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12月9日文章，原題：全球權力的未來——西方如何誤判中國崛起 西方世界在20世紀末犯下一個重大失誤，即認為發展起來的中國必然會淪為像西方一樣受市場肆意驅使的國家。美國時任總統柯林頓當年提倡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其用心不言而喻：讓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受制於規則主導下的國際秩序，演變為更加西方化的社會。
畢竟，物欲橫流和自由開放已經軟化了其他主權國家的威嚴棱角，中國如何獨善其身？這種想法嚴重低估了中國的歷史定力和文化韌性，它並未將加入世貿組織作為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同化邀請，而是將其當作鞏固現代化道路的途徑，在堅定意識形態的路上奔向更大繁榮。
這種疏忽源於西方與中國的復雜關系，從憂慮到忌憚，從期待到落空。當新中國從動蕩年代闖出生路，英美等國擔心這個貧窮、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成為難民滋生地，但諷刺的是中國並未讓難民湧入西方，反而讓工業品、投資伴隨自身的治理發展之道湧向全球。
中國以獨特方式崛起，立於不斷發展變化的多極世界的中心，讓美國漸失超級大國的單核地位。西方的錯誤不僅在寄希望於改造中國，還低估了這頭經濟巨獸自入局之日起，將憑文化自信和使命願景重塑世界秩序。
縱觀歷史，西方世界對中國態度的轉變以「黃禍論」為代表，即亞洲尤其中國將形成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成為足夠重塑世界的競爭文明。之後，這種具象化的威脅迎來「亞洲世紀」，即全球權力的結構性轉移，亞洲尤其是中國將引領未來。
中國雄心勃勃的振興之勢在東亞留下焦慮，南韓、日本、越南、菲律賓紛紛以尊重和謹慎的心態對中國崛起予以註目。對這些國家而言，中國崛起並非單指經濟，在政治、文化等領域亦具戰略意義。
西方將中國視為可能重塑世界的新興超級大國，而東亞國家將其既視作夥伴，又視作潛在對手，緣於其中時代機遇與歷史競爭並存。如今的全球命題並非21世紀是否屬於亞洲，而是亞洲將去往何方，以及中國的鄰居們是擁抱還是抵制這股新勢力的崛起。（作者為馬來西亞國油科技大學兼職講師、環球咨詢亞洲公司高級顧問薩米魯·阿裏夫·鄂圖曼，青桂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