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為何稱為中國文化中心？

陳正祥在【中國歷史文化地理】一書中提到， 「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貫分布的改變，是文化中心遷移的最好證明」 ，所以從各朝進士籍貫的分布變化來看中國文化重心的遷移是一個不錯的視角。

本文所用資料依然來自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這個資料庫確實珍貴，但歷史人物資訊龐雜，本人又非歷史專業出身，網上查閱相關資料的能力有限，所以行文難免有錯漏，歡迎指正。

關於數據口徑的統計方式有必要提前說明。一個是進士的統計範圍，一個是進士籍貫的歸屬。

進士的範圍。文中論述的進士，實則是廣義透過科舉考取功名的人。因為各朝進士的範圍不同，如唐朝科舉有秀才、明經、進士，宋朝科舉襲五代舊制，有進士、九經、五經、學究等等。本文所選樣本為所有透過「科舉門」入仕的人物。

地域的歸屬。本文中涉及進士籍貫根據資料庫中傳主籍貫、遷住地、出生地、祖籍、落籍等地理資訊依次補缺，以上都沒有的記為缺失從分析中剔除。因為幾千年來中國行政區劃不斷變化，地名和範圍多次更叠，要統計人物籍貫需要有一個固定的標尺，所以本文以進士籍貫經緯度所屬的現代行政區作為統計標準。

首先是省份的歸屬。比如莆田縣，北宋初年歸兩浙西南路管轄，後來閩地從兩浙路分出，置福建路，現代莆田縣歸屬福建省，那莆田的所有進士都算進福建省。

城市的歸屬也一樣。比如河南登封縣，明清時期隸屬於河南府（今洛陽地區），後來又劃歸開封地區，最後歸屬鄭州市。在本文的統計中，登封的進士都歸屬於鄭州市。

哪裏的進士最多

我們從省份和城市兩個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從分省的統計來看，在宋代以前，北方省份占據主導地位，隋唐時進士最多的五個省份（陜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江蘇省）有四個在北方。

宋代之後，南方進士數量逐漸超過北方。以明為例，進士最多的五個省依次是浙江省、江西省、江蘇省、福建省、河南省。南方已經處於絕對優勢。

細化到城市粒度，從公元581年到1911年，進士最多的十個城市全部都在南方，不過這可能跟資料庫對宋之前的進士統計不完備有關。即使只看明清兩朝，南方的蘇州市、福州市、寧波市、莆田市、吉安市等城市走出的進士數量也遠高於其他北方城市。

分朝代來看，西安在隋唐是當之無愧的霸主。走出進士前十的縣中，京兆府占據4個席位（ 長安縣、萬年縣、華原縣、高陵縣 ）。排名第一的是京兆府長安縣，第二為河南府洛陽縣（今河南洛陽市），第三位深州安平縣（今河北省衡水市）。前十中，南方僅有吳縣和莆田縣上榜。

說起長安，一直流傳長安改名西安的說法，但長安這個地名實則從未消失過。唐朝首都所在行政區正式稱謂是「雍州」，後改「京兆府」。都城區域歸屬長安縣和萬年縣。宋明京兆府降格，明朝改稱「西安府」，是為西安名字的由來。而長安縣一直保存了到現代，直到2002年6月2日，撤銷長安縣，設立西安市長安區。喏， 長安這個地名一直在的 。

唐代，南方人考取進士的少，拜官入相的更是鳳毛麟角。在當時，南方人即使位極權臣也不免被放地圖炮。

唐高宗永徽六年，在是否立武昭儀為皇後的鬥爭中，褚遂良強烈反對立武氏為後。他的據理力爭被武氏聽到，武氏在簾幕後大喊：「何不撲殺此獠？」（出自【新唐書·褚遂良傳】）這個「獠」讀作lǎo（同狫），是當時北方人對南方人的一種蔑稱。而褚遂良來自杭州錢唐，地道的南方人。

南方人在政治核心中的弱勢地位從宋開始發生改變，歸根結底是南人在科舉上的崛起。到明朝，走出進士前十的縣，從興化府莆田縣到蘇州府長洲縣都在南方，與唐形成鮮明對比。

明清時期寧波的進士主要歸功於余姚、 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二縣。余姚在明清時隸屬紹興府，解放後劃歸寧波。鄞縣所屬的明州府即寧波府，明初避國號諱，取「海定則波寧」之義，朱元璋將明州改稱寧波，沿用至今。

文化重心南遷

這部份我盡量用更直觀的方式，展現所謂文化重心的向南遷移。

緯度是區分南北方的重要標準。以進士籍貫地的緯度為縱軸，以對應緯度進士人數占比為橫軸，畫一個折線圖，折線峰度越大表示這一緯度走出的進士人數越多。從圖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由隋唐到清，折線圖的高峰逐漸向南偏移，低緯度地區的進士人數占比越來越高。

若是把一個朝代所有進士籍貫的經度和緯度分別取均值，得到的座標點可以視作這個朝代的「文化重心」。雖然這個所謂的文化重心沒有現實含義，但隨著朝代更叠，透過文化重心在空間上的移動，可以看到文化的遷移方向。

隋唐時期的文化重心還處在中國北方，到五代十國，已經南遷迫近淮河北岸。宋之後，重心已到達南方腹地。隨著元明清大一統王朝在北京定都，文化重心有往北挪移的趨勢，但也沒有再跨過淮河，徹底停留在了南方。

從城市粒度的微觀視角，在時間變化上還可以看到更多的細節。

以南北方幾個典型城市為例。從隋唐到清末，這個幾個城市在進士的累計人數增長趨勢上，有幾個關鍵節點很有意思： 755年安史之亂、1127年宋室南渡、1402年永樂遷都 。

唐朝安史之亂：唐初，西安在文化上有著絕對的優勢。公元755年開始的安史之亂後，西安增速明顯放緩。借用陳正祥的觀點，這個時候 「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也像秦漢以來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一樣，先作東西向的搬遷，即從長安向開封、洛陽移動」 （出自陳正祥【中國歷史文化地理】）。

北宋靖康之亂，宋室南渡：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後，開封崛起，進士人數逐漸超過西安。江南的蘇杭、福建的莆田也開始嶄露頭角。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亂後，宋朝失去北方大片國土，遷都臨安，開封在文化上的絕對優勢也不復存在。

「中國文化發展到北宋末年，中心已趨向於東南。北宋政權的淪陷，只是加速這個中心的遷移，一下子從中原跳到了東南」（出自陳正祥【中國歷史文化地理】）。

明成祖遷都北平：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後，西安、開封終於結束了長達300年的封印。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政治中心重回北方。北京以國都身份崛起，文化上趕超西安、南京等故都，不過此時，蘇杭在科舉上的霸主地位已無法撼動。

科舉中的籍貫與貴族門閥

隋唐時的貴族門閥制度影響力很大，即使李唐皇帝也不能免俗，當上皇帝後自稱來自隴西李氏，借此擡高出身。但世代貴族的影響力無法輕易撼動，哪怕到唐文宗時期，依然發出「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如崔盧」的感嘆。

這裏的崔盧指的是清河崔氏和範陽盧氏，中國魏晉至隋唐時期的著名大姓。

加入舊貴族失敗的李唐皇帝將科舉制度發揚光大，透過自主選拔人才建立了一個新貴族系統。考取功名的進士被朝廷重視，位極人臣、登列顯位，是對傳統貴族秩序的一次洗牌。

那麽有哪些家族在這次洗牌中分到了最大的蛋糕呢？這可以從兩個維度來量化：一個是該家族的功名數量，人數越多權力越大；一個是該家族在當地的影響力，即該家族的姓氏在籍貫地是否有遠高於其他姓氏的地位。

第一個功名數量可以直接統計該家族多少人考取了進士，第二個在地影響力可以透過計算對應地區姓氏的TGI指數來比較。

所謂TGI指數是反映目標群體在特定研究範圍內的強勢或弱勢的指數，當TGI指數大於1時就有比較強勢的地位。比如隋唐時期所有進士中王姓進士占比4.51%，而在太原地區的所有進士中，王姓進士占比30.43%，那麽太原地區王氏的TGI指數為6.74（ = 30.43% / 4.51%），遠大於1，可見太原王氏在當地就是顯赫的家族。

唐代在長安附近出現過「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諺語，長安的韋氏和杜氏就是透過科舉產生的新貴族。還有一些家族，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顯赫貴族，但從數據表現上，在當地想必也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如莆田的林氏、高陵的於氏、寶鼎的薛氏等等。

從現有數據也能看出當時不少顯赫貴族也積極參與科考。由於樣本數據有限，不能完全展現當時的實際情況。據說當時的範陽盧氏就一早看清前途，從舊貴族行列轉而投身新體制。截至乾符二年（875年），範陽盧氏一族共出了一百一十六名進士（宮崎市定【科舉史】）。

參考資料：

1. Harvard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and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January 1, 2018), https:// projects.iq.harvard.edu /cbd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