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吴丽华
整理/温暖的时光
我叫吴丽华，1963年7月，这年我刚才满15岁，正在泰州姜堰公社第一中学上初二，我和一帮女同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坐上了开往新疆境内的列车。
那时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有「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标语口号。
初、高中的学校虽然都没停课，但校外环境到处乱哄哄的，校园自然会受到影响，大家都无心再上课学习。
特别是社会上的青年男女，人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纷纷喊着要到广阔天地去实现人生梦想，去奉献青春，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
父母听说我这么小的年龄也要去新疆支边，坚决不同意，母亲哭着求我放弃去新疆的念头。
但那个年代，脑子什么都不想，只想和同学及比我们年龄大几岁的热血青年们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表决心、喊口号，觉得这样人生才真正有意义。
家人反对，我们就到一些玩得好的同学和小姐姐家躲藏，偷偷报名去新疆支边，父母到处找我，既担心又气愤，他们找累了便对我失去了给心，最后偷偷摸摸报上了名，便去新疆支边。
火车满载着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支边青年，一直往大西北方向驶去。历经六七天的长途跋涉，列车就像一头喘息的大黄牛，疲惫不堪地停靠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车站。
到达乌鲁木齐火车站后，做了短暂的休整和停留，大家又乘坐敞篷卡车继续前行，一路颠簸，满身黄沙，大家终于抵达目的地。
我们刚来，都被分配在木垒龙王庙水库修水库，当时的单位是农六师奇台管理处基建大队。
到了1963年10月份入冬前，我和同来的女同学李佩兰、王桂琳、刘天娴、黄同明共5名支边青年，先是分到了卫校学习。
学习毕业以后，我和王桂琳、刘天娴3个人留在了农六师医院科室里当护士；黄同明分到了奇台二医院，李佩兰分到八一农场（一O二团）卫生队当护士。
王桂琳工作照
我们这些人在各单位的医务岗位上，经过了多年的临床实际锻炼，在老一辈医务人员帮带下，医护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医护各项操作技能变得熟练，并各显其长，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医院老同志的带领下，思想和业务不断提高，一个个从原来不懂事的女娃子，成为独当一面的护理人员，有的成了主管护士，有的担任了护士长。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经过不断学习实践进修，医疗技术水平有了全面提升，经过考核，都分别走向了医师岗位，有的成了科室的主治医师，并取得了中级职称。
有的调到工矿、农场和大专院校，成为独当一面全科医生及医疗骨干，还有的晋升为高级职称，担任总护士长，走向了领导岗位。
当年我们在卫校学习时，学校条件很差，教室内很简陋，上课连课桌都没有，就是一块木板搭上，扒到上面写字，那就是课桌。吃的、住的、用的生活环境比较差，但是大家学习情绪很饱满，积极性很高。
吴丽华(下)与刘天娴
那时能调到卫校来学习,在人们眼里，特别是基层单位的人，很羡慕。其实到了卫校，什么都要干，和基层单位没有两样，只是到了冬天干不成活了才坐下来上课。
开春后，卫校学生成了支援农业生产的「野战军」和突击队，哪里需要哪里去，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
在农业战线上支农，干过各种农活，经受了艰苦的磨练，参加过「八一」水库的维修，猛进水库的加固，都是干的挖土、抬抬把、推土、挑土的苦活。
夏收到农场割麦子，秋季在连队掰玉米……，支农结束，在卫校打土块、扎苇把子，自己动手盖房子，简直是干不完的活，天冷了才坐到教室上课。
学医的基础课，首先就要学人体解剖学。当一个医生必须了解和熟悉人体各部分器官的位置、形态及各脏器相关系统和生理功能。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好生理解剖学，要学人体解剖学就要和人的死尸打交道。
我们这些初进卫校的女孩子，见到死尸就害怕，躲都来不及，不要说去接触了。
面对一块块人体肌肉、血管、肌腱、神经和各种内脏器官，一个个翻来覆去地看，心里直打鼓，特别是刚进解剖室，一股强烈的福尔马林味扑鼻而来，弄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但是没办法只有壮着胆子硬着头皮，围着整理好的尸体和泡制的脏器标本，进行认真察看，对照书本反复学习，死记硬背。
为了学好这门功课，给临床专业铺路，只有这样学，无捷径可寻。为了学好基础知识，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克服了心理恐惧症，接触多了慢慢的就适应了。
我们几个人相互鼓励，一头钻进解剖室，围着死尸标本认真刻苦地学，反反复复去记，有在室内记得，出门又忘了，回到宿舍了，又返回解剖室再看几遍，直到学懂弄通记牢才罢休。
要当一个好医生，必须闯过基础课这一关，人体生理解剖是基础课，学医的谁也绕不过去。
学习医疗护理，不单是人体生理解剖学一门功课，还有药理、病理等等课程也很重要。
医生护士在临床实际应用时，必须熟练各种常用药、急救药的药理特性，它的用法、用量、配伍、禁忌等，这是保证正确合理用药的前提。
所有这些知识，只能靠死记硬背完成。我们扣着书本背，相互抽背，吃饭、睡觉也在背，甚至在睡梦中还在念叨那些常用药的用法、药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医护班进入临床医疗护理课程时，不仅要学好理论知识，更要学习实践操作技能，接触临床，首先碰到的是打针，女孩本来就害怕打针，见了打针就往后退。
现在要拿着针给别人打，那心里发慌，手发抖，连针管都拿不稳。老师们像家长教自己小孩一样耐心开导，帮助我们解除惧怕心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如扎肌肉针，先在洋芋上扎，手法掌握后，在自己身上试扎，同学们相互扎，经过反复学习实践，掌握了要领和基本功，再给病人扎针，熟练了，心也就不慌了，手也不抖了，慢慢的学会了静脉注射、胸腹穿刺、深层动脉穿刺、小儿头皮静滴等等。
我们就是这样在学习中一关又一关地闯过来了。
我们在师卫校完成学业后，有几个留到师医院，王桂琳是其中之一。别的人看到她们身穿白大褂，头戴护士帽，干干净净地端着盘子，推着车子，走进病人的屋子，旁人看来有几分神气，让人羡慕。
可是背后的辛酸和烦恼谁又知道呢？其实让人头疼和麻烦的事很多。有时送来一个危重病人，一抢救就要坚持紧张工作半天或者一夜，弄得医护人员连饭都吃不上，甚至连喝水、解手也不能离开，碰上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特别是老病号，家里有人来陪护还好一些，有些家中没有人。
上世纪60年代初，绝大多数只身到新疆，一没父母，二无老婆，生活条件又差。
尤其是一些劳改犯（那时判刑送来新疆劳改和刑满新生人员是很多的），这样的人病了，单位把人送到医院就不管了，这种重病号，在床上拉屎拉尿，都要医护人员管。
有的拉脓拉血，其腥臭味异常，有的呕吐血水、脏水，酸臭刺鼻，让人难以忍受。
发生这种情况，都是医院护理人员换洗，不管男女病人，露着身子全身都得给病人擦洗干净，有时忙了半天搞干净，一会又拉了一床，还得打扫。
有时急诊抢救下来，又困又累，直感恶心，搞得人筋疲力尽，连走路都要摔倒。不能动弹的病人一日4餐，定时给喂，还要定时喂药。
有的便秘病人，一连好几天拉不出来屎，吃药灌肠又解决不了问题，就得用手到肛门里抠，可见护士这行实在不容易。
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的职责，有的病人经过几天几夜连续抢救，把一个临死的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通过治疗恢复了健康，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这是救死扶伤精神的体现，也是医护人员爱心价值的体现。沮丧的事也常有，有的病人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各种办法使尽，最后治不好，无果而终，病人伸腿而去，家人伤心哭成一团，昏天黑地，我们医务人员收拾残局时，心情倍感难受。
在医院工作的业内人士都懂得，定期换岗、轮流值班这是医院不变的规律，当班的搞治疗护理，搞清洁卫生，晚上值班的谁也躲不过的事。
医院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白天死人还好一点，帮助穿好衣服，抬到太平间了事，遇到夜间死人，如果家里没人在医院陪护，夜里又联系不上单位与亲人，那时通讯闭塞，这样的死人全由我们当班的护士包了。
上世纪60年代，医院没有电，医院自己一台发电机，到晚上12点停机断电。
抬死人就是黑摸，提一盏马灯往太平间抬，太平间里只有4张床，有一段时间连续死了五六个人，一开太平间的门，死人放满了，只好把死人放在地上，到最里面去把床上死人拉拉，两个死人挤在一个床上。
如果死的是小孩，就把死小孩放在另一个死人身上。晚上医院死了人，有男医生值班还可陪我们抬死人，不然只能由我们两个女护士硬着头皮抬去了，回忆当年这些事真是头皮都发麻。
我在师医院工作了近20年，一直在内科当护士，后来当过几年护士长，见过的事情真不少，我感触最深的是：职业道德大如天！
干医务工作这一行，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首先得有一颗善良的心，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具体说就是医德，不然一身白大褂就白穿了。
我们面对的病人大部分是团场、工矿、企业的职工，当然也有各级干部，还有为数不少的劳改犯和刑满人员。
不管什么人，既然送到医院来治病，首先是病人，都要关照和护理，一视同仁。
有些劳改犯警卫押来治病，生活不能自理，护士照样给他们按时喂饭、清扫卫生，不能翻身的帮助翻身等。
有的病人临终时，家里没有人，单位也不管，我们护士给他擦洗干净，穿好衣服，有的死者张着嘴、瞪着眼，我们用手把死人的嘴和眼按摩闭上。
冬天地冻天寒，护士还预定地点挖些埋死人的坑准备着，我们的服务从治病救人到临终服务，可算是自始至终，尽职尽责。
特别是那些农场的职工来医院治病真难，他们有病先在连队卫生室拿几片药吃，能抗则抗，实在熬不过去才到团场卫生队治疗，团场卫生队医疗设备很差，但一般又不转上级医院（因为要压缩外诊费用），实在不行才送到师医院来。
很多病人几经周折，延误了治疗最佳时机，小病都拖成了大病。这些人从几十公里以外来住院，生活上用的水壶盆子不带，医院那时又没有，急得乱转圈。
这些人中，有的是我们一块支边来的江苏老乡，有的是她们的同志好友、同胞兄弟，看到他们急的样子，我们心里很难受，我们都来自基层，能体会到他们的苦衷，他们有啥困难，有啥要求，我们尽心尽力协助解决，使他们静下心来治病。
我们在师医院工作，条件比团场好，见多识广，在老医生老护士的精心教导下，提高较快。
为了给基层的医护人员多一点学习提高的机会，师医院经常分批分期到基层团场为下面医护人员顶岗替班，帮助团场职工做慢性病、职业病普查，宣传防预知识，有时还到深山区的牧场搞防病治病工作。
我们还把下边的医务人员抽到师医院有关科室学习进修，给她们深造提高的机会。
每年开春农忙开始到夏收季节，我们都要参加医疗队（组）下到团场，一方面给基层人员医病，一方面支援春耕春播和夏收、秋收工作，带上药品和器材资助基层，搞好医疗服务，送医送药到田间地头，有时还直接上门给职工群众服务。
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为贯彻「626」指示精神，开展中西医结合，医院组织我们上山采集中草药研制各种制剂，治疗慢性病和疑难杂症，到基层开展技术攻关，本着少花钱和不花钱的原则，为职工群众防病治病。
和我们一起到师卫校学习的来自江苏泰州姜堰公社的支边青年，现在最小的也有75岁了，大的80多岁，一个县里其他公社支边来分到什么地方，现在又在什么地方，都不太清楚。
她们公社那5个人，黄同明毕业后分到奇台农六师二医院当护士，后来升任总护士长，走向领导岗位，并评为高级职称，是5个人中进步最快的一个。
李佩兰毕业后分到八一农场（今一0二团）卫生队当护士，后调一O二团下属铁山沟煤矿当医生，最后随丈夫调山西省安康地区定居。
王桂琳毕业后留师医院当护士，在妇产科工作时间较长，她对人热情，有求必应，跑上跑下，使人感激不尽。后调到理疗科当主治医生，评为中级职称。
我的特点是好学上进，手勤眼快，完成学业后，留在师医院内科当护士，工作积极热情，医学上爱学肯钻，算是科里的业务尖子，经常参加相关医护技能的表演和示范，担任过护士长。
七十年代后期调师党校，为党校培训的学员南来北往的干部医疗服务，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在医务战线工作了近40多年，退休后身体很好，有医院曾返聘我，后为照看孙子才离岗休息。
我这批支边女娃，当年支边年龄不大，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们通过卫校学习毕业后，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用坚定的信念，火热的心，创造了人生的辉煌。
我们走到今天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一是感谢党的长期教导；二是感谢组织领导的关心培养；三是感谢老师倾心引导。通过自身刻苦努力，不断养成高尚的敬业精神，优良的职业道德，高度的责任心，新时代的列车把我们推向前进！
凡在农六师医院和下属各医疗单位接受过我们治疗和护理的人们，都赞不绝口地说：「这一代白衣天使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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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戈壁红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