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央視報道，福建閩侯縣的農民張某去鎮上打工時，順路幫鄰居從地裏收了70斤芹菜，帶到鎮上的菜市場賣，其中賺了14元錢差價，但沒想到這些菜竟然被查出農殘超標，當地市場監管部門按【食品安全法】的規定對其罰款5萬元，又因為其沒有及時繳納罰款，被追加罰款5萬元。之後，當地市場監管部門向當地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接受申請的福州市閩侯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林孔亮，第一時間就註意到了本案中獲利14元和罰款10萬元構成「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而當地市場監管局堅持認為，對於張某的處罰雖然金額高，但也是合法合規，並不存在過錯的。10萬元是依據 【食品安全法】第124條做出的決定，這種「小過重罰」看似有法律依據，但是真的符合社會主義法治原則嗎？
最終，閩侯縣人民法院認定，10萬元的處罰，跟本案的事實情節、社會危害性不相匹配，違反了行政法上過罰相當的原則，所以法院經過審查，合議庭一致認為不準予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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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過重罰」一再發生，源於機械執法
類似的「小過重罰」之前發生過不少，甚至有的「劇情」幾乎一模一樣。比如，2022年，陜西榆林的一家個體戶進貨5斤芹菜，其中2斤被市場監管部門抽檢鑒定為不合格，某個體戶被罰了6.6萬元。當時國務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組點名這樁處罰是「過罰不相當」。
為什麽明顯背離公眾樸素正義直覺的「小過重罰」一再發生？行政部門作出的處罰有法條依據，就沒有問題了嗎？
2022年時，相關報道螢幕擷取
【食品安全法】第124條規定：食品存在農藥殘留指標超標的，貨值金額又不足1萬元的，尚不構成犯罪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沒收違法所得，並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
就法條看，像張某這樣售賣農藥殘留蔬菜的，其罰款的下限就是5萬元，那麽「照方抓藥」，當地處罰5萬元，之後又追加到10萬元，就沒毛病，相反罰得少於5萬元反而可能被認為是「枉法從輕」。甚至在2年前的「榆林芹菜案」和這一次的「芹菜案」當中，都有個別網友堅持認為：行政部門處理得沒有問題，這才是「嚴格依法」。
其實，這是對法治的一種錯誤理解，將法治等同於法條的機械堆砌，將個別法條等同社會主義的法治體系本身，不見森林、只見樹木。
二、法條之外，還有上位法的原則規定
正像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宏所指出的：從表面上看，這個案子從市場監管局的角度來說似乎是無可指摘的，其實是執法機關法律適用不全面，適用了食品安全法的規定，而沒有充分考慮到【行政處罰法】的相關規定。
對於食品安全違法作出行政處罰，不能只盯著【食品安全法】這部特殊法，還要依據規範所有的行政處罰的一般法：有作為處罰總則的【行政處罰法】，還有基本的法律原則。這些是做出行政處罰都必須遵循的基本程式正義、實質正義的原則。
【行政處罰法】規定了「首違不罰」原則和「過罰相當」原則。
「過罰相當」原則，在【行政處罰法】的第5條第2款中有所體現：「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
「過罰相當」原則是應體現在所有行政處罰當中的基本原則。法院認為，一者，從違法獲利方面來看，張某的違法獲利很小；二者，張某不知道購進銷售的芹菜不合格，並非故意出售農殘超標的芹菜，只是利用自己平時打工的便利，順便帶了70斤芹菜去市場賣了，主觀惡性不那麽惡劣。
【行政處罰法】第33條規定了「首違不罰」原則：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後果輕微並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
法院認為，張某是首次銷售芹菜，並非職業菜販，是首次違法，他的行為客觀上有別於專門的市場經營主體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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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盯著【食品安全法】的處罰條款，而忽視了作為上位法的【行政處罰法】的「過罰相當」「首違不罰」等原則，就可能導致機械執法。事實上，不少的執法部門變成了「部門執法」，認為只需要執行本領域、本系統的部門法、特別法，而忽視了【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等基礎性法律的原則規定。
結果就是，賣「拍黃瓜」被重罰、包子鋪賣豆腐腦被重罰、廣告裏說一句「第一」就被重罰等「小過重罰」的案件一再發生，很多普通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處罰，在個別執法者那裏卻被認為是「合法的」「有法律依據的」。
法諺雲：「法律不重誦讀，而重理解」。法治絕不是法條的抽象的演繹遊戲，執法者也不是法條的「搬運工」，執法的背後是對具體案件情節的關註，是對人的關註。
三、適用「過罰相當」，防止罰款收入不合理增長
眾所周知，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如果法律被機械執行，沒有綜合考慮違法行為的主觀原因、客觀危害、社會效果等情節，就可能會形成批次的執法不公，會嚴重傷害到營商環境，而中小微經營者是其中最容易被傷害的。特別是一些法條被機械理解、機械執行之後，就可能成了個別執法部門的「印鈔機」，讓個別執法者躺在舒適區裏執法，成為亂罰濫罰的淵藪，成為民生之痛。
近日，國務院印發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和監督罰款設定與實施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明確堅決防止罰款收入不合理增長，首次對行政法規、規章中罰款設定與實施作出全面系統規範。
其中明確要「科學適用過罰相當原則」，能夠透過教育勸導、責令改正、資訊披露等方式管理的，一般不設定罰款。設定罰款要結合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統籌考慮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行業特點、地方實際、主觀過錯、獲利情況、相似違法行為罰款規定等因素，區分情況、分類處理，確保有效遏制違法、激勵守法。
【意見】還特別提到了【行政處罰法】第33條等有關「首違不罰」，「輕微違法不罰」規定，提出要「細化不予、可以不予罰款情形」。【意見】還明確，鼓勵行政機關制定不予、可以不予、減輕、從輕、從重罰款等處罰清單，「要統籌考慮法律制度與客觀實際、合法性與合理性、具體條款與原則規定，確保過罰相當、法理相融」。
賣芹菜賺14元罰10萬元之類「小過重罰」一再發生，這些處罰看似有法條的支撐，其實落入了機械執法的尷尬之中，所謂「不通讀全法者，不可以執法」。
要破除對法治的片面的理解，不能將「法治」等同於執法機械、執法苛酷，而忽視了法治體系中應有的寬嚴相濟、過罰相當、程式正當等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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