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开始暂时退乎，本来是今年最后一嗰回答、现在便乘今年最后一篇文章了。
首先我要推一下這嗰回答
卯金刀前辈答的很好、包吃住，一佰昏。但评论区里各路高士、外加有些微博上的四方贤达的正气凛然属实是看得我心态失衡；而另一些雅士们的表现（见下想法）则看得我肚里胀气，以至于实在绷不住放了个屁。
首先這嗰屁想崩掉的就是什麽「资源分配不均」之類的泛泛而谈——這纯属是「最大的一嗰筐可以装任何东西」。现在lib-left们正在挥舞着這嗰破筐试图把群众的愤懑都兜在里面、然后一股脑甩到某些利益集团上面來證明学生「正常娱乐活动」的无辜；另一群更不加掩饰的、直接以投降主义面目示人的大V弄潮儿则放弃了和「利益集团」的斗争选择當鸵鸟、跪着乞求能「眼不见心不烦」。但很不幸， 马克思主义不是某種利益集团理论。
马克思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关注商品对于整个社会的驯化中提出的观点不是为了探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二元结构之间的无限循环，生产关系不是简单的权力关系指南，而是整个社会 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的综合 : 这意味着不仅仅是所谓的上层阶级管理者， 每一个 人都在商品霸权的生产关系中承担了作为 每一个 阶级的 每一个 部分的所有参与、权力以及责任。(与世界上存在 只剥削他人的坏人 和 只剥削自己的好人 的市民世界观相对立)那麽，伊里奇主谊者不会简单地划一条线说「這边事普罗文化而那边就是布尔乔亚文化」——用伊里奇的話说就是"专政不意味着摧毁工厂，银行和布尔乔亚的各种社会机器，相反意味着会有普罗阶级的工厂，普罗阶级的银行和普罗阶级的社会机器"，這和无文派（暴雪威客內的反列派系）的【普罗阶级将会塑造一嗰以他们为主的全新建构的社会、否认普罗阶级在创建随議文化时必须利用过去的文化遗产】正好相反。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活动的意识形态內容在各阶级间是可以転化的——足球本來是「工人体育」（也一度是第三世界国家表现自身主体性的途径）、今天却成了训练市民的法西斯主谊动员仪式；有些上流社会的社交舞蹈最初是农民的发明……同樣，历史上随議revo后，普罗派对也积极动员群众参与改造旧書旧戏旧艺术而并不仅仅是一禁了之（比如对芭蕾舞這一殿堂技术的挪用和继承）。
传说【白毛女】最初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地主阶级创造的，当时要搞减租减息，地主阶级用【白毛仙姑】来吓唬人民，后来人民将她变成革命的，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变成我们的……现在应该高一些，不仅土地改革过去了，而且到人民公社了。那麽，无产阶级凭什么不能像拥有「无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机器」那样拥有自己的舞会呢？伊里奇主谊者并不急于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为此问题目前为止仍缺乏必要的 抓手 ；真正触怒马列主义者的恰恰不是舞会而是有些人急不可耐地用 正常 二字给舞会辩护：
把高考教育工厂的扭曲视为某种「异化」，而后浪们的生活才是「异化」之后所应当复归的生活，这只不过重复人道主义的呓语而已，只是将资本主义的现状投射到未来社会，在这种观念下将不会有任何现实的运动正是這嗰「现状投射到未來」的过程遮蔽了我们理解這一问题的抓手——现状并没有真正得到批判而直接偷渡到了未來。对于「现状」（时间限定）來說，南斯拉夫一线城市高等学校（地区限定）的舞会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通过圣保罗学校看到的是一个微型社会的缩影，在更加多元化、民主化的社会发展中，并不意味着机会的更加对等性。在这种所谓的 「美式民主下」 ，似乎阶级概念被不断弱化，然而通过圣保罗的精英教育，我看到的是阶级仍然存在，只是随着社会发展，阶级概念在不断被「隐形」，精英们利用他们的才智使得这种隐形阶级深入人心，使得特权变成了一种隐性的存在，并且维持着这种隐形阶级的稳定与平衡。那么这些精英是如何让隐形阶级长期维持着一种平衡呢？首先，想要维持这种隐形阶级的平衡，就需要面对等级制度。在圣保罗学校中，这些精英要学习的并不是如何培训自己的技能，提升自己，等着去被选择，他们在这里是学习 如何去选择别人的能力与判断力 。因此，圣保罗这样的教育机构的作用是为精英们的未来社会生活和文化做准备，会更加注重学生眼界与能力的培养。
（眼界培养）
圣保罗培养的不是跟从者，他们是在培养这群「未来的领导者」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一种美式勤奋观下，精英们相信：所有的努力可以带领他们走向想要的地方，只有努力和勤奋才能够有收获。看似更加民主、多元的氛围，却在多处体现出「等级」的概念，餐厅的沙发只有高年级学生才有资格落座，低年级学生无意坐下似乎是对高年级学生的冒犯；新生的「菜鸟之夜」看似是庆祝的表象，又实则掩藏下了多少冒犯之意？在重重现实之下，精英们发现了这种特权的存在， 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种特权，却又极力地淡化这种存在 ，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通过经历去逐渐适应这种隐形阶级的存在也是精英们必不可少的一堂课。以开学就餐这一例来说，新手精英们因不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服装而苦恼，为在新的环境中如何避免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而拘谨，但是这种「就餐仪式」在圣保罗中并不少见，精英们随着就餐仪式经历的次数不断增多，能够很快掌握其方法技巧，也能迅速掌握这种机会，利用这种机会使自己不断往上爬。圣保罗为精英们创造了一种氛围，将其自身放在等级制度的顶端，通过无休止的练习，让精英们深切参与到这种阶级制度中来，只有通过这种重复的练习，精英们才能适应阶级的存在，不受阶级制度本身对他们的束缚。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淡定的掌控等级制度。在圣保罗中学，精英们深谙如何去耍淡定的把戏，他们需要一种表演，将所有努力和勤奋的结果淡化为不费吹灰之力的成果，将慌张与拘谨的内心挣扎淡化为表面的 淡定 。玛丽这样永远被焦虑牵制，惶恐不安的学生、卡拉这样永远无法找到淡定点的学生，在这个学校或多或少都会遭到一定的排挤，他们无法表现出「自然天成」的气质，与这里其他学生多少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正如文中所说，成为一个精英的关键是表现出属于群体的正确身体行为，身体的一举一动也体现着权力关系中自身的位置。因此，在圣保罗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如何 淡定的掌控阶级制度 ，对精英们来说，是一条漫长的修炼之路。
這類文化圈层于现代阶级社会普遍存在，南斯拉夫和鞅米鬼畜的区别主要在于：鞅米鬼畜中学普遍有舞会，所以上下区别在于更高端和更低端的舞会；南斯拉夫普遍没舞会，所以上流学校的舞会规格也不用多高、有就行了。這里身边统计学①嚇——采访了一位在隔壁壬带附中读过書的左友对舞会传统的印象：
大部分同学在集体舞前都视集体舞为负担，避之不及；不过舞后倒是对集体舞态度积极了很多。（有端联想：「不是因为信仰才要跪下去，而是跪下去了就有信仰了」）
很显然不是說舞会直接就有一種「资产阶级本性」或者「隐性统治能力训练功能」。它在当代塞里斯起這像的作用首先是成本问题，很多下九流学校不敢投入成本开舞会這大家都能理解——别跟我说「开个差点儿的舞会又花不了几个钱，纯粹是你们学校的校领导官僚主义严重」，且不提各地升学压力差异、我倒想问问「开明官僚」這種人才的「人力成本」用不用花钱；恰恰是因为有人花得起钱有人没钱，于是舞会及其礼仪文化就具有了资产阶级圈层排他性的社交功能，成为了布尔乔亚后代及其「太子伴读」们（占四中八成的中小资产阶级子弟）更易习得的「密语」——或者說，在不讨论「舞会文化的真实历史起源」的问题时，這種密语的 发明-学习-使用其实就是同一嗰过程的不同方面 。当然可以说无产阶级可以有无产阶级的舞会（倒也不必指着派对高干舞会說那就是普罗阶级舞会，不过cr时期也禁了——当然這不意味着我支持一刀切）、就好像普罗阶级也可以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但问题是這些東西的內容本來就只能靠普罗阶级的revo实践改变。（而统治阶级吸纳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成果却是容易的、在今天的新目田主谊神球上那更是相当容易的）
這里我想参考伊里奇和卢森堡对国政体制的争论：当罗莎脑子犯浑要求「保卫Demo制度不受布尔乔亚暴力的侵害」时，它实际上恰恰把工人阶级囿于甲議国家的內部——没有像伊里奇那樣旗帜鲜明地提出「砸碎-重组」才能拥有普罗阶级的国家。
那麽回到舞会问题上，目田派们的问题不就在于——他们相信舞会的形式本身是中立、正常甚至无辜的吗？以至于他们把四中舞会直接不作反思地肯定下来「通过改进教育资源分配以至于都办得起舞会」、而对作为南斯拉夫特色高级教育一部分（显然舞会不是聖中高级之处的全部，也只有在這嗰「全部」中舞会才发挥這像的作用）的舞会牵扯出的文化资本问题熟视无睹；而且还一定要尽力扑腾把水搅混，把←÷的集体文娱活动传统简单地和今天的四中舞会替换/对立（上三嚇箱还有工农兵大学就已经鲜明地体现了对文化资本的问题意识）——当然還有更爆笑的干脆就弄不明白啥是阶级再生产的、更蚌埠的对自己的西马/后结构理论选择性失忆的。
不要理解的太快，所有的理解都是为了不再继续理解所找的借口。那麽這種状况的消灭到底是依靠单一主体良善愿望的改进还是无产阶级的行动？
作为工人国家，苏维埃专政之所以是极权的、恰恰是因为它成功把每嗰人都卷入了阶级战争中并把普罗阶级嵌入了国家机器里。而回到舞会问题，這種改进要如何 考虑群众意愿和鼓励群众参与 ？這一问题的实践探索过程就是「取消這種正常」的过程（就好像云堇和申鹤创作样板戏剧的过程一樣）。
那麽为什么lib-left们不干脆承认，他们所谓 向上平等和向下平等的二分法根本上就只是「上」一定比「下」优越的同义反复 、实际上他们对文化的全部观点都是布尔乔亚的尾巴？即是说，正因为他们肯定上流文化才是「正常」的、上流才对下流有了领导力——即上流的生活方式才真正成为了一種 受尊重 的生活方式。在史太林时代，企業只有积累基金没有消费基金，前者经常被董事和经理分了去从事「上流」娱乐，但在国家和劳动者双向塑造的劳动崇拜（來自暴雪威客的工业英雄主义和来自俄国农村蔑视权威快意恩仇的乡土文化）面前，管理阶层被视为消费动物而遭到敌视、所以史太林时代的工人很有阶级意识和行动能力（推动了大清洗）；自1960年代初以来，苏联领导人开始将一種「消费天堂」视为社会发展的目标， 這種天堂应该满足每嗰苏联公民「不断增长的需求」 ——苏联社会不再有创造一嗰全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的思想、而是采取了增加物质商品消费并因此形成消费型社会意识的道路：赫鲁晓夫取消了董事基金、让企业基金大部分用于给工人建设福利设施；社会上，劳动-消费成为了新的公众活动、高保障社会带来的则是消费品消费的热衷(保障品消费通过企业福利来担保)；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珠宝和奢侈品贸易达到了整嗰苏联时期的巅峰——同时我们看到的是苏式法团下工人意识到衰落和市民品性的传染。
当然這里不是來论证劳动崇拜＞消费崇拜的——严格來說二者都是甲議的一体两面，并且可以确认的是在随議更高级的阶段也要扬弃劳动崇拜（不过扬弃也意味着真理只能作为谬误时刻的副产品出现），但至少可以說明文化的问题远比布尔乔亚的尾巴们想的要复杂。
而布尔乔亚的尾巴们、利益集团理论爱好者们和生活在好人壞人游戏中的市民们则只会用应激反应澄清聖中另外八成中小布尔乔亚的无辜。他们不能理解太子伴读是训练统治身段和天潢贵胄体察民情的一环、也不能理解 单纯的数量不能直接解释任何东西 ——如果誰人多誰就有决定性的力量岂不是說普罗阶级才是甲議真正的主体了？更不能理解即使同为小资、贝尔格莱德的小资和冀州的小资也不是①種小资——谜底就在谜面里，恁都有天龙户口了就别碰瓷儿嘞。這里复读一遍卯金刀的回答作为尾声便再合适不过了：
庞大的边缘内地人口向几个中心区域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有的地方的人负责打工就有的地方负责当老板，教育的区域不平衡恰恰是这一生产关系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