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真跌出世界第三倒是不確定，但是日本的長期衰落恐怕沒人不同意。核心原因應該還是人口等基礎原因導致的長期增長潛力越來越差，疫情後日本沒有跟隨美國加息、匯率大幅貶值，也是為了追求通脹——扭轉人口因素導致的長期通縮，當然這也和疫情後的產業趨勢大幅變化有所相關。
如果單單看疫情後的產業變化的話，其實出現了四個明顯的趨勢，而且日本哪一條都不占優勢：
從產業來看的話，日本在疫情後的競爭力是大振幅削弱的，所以進一步衰落是理所當然的。同樣可以看出來美國也是四個方向多少都占優，所以也可以拿來解釋匯率的增長。但是如果看「超過日本」的德國，那德國或者歐洲情況還是很接近日本，同樣是啥也不行啊。
至少在歐洲和日本之間，問題不是產業因素，而是貨幣政策因素。歐洲不缺通脹，選擇加息並不意外；而日本央行則是以「扭轉通縮」為己任，如果這也拉不起來「內生性通脹」，那就是拉不起來了。
而日本通縮可以說是日經問題，既有泡沫危機後的企業營運「負債最小化」，也有長期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導致的長期增長潛力減弱。
和人口問題相近的德國和義大利比，日本更糟的困境是移民太少了，只有人口比例的2%，德國則為16%，義大利為11%，如果算上東德的話，德國的勞動力補充還要多。
在低生育陷陷阱之中，還缺乏移民補充，日本的人口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並且還會朝著更糟的方向發展，例如老齡人口比重從30%進一步上升到40%以上，經濟前景還會更差。
日本的低生育陷阱始於70年代，這部份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則是90年代後了，到了1995年後日本開始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所以在泡沫危機破滅後，日本的出口和貿易盈余還是大振幅擴張，匯率依舊飆升，直到97年的金融業改革引爆了亞洲金融危機，這時候問題已經不單單是泡沫破裂的債務問題，而是經濟基本面已經出現了變化。
而到了2000年初，小泉改革效果也挺好，清理完了銀行業壞賬，企業也降低了杠桿率，出口在這段時間又翻了一倍，經濟狀況有一定好轉。就算到了這個時候，日本企業競爭力依舊是世界頂級，雖說早就遠不如美國，也趕不上互聯網業的繁榮，但是至少當時和歐洲之類的企業相比並未有明顯的落差，日本產業競爭力明顯不足可能要到2005年或者2010年往後了。
所以說，用產業是很難解釋日本比除去美國的其他已開發國家表現更差的，畢竟日本沒開發出來新興產業，那其他大部份已開發國家也沒有。如果看日本的人口等因素的話，解釋性就強一些，日本企業的競爭力是被人口因素拖累掉隊了。
這樣就出線兩個思路，第一個是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理論。他認為日本的企業競爭力到他成書的2008年前，依舊是世界頂尖的，問題在於泡沫危機的債務讓企業營運目標改變了，變成了「負債最小化」，不願意投資和創新。
反對者林文夫、Prescott則認為，日本的問題在於本國的技術創新放緩，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太低。同時出現的現象是的資本投入無法帶來產出，資本產出比（每投入1額外GDP的額外產出）上升，資本報酬率在下降。（當然全要素生產率低和投資效率誰是因誰是果就很難說了）
在資本報酬率非常低的情況下，日本企業的資本存量應該是接近一個穩定值，再增加資本存量也沒什麽產出了。那麽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解釋力就有限了，因為沒有報酬的話，企業自然就會選擇信貸緊縮、償還債務。
進一步來說，在國內投資沒有報酬，企業就會選擇建立海外子公司。日本的海外和國內的投資比率從90年代的0增加到超過20%，在海外「再造一個日本」其實是本國投資效率過低、企業去海外尋求較高報酬率的結果。
如果跨國看資本產出效率的話，那麽就發現日本和歐洲的差距了。日本是以無效的政府投資為主，這部份的資本產出率都超過30了，也就是投入30元才能刺激1元的產出，基本上是打水漂了。日本的商業投資不僅少，投資效率要比美國低3倍，比德國法國也要低一倍。
因此，日本的投資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資為主，較少部份的商業投資效率還比其他已開發國家低兩三倍。總體來看，日本整個經濟體投資產出只有德國法國的1/2、美國的1/4。
這種情況下，日本趕不上互聯網革命或新興產業也不奇怪。因為日本面臨的情況是投資並不能帶動產出，並且技術進步非常緩慢，因此企業的競爭力提升很慢，相比之下，自然跟不上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了。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歐洲和日本都沒有趕上互聯網技術革命，歐洲還是表現更好一點，因為歐洲接受技術擴散和套用的速度更快（更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並且數位投資的效率和溢位效應都更高更快（投資效率產出都更高）。
舉個例子，日本在90年代前就是遊戲業的主要玩家，但是隨著遊戲技術進步，日本遊戲業的制作技術越來越落後了。盡管美國可以歸功於特效產業更加強勢，但是對於歐洲大陸的遊戲公司就不然了，日本比歐洲有更多的市場份額和先發優勢，並且日本歐洲都是接收技術擴散的國家，理應日本一直保持對歐洲的技術領先，結果日本遊戲公司整體技術改進要比歐洲差不少。
歸根結底，日本的情況是很難透過扶持產業、擴大企業市場這些表面因素改變的，深層次的原因不僅僅是某個產業競爭力差了，而是日本處於技術改進和資本投入都無效的飽和狀態。這種狀態下技術更為落後的日本停滯了，是無法收縮和領先國家美國的經濟差距，盡管在理論上落後的國家應該有更快一點的增長。
從這種角度來看，我認為日本的人口問題還是被低估了，因為資本投入也好，全要素生產率也好，終究是透過人來實作的。
每個人能使用的資本投入總是有限的，人口減少了，資本投入不僅很難增長，反而會面臨收縮的風險，所以日本企業就去海外投資了。
而對於企業來說，想要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總是需要破壞性的創新，這些事情總是要讓年輕人來做。哪怕是建立幾十年的企業，任天堂的突破還是來源於曾經身為年輕人的山內博、宮本茂。
所以說企業高層老齡化、投資天使人制度欠缺、創業不足等等，都是代際問題的顯現，企業制度歸根結底是有利於老年人的，權力更大、財富更多的老人越來越多，銳意進取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社會自然傾向於適應中老年人的需求，想做出改進就更難了。
這裏就要說一下日本獨特的企業制度了，日本崛起時的三神器終身僱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內工會，在人口日益萎縮的當下產生了更長遠的負面影響。
在戰後時期，終身僱用制和企業內工會都能讓年輕人努力幹活，年功序列制給年輕人開較低的薪資。在年輕人更多的時候，就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讓年輕人幹更多的活。即使終身僱用制、年功序列制確實保護工作效率低的老人，開了更高的薪資，但是這些人少啊。
到了90年代之後，趨勢反轉了，當初被畫大餅的年輕人老了，真要吃大餅了。而這時候年輕人恰好又少了，那麽企業營運狀況自然就江河日下、無力創新了。
而日本企業對此也是心知肚明，小松機械、日本航空都是最後還是得大批裁員，只不過社會制度就決定了裁員是極其困難的事情。2000年前後曾經對日本的終身僱用制度做出改革，建立起來了僱用派遣制度，加上小泉的改革，讓2000年後的日本有一定的潛在產出漲幅。只不過對於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的二元市場一直沒改革成功，也沒能建立起來創新性的基金，那麽是很難讓老齡化、少子化的日本產生市場自發的創新的，這個情況下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更低也不為過。
按照同樣的道理，2019年後我就感覺南韓經濟也出現了和日本相似的問題，可能也出現了過早經濟收斂的現象。
在IMF對南韓的報告也讓認為南韓出現了日本化長期停滯的特征，即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放緩——和日本一樣表現為服務業發展滯後，並且資本投入的產出越來越差，少子化老齡化也越來越嚴重，所以IMF認為南韓也會在2020年後潛在增長率放緩到2%以內。
但是實際情況是南韓這幾個方面的表現，或多或少更差點，所以潛在增長率肯定會比預期更差點。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日本在80年代末那波大發展，實際經濟水平一度接近領先的美國70%，大概就是這種所謂的「東亞模式」頂點了。無論是日韓，都不能在曾經創造輝煌的東亞模式上更進一步，大幅改革以適應時代變化：不再依賴於越發低效的資本投資，而是創造更有效、永續的資本投入模式，並且讓技術創新主導增長，創造人口長期穩定發展的環境。最終也只能走上長期停滯的道路，可以說是「君以此興 必以此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