须被限制的实在界享乐）。而「拉康意义上的欲望」，对应与 DG 那里的「被编码后的欲望、偏执」。所以不存在什么「对欲望本源是生产还是匮乏」类似的根本性不同，其实只是用词不同。
所以 DG 和拉康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偏执（Big Other）的态度上面。DG 在 AO 这本书里面有非常乐观的 gm 情怀，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认为历史最终会走向 「生产的自由」。但是拉康（不是晚期拉康，是 60 年代的，可能算是中期拉康）明显悲观的多，对于他而言，gm 本身也是一种主人话语，就像他在课堂上 diss 学生的那样「gm？不过是想要个主人罢了，你们会得到你们的主人的」。
更简单的来说，DG 认为可以摆脱 Big Other，可以对社会秩序普遍解码（包括俄狄浦斯情结这个「家庭编码」），但是拉康（中期）认为不能，你只能换一个 Big Other 服侍。这是最基本的立场区别，以及对社会的经验性认知预设，没有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