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新聞按
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簡稱【前海方案】）正式對外釋出。3年過去，前海發生了哪些改變？未來將如何進一步發展？「前海模式」能為深港合作、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提供何種啟發？香港的機遇又在何處？
日前，在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上，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圍繞上述問題，采訪了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芝蘭教授。李芝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記憶體在的多元制度，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歷史使然」。作為「特中之特」的前海，要進一步推進管理體制機制創新和與港澳體制機制對接，為深港合作乃至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賦能。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芝蘭教授，日前接受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陳渺松專訪。
從香港「再工業化」政策談起
「我們認為‘再工業化’這個概念需要有更清晰的定位。」
2020年，身為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李芝蘭教授，在與多位學界同仁聯合姓名標示的【香港再工業化需要更清晰定位】一文中，明確提出這一觀點。
這篇文章還提到：「香港的再工業化方向是高端產業，但這並不是拋棄傳統產業，而應是一個互相驅動成長的良性互動。我們相信一套在不同產業界別及相關專業團體共同參與下制訂的準則，可以令‘再工業化’的政策含義更明確清晰，從而令政策更具永續性及操作性。」
「再工業化」的政策概念，早在2016年就出現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所作的【施政報告】中，引發各界熱議。「再工業化」的復雜意涵，也對映出曾經被譽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在經濟結構轉型時期，尤其是伴隨著制造業逐漸「北移」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隨後幾年，香港特區政府沿著這一方向推出一系列政策，正如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所說那樣：「要令‘再工業化’植根香港，使創科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動力。」
「我那個文章其實很簡單，就是指出特區政府的這個概念，是不是能夠涵蓋更多一點、視野更寬一點，這樣子可能會更好。我相信那個時候提出的意見，相關部門還是聽到了。」在接受專訪時，李芝蘭向記者透露了當時寫作的初衷。
李芝蘭表示，香港的傳統工業早年已經大量轉移至內地，但許多制造業的核心環節依然留在香港，如研發、銷售、品牌推廣等。「所以很多制造業的基礎或者那個‘根’還是在香港，很多研究的資源也在香港。」
李芝蘭回顧說，當時香港面臨新的形勢，在思考如何尋找新的增長點，自然不需要完全聚焦在專業服務、金融這些傳統優勢領域，因為制造業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香港高校中的一些科技研發工作，其實是可以（和制造業）進行有機結合的。」李芝蘭說。
「再工業化」的表述去哪了？
如何整體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在2016年，香港特區政府給出的答案是：利用創新科技推動「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這一概念在香港開始流行的前幾年裏，國家「十四五」規劃尚未誕生，作為香港全新定位之一的「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也沒有出現，而「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概念仍處於萌芽期，自然遠不如今日這般廣為人知。
李芝蘭指出，香港的短板在於缺乏足夠的生產基地和中試轉化平台，這也是香港科研成果難以落地的問題所在。「很多時候香港不能把自己上遊的科研成果，轉化成商業成品。」李芝蘭強調，香港所缺乏的這些資源，恰恰是包括深圳在內的珠三角城市最豐富的，「那香港為什麽不能用呢？」
相比起今天，香港當年的視野，或許還不夠寬。
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實作了高度的融合發展，香港與內地大灣區9座城市之間的體制機制就能夠無縫對接，生產要素也能順暢流動。在這種背景下，香港若是一味強調自身的「再工業化」，究竟還有多少意義？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釋出的2022年施政報告中，在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部份，提出了「完善創科生態圈，實作香港‘再工業化’」的重點政策。而到了2023年，「再工業化」的字眼已經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新型工業」的強調。
措辭的調整蘊含著政策思路的變化：香港「再工業化」的機遇，未必要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尋找。其中，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是最核心的變量。
李芝蘭指出，「大灣區」這一概念，象征著促進香港、澳門與珠三角城市群「9+2」一體化發展的一套政策「組合拳」。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2020年），第一件事就是需要打破一些‘瓶頸’」，李芝蘭說，「以前可以說我們（兩地）的經濟合作是1.0版，現在可以做2.0版，甚至3.0版，是不是？」
「（目的）是要去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改革與創新，甚至還可以將其作為一個‘橋頭堡’或者‘試驗田’，來影響以後更廣的範圍，那就是全國的全面深化改革。」李芝蘭強調。
「特中之特」前海的使命所系
9月6日，【前海方案】迎來釋出三周年。被譽為「特中之特」的前海，在「物理擴區」和「政策擴區」之後，如何進一步推進管理體制機制的探索創新，深化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成為外界關心的問題。
「當然，它的定位就是要和香港加深合作，搞現代服務。它的亮點是在管理體制機制方面也要加深改革，所以在前海設立了‘前海管理局’這樣一個法定機構。」李芝蘭還強調，「我們搞特區、搞改革，是希望在管理體制、治理體制等方面進行突破，所以這個是它（最大）的亮點（所在）。」
今年還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釋出五周年。作為中央在粵港澳部署建設的四個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加大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力度，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先行探索、積累經驗，是前海的天然使命。
李芝蘭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不同的制度邏輯形塑行動主體的認知與行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動中能夠產生張力，進而激發行為主體的能動性，促使其反思、設計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動，最終促成制度創新。」
這一論述，恰恰揭示出前海、乃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的動力來源所在。
「發展和改革是很不同的概念，需要透過改革才能更好地發展。」李芝蘭認為，在這一前提下，改革的方向就顯得至關重要。而找到正確的方向則需要「頭腦風暴」，讓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坐在一起。大家意見不同，但各有證據，相互學習借鑒，才能產生創新的制度設計。
李芝蘭說：「所以這是歷史的使然，讓粵港澳大灣區內有了很不一樣的制度。這不是我們求來的，是歷史‘送給’我們的。」
「關鍵問題在於，它為什麽要叫‘前海’？為什麽它不是南山區的其中一部份？所以我們不要忘記它的初衷」，李芝蘭強調，「就是應該在改革裏頭，發揮它‘特中之特’的長處。」
作者丨陳渺松，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