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締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察爾斯·蒂利如斯斷言。此語表明發動戰爭（war making）與國家締造（state making）之間的關聯性。這一聯系即便不是約翰·布魯爾【權力的支柱】的議題，也是該著討論1688-1783年英國崛起的重要背景。布魯爾在此書中不討論戰爭本身，而是討論英國政府在這一時期的轉型及其影響，其焦點是金融尤其是稅收、行政、戰爭與國家權力，即「財政-軍事國家」的形成。自1989年該書出版以來，「權力的支柱（sinews of power）」和「財政-軍事國家」這些術語常被世界各地的作者們借用，後者則已經成為歷史學家非常熟悉的術語，常被用於哈布斯堡王朝、法國大革命後軍事財政國家的形成以及愛爾蘭財政國家建構的分析，前者則被借用來分析印度在「二戰」期間武裝力量與國家權力建構關系的分析，甚或用來分析中國鄉村地方政府的權力結構，因為「權力的支柱」存在於任何時代的任何地區。這些「借用」有些似乎遠離了布魯爾最初的設定，但從另一方面說明了這些議題及術語的生命力。
2013年，布魯爾再次回到「財政-軍事國家」這一概念，重新界定其含義。他希望「‘財政-軍事國家’更像是一個啟發性的術語，而非一個明確的概念或某種類似理想型別的事物」，它「不是死板一塊，而是探索政府、軍事行動、歲入、支出、經濟和社會這些呈現多樣配置的一系列聯系和關系的一種方式」。（John Brewer, Revisiting The Sinews of Power, see Aaron Graham and Patrick Walsh (ed.), The British Fiscal-Military States, 1660–c.1783, Routledge, 2013, p.27）在這篇文章中，布魯爾回應了該書出版以來的相關批評，並在文章的最後參照了他人的一段評論——「布魯爾放出了一些學術兔子，斯通等作者在這裏追逐這些兔子，我懷疑，要抓住這些兔子可能還要跑很長一段路」（Ibid.,p.34），以此評論表明他對同儕進一步研究17、18世紀英格蘭或不列顛尼亞國家建構過程中政治、經濟、行政和社會問題的展望。當然，在同一本文集中，斯蒂夫·平庫斯和詹姆士·羅賓森批評「財政-軍事國家」這一概念在討論近代早期不列顛尼亞國家形成時尤其顯得「用詞不當」，因為即便從財政收入和支出來看，國家花在軍事上的規模也有重大變化，在這個分析中，非軍事的支出以及國家在收支方面的大宗活動也都被忽視了（Ibid.,p.230）。這一批評可以視為對國家財政與權力的另一種理解。西方學界對幾十年前出版的這部著作的討論一直持續到現在，對其觀點、視角、方法的批評、矯正和補充仍在繼續。
可以說，布魯爾的確開啟了這一議題的討論。也正因為如此，理解「財政-軍事國家」與英國的崛起等問題，我們或許仍有必要批判性地回到布魯爾的這部著作，思考「長18世紀」中財政革命、文官政府、意識形態等在國家鑄造中的作用，以及它們在英國崛起中扮演的角色。
【權力的支柱】，[英]約翰·布魯爾 著，單靈芝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4月。
財稅「利維坦」
布魯爾在「導論」中解釋了為何要從財政和戰爭的角度來解釋18世紀英國的崛起。過去流行的解釋路徑，或為「英國紅衫軍和水兵們的集體主義品格及其將領們的個人英雄主義」，或「傾向於突出英國以經濟和商業為基礎的戰略優勢」，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作為所有行為的唯一解釋，而忽略了文化和權力的復雜性」。這些解釋忽視了17世紀末到18世紀後期英國政府性質的重要轉變，以及在戰火中鑄造的「財政-軍事國家」的強大和有效，而這是【權力的支柱】的焦點。布魯爾無意區分「強」政府或「弱」政府，他對「財政-軍事國家」的論證很容易讓讀者拼湊一個詞語：財稅「利維坦」。該詞源於經濟史學家馬丁·唐頓的標題：【信任利維坦：英國的稅收政治學（1799-1914）】，或許這裏可以用來描述布魯爾從戰爭、民事政府、公債與稅收等要素中勾勒的政府性質。
布魯爾為「軍事-財政國家」的形成提供了一個歷史鋪墊：早期的中央集權、較少參與歐陸戰爭、有限的行政腐敗。在15-17世紀，英格蘭雖偶有觸及歐陸戰爭，比如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但並未深陷其中，借用西蒙·瑪沙的話，英格蘭「地處邊緣」，因而也不會承受戰爭帶來的財政重負；相較於15-17世紀的法國，「英格蘭的制度統一性和中央集權程度尤為凸顯」，而且由於英格蘭的國家機器規模不大，政府行政負擔也比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小很多，與此相應地，「賣官鬻爵」之類的貪腐程度也要比後者輕。在17、18世紀，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國內的常備軍（包括海軍和陸軍）和民兵團是抵禦外敵的主要兵力，但外國僱用兵同樣也是作戰的重要力量。英國對這些武裝力量的運用各不相同。比如奧地利王位戰爭期間，為支持奧地利，英國抽調了大量海陸軍，這就導致1745年詹姆士二世黨人乘虛登陸蘇格蘭並進軍英格蘭，這背後自然有法國為緩解歐陸軍事壓力、唆使「漂亮王子」查理奪取王位的動機。此次事件之後，英國議會對蘇格蘭民兵法案一拖再拖。而在1756-1763年的英法戰爭中，英國采取了另一種方式，即資助俄國、普魯士軍隊，而且這些津貼是經過內閣同意的。在布魯爾所謂的「第二個百年戰爭」即1688-1783年中，以征稅來籌集「源源不斷的金錢」的三種情況——無可爭議的國家稅收權力的強大代表；商業經濟的存在；專業財政的發展——在英格蘭似乎都已經具備：戰爭促使國家調動資源，進而推動國內政治改革，為合理征稅做準備。
1688年後，經歷內戰折磨的英格蘭人對常備軍變得異常敏感，既要防止軍隊成為君主專制主義的工具，又需要在面對國內外對新教國家的威脅時維持常備軍。威廉和瑪麗入主英格蘭後的一系列法案規定，只有經過議會同意才能在和平時期維持常備軍。「大地產主」主宰著議會，軍人也出現在議會中，但布魯爾認為，「這不是政府軍事化的一個訊號，反而是軍事被公民政治滲透的標誌」，因為軍銜交易以及高級軍官的任命實際上由市場力量和政治派別共同決定。換言之，「光榮革命」後的英國政府消除了「軍事化」的威脅；如果與大空位時期克倫威爾政府比較，這是事實。但「非軍事化的」政府同樣是「新與舊、無用與高效、腐敗與誠實」的「拼湊物」，布魯爾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行政效率。他認為，17世紀後期以來，英國政府中逐漸由職業行政人員構成，雖然還有很多閑職以及依靠庇護關系的政府官員，但長期擔任高級職務能夠提高其在該領域處理公務的效率，有時還可能寫出相關的著作。湯瑪斯·孟、威廉·配第、察爾斯·達文南特、格裏高利·金等作者的著作雖然不如約翰·洛克、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等的經濟作品有名，但也是當時非常重要的文獻。而洛克晚年關於利息、貨幣價值、地租、稅收等問題的思考更多來自他參與實際事務的經驗，盡管也受其哲學思考的影響。亞當·斯密自1778年起就擔任愛丁堡的海關專員，直到1790年去世。實際上海關專員不是閑差，而且要求頗高。這12年的公職生涯想必讓斯密切身了解經濟事務的執行機制。政府行政官員不可能都是斯密這樣著名的學者，但至少可以說明18世紀的政府機構正逐漸職業化，而且效率也逐漸提高。而且，按照布魯爾的說法，這些官員「更忠誠於王國而非國王（more loyal to the crown than to the king）」。這表明那時的公職人員對某位國王的依賴逐漸減少，除非與某個黨派的聯系特別明顯，否則大多數會一直保留他們的職位。這種「井然有序的」行政機構需要勤勞肯幹、條理清晰當然也是精通計算、細致入微的人員。這些人是英國稅收系統正常執行的重要因素。
描繪第一次英國內戰的繪畫作品。
布魯爾討論「債務與稅收的增長」時的一個前提是P.G.M.迪克森1967年出版的【英格蘭的金融革命：1688-1756公債發展研究】。布魯爾認為，「迪克森將公債的演變歸因於英國稅收體系的薄弱，顯然是低估了稅收對所謂的金融革命的重要性」（【權力的支柱】，第128頁）。布魯爾想要強調英國「以有序籌集公共資金為特征的稅收管理體系」。事實上，英國在稅收管理上歷史悠久，威廉一世1086年能制成【末日審判書】，要歸功於之前威塞克斯、克努特等王朝的工作；而都鐸和斯圖亞特王朝在稅收和財政體系上同樣也狠下功夫。布魯爾說，「到1688年，18世紀稅務系統的行政基礎被牢牢打實」，此言不差。在布魯爾以兩張圖表說明了土地稅、關稅、消費稅這三種主要稅收在1690-1790年的變化情況以及它們在政府收入中的貢獻比例（【權力的支柱】，第138-140頁，圖4.2，4.3），消費稅和關稅的增長速度反映了經濟增長情況，實際上還有英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戰爭與和平對經濟的影響不可小覷。當然，18世紀還有印花稅等其他稅種，但布魯爾特別強調消費稅，因為新稅種和稅率集中在這一領域，而且征收的效率高。「效率高」是因為有嫻熟的稅務官員，當這些官員成為「國家意誌的象征」時，一種精明強幹的國家形象便建立起來了。布魯爾對1733年勞勃·沃爾波爾政府的「消費稅危機」的一筆帶過，似乎讓讀者忘了18世紀英國開征新稅有多大難度。他比較了英、法、荷蘭的征稅難度，認為英國「議會的同意使公眾對稅收的抵制極為困難」，而且「英國的稅收騷亂比法國和荷蘭少得多」，「英國稅收的提取率非常之高，但人們的抱怨之聲輕到可以忽略」。（【權力的支柱】，第182頁）布魯爾肯定英國稅務官員的能幹高效，「藍水」政策背後的稅收金融體系，這種論證似乎讓讀者感受到國家或中央行政機構的龐大權威，一個財稅「利維坦」的生成。
然而，這個「利維坦」存在重大的缺陷。亞當·斯密說，「每種新稅都會立即被人民或多或少地感覺到。它總是會造成一些牢騷，遇到一些抵制。增加的稅種越多，對每種課稅物件所課征的稅就越重；人民對每種新稅的抱怨聲越大，則政府要找到新的課稅物件，或大大提高已經對舊物件課征的稅額，就越困難。」為減少人民的抱怨，政府會從償債基金（Sinking Fund）中借貸，但這只是權宜之計，而非良方。為還公債而開征新稅，是北美殖民地危機的重要原因。
描繪第一次英國內戰的【馬斯頓荒原戰役】。
「財政-軍事國家」的危機
布魯爾坦言，美國獨立戰爭暴露了「軍事-財政國家」的局限性。導致這種局限的原因之一恰是政府借貸。布魯爾比較樂觀地指出，「稅務系統的高效給不列顛尼亞提供了穩定而可靠的收入，這使得借貸代價相對較低而且極為便利」。（【權力的支柱】，第160頁），以稅抵債是個好想法，但18世紀常見的問題是稅不抵債，公債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從1690-1740年，英國的國債從不到500萬鎊上升到5000萬鎊還多（【權力的支柱】，第163-4頁，圖4.7，4.8）。急劇增長的公債讓休謨深感焦慮，發出「要麽公債淪陷國家，要麽國家淪陷公債」的感嘆，盡管他承認公債會產生一定的積極效果，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但如果債券持有者是外國人，英國的自主權就可能被削弱。而對於法國作家梅隆所說的「公債就像一個人的錢從左手轉到右手、國家不會損失一分一毫」的說辭，休謨和斯密都不以為然，後者還認為這完全是「基於重商主義體系的詭辯」。七年戰爭後膨脹的公債讓休謨更悲觀了：根據斯密的數據，「它讓大不列顛尼亞花費了超過九千萬鎊」，這遠遠超出了國家收入。
斯密認為，如果不是連綿不斷的戰爭，英國或許就還清國債了。不過，他對公債的態度不像休謨那樣悲觀。他承認「國債市場可能是有益的」，而且，「透過創造一種具有貨幣特征的資產，政府借款中的市場化債券可以幫助建立信心，並刺激商業社會的發展」（【信任利維坦】，魏陸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0頁），但他也深知國債存在的問題，因此在【國富論】的最後一節，他著重討論的是如何縮減債務，透過增加稅收，尤其是在愛爾蘭和北美殖民地征稅來增加國民收入。【國富論】的結尾直接回應北美殖民地問題，他諷刺了「大不列顛尼亞的統治者」，這些人「一直以他們在大西洋的西邊擁有一個大帝國的想象來取悅人民。然而，這個帝國迄今只存在於想象中」，當帝國的任何部份不願意交稅時，「大不列顛尼亞就應當使自己免除在戰時保衛這些地區的支出，免除在和平時期支持它們任何部份的民政或軍事編制的支出，並努力使自己未來的觀點和計劃同自己真實的平凡狀況相適應」。這是【國富論】的最後幾句話，是對即將覆滅的「第一帝國」的忠告。
「入不敷出、債務膨脹」的情形延續到拿破侖戰爭直至19世紀初的幾十年，這就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征收高稅、開征新稅，其難度可想而知。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政府多次開征個人所得稅，均告失敗。法國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在英國激起對稅收負擔的不滿，強化了英國的激進措辭，「稅收制度的合法性危機日益嚴重」（【信任利維坦】，第47頁）。即便在布魯爾討論的1688-1783年這一時期，「合法性危機」依然存在。布魯爾解釋了「光榮革命」後英國國內對國家權力的矛盾心態：英國人既要維護新教政府，又想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但最終大政府的反對者們意識到「財政-軍事國家不僅威脅而且保護著英國人的權利」，反對者的抵制當然起了作用，他們希望「建立負責任的政府，根除貪腐，避免文職和軍事職位的恣意擴張」，最終催生的政府是怎樣的呢？布魯爾說，「它不是反對者所畏懼的利維坦，但也不是它的辯護者所憂心的無牙生物」。在他看來，這種國家機器的形成與17世紀末以來的鄉村派意識形態有關。
布魯爾對鄉村派意識形態的分析部份基於波考克的【馬基雅維利時刻】。在波考克看來，「英格蘭的鄉村派一貫不信任宮廷派和財產統治」，並形成了一種「反對權力本身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因采用公民詞匯而大為加強（【馬基雅維利時刻】，馮克利、傅乾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427頁）。波考克認為， 1675年，政治家們圍繞財政、庇護權、好戰精神、腐敗和常備軍等問題的辯論為17世紀末18世紀上半葉的幾場辯論設定了路線：從1698年到1734年，安德魯·弗萊徹、察爾斯·達文南特、丹尼爾·笛福、強納生·斯威夫特、約瑟夫·艾迪生、博林布魯克等人先後下場，【加圖來信】（Cato’s Letters）、【獨立輝格派】（Independent Whigs）、【工匠】（Craftsman）、【倫敦雜誌】（London Journal）等雜誌為這些論辯提供了平台。在波考克看來，這些論辯中的論證主線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從1698年的笛福到35年以後的沃波爾派作家，可以看到一種‘宮廷派’的經濟學、政治學和史學理論的輪廓，它的建立是為了應付後來聞名於世的‘鄉村派’意識形態的挑戰」（【馬基雅維利時刻】，第446頁）。波考克分析的這些論辯是布魯爾討論「政黨、鄉村派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思想背景。
在布魯爾看來，鄉村派意識形態最熱衷的事務是「支持議會對行政機構的審查，頒布立法確保議會定期召開，透過法案降低獲贈官祿者的數量和常備軍的規模，以及實施社會和道德改革等」，總體目標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權力，防止政府過多幹預，「政府管得越多越糟糕」 。但鄉村派意識形態也並非某黨某派的專屬措辭，像笛福這樣的作家在不同時期可能站在不同的陣營，這並不奇怪。各派政客都可能使用這種措辭來批評政府權力的擴張，要求制衡國家權力，這取決於18世紀英國哪個黨派掌權，哪個黨派是在野黨。布魯爾認為，鄉村派意識形態雖然無法遏制行政權力的發展，但也反過來支持了政府內那些主張行政改革的官員。於是，在「宮廷派」和「鄉村派」的來回拉鋸中，在「既要保護政體，又要避免國家過度擴張」的推動下，「一個強大的議會成功地抵制了政府的諸多提案，最終催生了一個更強大的國家」（【權力的支柱】，第219頁）。布魯爾將這一結果歸功於鄉村派意識形態和相關的鄉村派措施的影響，這一結論並無不妥，但同時也反映了當時英國人對「軍事-財政國家」的反對聲音。
描繪第三次英荷戰爭的【特塞爾海戰】。
布魯爾不打算過多討論當時的政治機構和黨派問題，但「鄉村派」意識形態和「宮廷派」政策措施的對抗，表明黨派政治在18世紀英國的戰爭、稅收和公債等外交和經濟問題中有著重要影響。在這方面，大衛·斯塔薩維奇在其【公債與民主國家的誕生：1688-1789年的法國和英國】中的論證值得參考。作者討論了憲政制衡、政治黨派和官僚委任三個方面對政府信用的影響，在對英國和法國政治體制的比較分析中謹慎地思考了代議政府改善政策信用的三個特征：信用與憲法制衡的建立、一個社會中多重政治認同的存在、官僚委任在議會中的影響力與改善信用的條件（【公債與民主國家的誕生】，畢競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69頁）。「多重政治認同的存在」意味著不同派別、不同集團的意見（opinions）和影響。就「軍事-財政國家」的建立而言，這也意味著對其合法性的批評與反對。及至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時期，對「食稅者」的抨擊、對舊制度腐敗的攻伐，成為當時激進派的重要內容，最終推動社會逐漸改革。
在【權力的支柱】中，布魯爾刻意與「重商主義」批評、商業資本主義發展等解釋保持距離，著力揭示商業利益的復雜性。當然，快速增長的經濟、靈活的信貸市場、英國內部政治的相對平穩、經濟部門的技術改革、公共知識的資訊傳播等要素，在「軍事-財政國家」的建立過程中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在18世紀的英國人看來，戰爭不僅是軍事活動和外交手段，還是經濟行為和一門生意。土地階級、金融集團乃至大大小小的制造商和貿易商，都熱衷於這門生意，誰能最終主宰這門生意的盈虧？各種利益集團僱用遊說團去影響議會的提案和決策，「最能積極支持政府幹預的人變成了最有權勢的商人」，但「沒有鐵板一塊的商業利益」，「商業利益和工業利益是多樣的」，布魯爾認為，「國家對公民社會的幹預創造了復雜的‘利益集團’，反過來，他們的政治行為又由在其中運作的公開和復雜的政治制度決定」。這種觀點揭示了國家與社會之間那種微妙的關系，促使歷史學家從根本上反思「重商主義」「舊制度」「強政府」或「弱政府」等標簽對18世紀的描述。
【權力的支柱】出版已有35年，但西方學界對此書議題的興趣仍然不減。幾年前，一位法國歷史學家評論說，此書「標誌著歷史編纂學的重要轉折點」（Philippe Minard, The British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oraine, Volume 65-4, Issue 4, 2018, pages 162 to 177）。了解一下近幾十年來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史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在「軍事-財政國家」「財政國家」等領域的研究成果，這一評論或許並不過分。【透過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英國、日本和中國】（和文凱著，汪精玲譯，三聯書店2023年）也可視為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
在2023年的一次訪談中，存取者提出，【權力的支柱】出版於1989年，這個時間之後發生的很多重大國際事件是否會影響該書的接受？布魯爾回答說，他傾向於脫離冷戰的國際背景來思考這本書的主題——國家權力（state power）與經濟權力、治理模式（forms of governance）與經濟效率（economic effectiveness）之間的關系，思考經濟發展的不同模式；而令他感興趣的是該書在亞洲的接受，這種接受是廣泛的、積極的，亞洲的問題是國家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以及它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最重要的問題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關系。布魯爾善於挑戰過去的傳統，【權力的支柱】便是對此前18世紀英國崛起解釋路徑的挑戰，不僅如此，它還對後來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布魯爾之後的著作如【想象的愉悅：18世紀的英國文化】（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rper Collins，1997）、【多情的謀殺：18世紀的愛情與瘋狂】（Sentimental Murder: Love and Mad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Harper Collins，2004）都獲得了成功，但【權力的支柱】激起的討論是最廣泛的。經濟發展的模式、政治權力的崛起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深思。
撰文/張正萍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