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一下题目，不是税收低，是正税低。
明朝赋税的最大特点就是扣扣索索。这是明朝奇葩财政制度导致的，体现在明面上就是明朝财政捉襟见肘，偌大个国家总是过的干干巴巴麻麻赖赖的一点都不滋润，不要说打仗这种烧钱游戏了，就连修园子明朝都没钱，以至于新皇上死了就直接拿一个给老皇上定的皇陵来用，还不止一回。
怎么回事呢？追溯源头，得从朱元璋说起。老朱白手起家，布衣上位，所以把钱看的很紧，能不花钱的时候绝不能花钱，能少花点的地方就少花。但是节流没毛病，你别把源头也节了啊，他不介，可能是哀民生之多艰，或者啥意思，他把正税定的很低，大抵是全国一年赋税在正常情况下整好够国家用一年的，不多不少——由此你就知道老朱的数学功底着实不错。
但问题是，国家属于「正常情况」的情况并不多，总会有些不如意的事，这使得正税就不够用了。而这种事呢，可能是军事行动，可能是治河，可能是修什么工程，可能是什么大的国家庆典，但大抵属于临时性的工作。因为明朝的正式税收很低，所以穷生奸计就琢磨出了很多歪门邪道的捞钱办法。
为了解决这部分问题的资金来源，明朝把「摊派」这个事发挥到了极致。摊派自古就有，但明朝玩的特别6，什么叫摊派呢？就是在正税之外，征收一部分因临时性项目而花费的资金。明朝没有宋朝转运使这种省级转运部门，一切物资流动是从州府县开始分流的，所以当一个地方出现什么活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加派一项额外的摊派，但是要记住，加派， 理论上 都是临时性的，比如明朝最著名的摊派就是三饷，都属于这种临时性加派。
前边说了，理论上，如果这年国家平安无事，那么财政就会刚刚好够用，甚至是略有结余。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所以明朝就得指望各种摊派来补亏空，那么，你怎么确定这个事花多少钱？
所以，明朝创造性地采取了「寅吃卯粮」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今年花的钱先打欠条，年底核算，然后分配到各省府州县都司卫所，明年加派。这样，今年的亏空明年就可以补回来了。
于是聪明的你又发现了问题：那万一这个事今年没解决呢？或者是明年又有其他的事了呢？或者明年的加派没收到位，仍然亏空怎么办？
答案是无妨，今年没解决，明年继续欠着先，后年提高加派。。。至于后年的加派能不能到位则不属于考虑范畴。
明朝九边那神奇的上百万两的欠饷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你就发现了，低正税导致的就是明朝的正税收入一直不够，只能通过临时加派这种万不可作为长期手段的手段来解决。这就像是你买了一辆时风，然后今天改个轴承明天加个自卸，后天把车把改成方向盘，然后拿来当五征用。理论上这样可以用，逢个麦收秋收的也没事，但你要是遇到连续半年天天如此，那这车很快就废了。明朝这种低正税的方式看上去给老百姓很大的好处，实则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而且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这一点，咱们可以以反面典型——共和国来举个反例。建国后百废待兴，各种工程各种产业嗷嗷待哺，都指望着钱，钱从何来？一个是外国贷款，比如苏联，另一个就是税收。而当时中国作为纯粹的农业国，税收的绝对大项就是农业税，于是在1955年农业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出台农业税法，把农业税定到了百分之十五左右——七税一，对比历史上的二十税一、二十五税一、朱元璋的三十三税一，这个税点是会被骂成暴君的税点。但是百废待兴，没有这个农业税撑着，工业发展的资金就无法得到保障，工业如果发展不起来，工业农业都不会好到哪里去——非洲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有很多批评当初的这种剥削农民以用农业剪刀差来发展工业的政策，实际上这有些苛刻了。
后来有段时间咱们把临时加派也用上了，没错，就是传说中的提留款。这事和三饷如出一辙，比正税要高很多，所以一度出现正式的农业税交得上、提留款却能逼死人的情况。——因为当时正需要钱，虽然当初把正税已经定的很高了，但很明显又出现了大的缺口，而这部分缺口，钱从何来？只能加派。试想一下，这还是建国初期把正税基调定的很好，后来急等着用钱的时候还这样呢，要是一开始也为了「爱民」「体恤民生」而定一个百分之五的农业税，你猜后来会如何？
好在后来都废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封建时代正税往往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或者说是不会大幅度增加。建国之初凭借着新朝气象，检定人户田亩，这个数字往往是实打实的，而这个时候定的赋税往往也是收的最齐整的时候，随着时间增加，贪腐问题逐渐严重，封建社会之癌——土地吞并与豪强隐占会把国家正税逐步侵蚀掉，所以明朝就出现了开国即全盛的户口特点，弘治年间的人户尚不如一百多年前大乱初定的洪武年间，再加上拖欠赋税的事也越来越多，因此理论上来说，正税只会越来越少，而不会越来越多——当然，大清例外，这个我下一段说。针对这种历史惯性，古代一个朝代的正税往往会越来越少，如果一开始就把正税定的很低，那后期就很惨了。
说说清朝，清朝似乎有用不完的钱，打金川打缅甸打西域，动辄九千万两上亿两，难道清朝就真这么富裕？非也，羊毛出在羊身上，清朝动不动上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支出，一定有合理的征收，而且全是民间来的——难不成还指望四国银行贷款？
这就得说清朝赋税了，清朝的正税基本上是沿用明朝旧制，但是！他加了个一项明朝的临时摊派，没错，就是臭名远扬的辽饷。这个故事大致就是说，万历年间因为辽事汹汹所以下令 全国除了贵州凤阳之外每亩田地加征九厘 税赋，后来在天启崇祯时期又多次增加，最终定到了一分六厘，清朝入关的时候宣称要废掉这个苛政，但是废了不到半年国库就见底了，于是下令继续征收，用的是天启旧额也就是一分二厘，但是名字却叫九厘银，并在顺治六年编入正税，而且不拘全国所有府州县卫所——贵州也得按这个来执行。也就是说，明朝征收二十多年导致全国遍地林登万的辽饷，在清朝却从顺治六年一直征到宣统三年。仅此一项，清朝正税就不再是百分之三，而好像是百分之十一，具体记不清了。这笔钱是清朝充盈的国库的一个大项，另一个大项则是改土归流、改军为民，清朝在川湖云贵六省土司进行的改土归流，编入正税的田亩数字，相当于新开拓了三个省——明朝贵州一年赋税折银不到两万两，你去查查清朝多少；改军为民，就是把明朝那三百多个卫所、几十万顷的军屯田亩几乎全部改为州县，比如山西天镇、阳高、左云、右玉，整个陕西行都司，宁夏，山东沿海。第三大项就是著名的士绅一体纳粮。凭借这三大项加成，再加上取消掉了惠民药局这种纯支出的公益性质的基层组织，以及对明朝州县分流财政制度的修改，清朝的正税收入要比明朝甚至比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收入都要多的多，所以才有了对边疆源源不断的扩展支持。
不过，饶是如此，清朝的正税也在乾隆中期开始逐步下滑，并在嘉庆元年出现了第一个低谷。而在不久之后的咸丰三年，也就是天国癸好三年，因江南丢失、漕运断绝再加上满世界打仗、洋大爷打劫，清朝的钱也不够用了，于是又用上了老办法——加派，这次加派的方式叫厘金，再加上洋大爷的帮衬，居然熬过去了。至于发捻教回四大乱子平定之后清朝的赋税，就从农业税占绝对主导地位变成了关税占据江山半壁了，再加上洋人兢兢业业的管理，所以宣统年间清朝正税收入居然飚到了九千万两。
另外，清朝征税还有一个巧妙的方式是折算。据建国后平原省人民政府组织的宋景诗起义、义和团运动两大调查报告记载，当时的老人都表示自发捻教回洋起来之后，征税越来越重，而这个重的方式并非是加派、加税，而是白银折算的时候铜银比越来越大，以前缴税的时候比如说十亩地征收一两白银，一两白银折合一千枚铜钱，但是等到1855年的时候，一两白银已经折合两千枚铜钱，到1860年折合三千都不止，而民间又大部分是用铜钱交易，这就相当于赋税平白无故增加了三倍，民间困顿自此加速，再加上外国传教士以及二鬼子的盘剥、州县政策对这帮人的偏袒，民间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这就是为啥明明太平军在江南活动，而山东直隶河南山西却满世界闹教军、幅匪、捻党、拳民。
题外话：三饷征到了什么时候？
明代三饷在崇祯末年就取消了练饷，理论上剩下的两个清朝入关之后就废了，但仅仅是字面意思，实际上辽饷和剿饷这俩一直在征收，而辽饷更是在顺治六年编入正税，只不过数额从一分六厘降到了一分二厘。而清朝在加了辽饷的正税之外，曾一度又加征「辽饷」——对，就是这个名字，据湖南的一些方志记载，大清曾在邵阳那边加征过九厘银之外的辽饷，目的是为了打李定国。
因为辽饷编入了正税，自然也就没有取消的选项了，一直征到宣统三年。而众所周知的是，北洋几乎是照搬清朝，后来的南京又决定不了除江浙沪之外地区的赋税征收，这导致暗含辽饷的清朝农业正税一直征到蒋介石反动集团败走台湾。
但是新中国的新农业税法是在1956年才敲定的，而在此之前是用的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税法，这个又是根据民国时期税法定制的，所以理论上大陆地区的辽饷应该是在1956年才彻底结束。
当然，台湾地区现在还用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救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