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社（CNS1952）
作者：熊玠（紐約大學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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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玠，字惠宇，美籍華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主攻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現為紐約大學政治學系資深終身正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並擔任多所大學的名譽或存取教授，在美國著有25本英文書籍及多篇中英文學術論文。熊玠是美國的「一個中國委員會」 創辦人之一，曾是「全球華人反獨促統聯盟」首席顧問，1987年曾獲鄧小平接見長談。
編者按：中西文化比較課題牽涉範圍很廣。紐約大學終身教授熊玠先生應邀為中新社「東西問」獨家撰文，從觀察儒學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各自對人性善惡之別的大前提出發，探討文化對政府功能與許可權定性的差異，藉此了解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及人民對政府的期望差異。他指出，西方人常將他們的政治理念當作「普世價值」，此等僭妄乃出自他們對文化差異的無知。
中西文化之差異，導致其在政府功能與職責上也產生莫大不同，而使中西人民對他們政府的期望也有不同。雖然此點極為重要，但卻為一般中西人士尤其是西方所忽略，故而常常發生對中國不必要的誤解。
也許有人會質疑：中西在文化上的不同，如何能與政府的功能與職責扯上關系？誠然，中西文化之差異是一浩瀚課題。但它們的差異，最終可以歸結到一個大前提：那就是關於人性善惡的信念。
中西文化在性善與性惡看法上的差別，導致了社會對於政府功能與職責產生了不同的要求。西方人之所以常對中國政府指手畫腳，在於他們忽略了文化差異的導因，下意識地認為所有國家的政府執行均應向西方看齊。
簡言之，由於中西文化對人性善惡大前提不同，因而產生了政府功能相應不同的邏輯關系。我們先談西方由於基督教教會對人性「原罪」教條所起的作用，以及對西方在政府與行政觀念上造成的深遠影響。
西方政治構思出於防範邪惡人性
西方在亞伯拉罕陰影之下的文化，一直建立在「原罪」觀念基礎上。按照天主教與基督教教會對聖經的解釋，認為自人類始祖（亞當、夏娃）以來，人性邪惡是與生俱來的。因而認為社會全是爾虞我詐，充滿競爭欺詐。由於此影響，人性原罪（即原惡）的信念，自有公元紀年以來深入西方民心，並影響了西方社會秩序與政治制度的構想與運作。
且看西方啟蒙運動（始自17世紀的世俗化運動）肇始以來大思想家們的看法：由於人性「原惡」，所以從馬基維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到盧梭（Rousseau），皆以人性「原惡」信念作為論證推理的大前提。他們認為社會上一般人均是不顧他人（或群）的利益而只顧鉆營與擴大一己之私，故有「反社會」（anti-social）的本性。因此，他們的結論是：政府的責任乃在用法律將個人與其他人隔離與嚴加管束與防範，這樣才是保護社會安寧與穩定之途徑。為防範政府不被邪惡的領導人與官員所敗壞與壟斷，國家必須有政府各部門的分權與有效的限權，以及人民監督的制度，才是杜絕邪惡人性敗壞國家治理之保障。
當然，西方早期啟蒙運動的大思想家所提倡的挽救辦法，也有其演進性的大同小異。譬如馬基維利（Machiavelli）對人性「原惡」，談得比較尖銳，認為人性不僅是原惡，且極會侵犯他人利益。因此，任何個人都無法對別人的侵權行為作有效防範，必須有強大的政府保障個人權益。霍布斯（Hobbes）出於同樣考慮，也認為如沒有強大政府，甚至「君主」王權的保護，人民將永無寧日。
但是，在17世紀末葉與18世紀的啟蒙運動深化演變中，出於同樣對於人性「原惡」的信念，卻演變出了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構思。譬如洛克（John Locke）則否定君主王權之需要。他參照「自然法」作為人民擁有與生俱來的各種權利之依據並創立「社會合約」學說，主張個人與政府是合約關系。這有兩重意義：一是，個人無法防止邪惡的他人侵犯，所以需要政府的保障；二是，因為有此合約，個人才能得到不受政府侵犯的保障。洛克所謂的「自然法」就是神的法則。他的理論，影響了所有啟蒙運動深化以來的西方政論家，從法國的盧梭（Rousseau）與孟德斯鳩（Mentesqiu），到蘇格蘭的大衛·休謨（David Hume），到德國的康德（Immanuel Kant），一直到美國的傑佛遜（Jefferson）與富蘭庫林（Franklin）。
我再須補充一點：既然人性是邪惡自私的，那每一個人就會盡量堅持他擁有財產，尤其是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府，絕對不可涉及社會經濟的操作。這也是資本主義，即私有經濟的另一起因。
孟德斯鳩一般被認為是洛克的最先進的接班人。他接受了一個觀點，即共和政府的合法性乃建立於被統治者同意的大前提之上。此點與西方中古世紀認為政府之合法性是基於「君權神授」的信念正好相反。可是，追根究底，孟德斯鳩主張的共和政府三權分立與相互均衡的構思，仍然是出於要防範政府被「人性原惡」的官員們綁架而嫁禍人民的擔心與警覺。
以上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大師們的主張，都反映了這個大前提：人性邪惡的信念。而傳流到近代西方的法治及民主政治制度，全是為防範社會上惡人彼此侵犯，故需法律來嚴為制約或者是防範政府被邪惡官員綁架而魚肉人民，故需以民主抵制之，前後有直接關系。
性善之念養成中國政府為民職責
中國文化性善之說，主要與儒家影響有關。不過需要稍作澄清，孔子關於人性並未明確主張其善惡之定向。眾人倶知，性善說始自孟子。孟子在告子章句上有言：「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但接著說：「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意即雖然水性是向下，但如果人為地將它向上潑，也不是不可能。同樣「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即人性固然本善，但如受外界腐蝕敗壞的影響，也可能被扭曲而改變為邪惡。這正是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正因如此，荀子言人性惡，也不失其為孔門的一份子。在孔門之外，還有揚子（揚雄）言人之性「善惡混」，即謂人之本性乃善惡雜處於心，「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法言義疏】五修身卷第三，世界版）。
這些是對人性善惡的診斷。然則有鑒於「性相近，習相遠」，如何能使黎民保持其「赤子之心」而不致因習惡而變惡了呢？孔子比較籠統地講「為政」之道在使民「富之」以後再以「教之」（【論語註疏】卷十三·子路）。如何令民眾控制環境，不受感染，則有持於學。故【論語】第一句就說「學而時習之」，【荀子】第一篇亦名為「勸學」篇。孟子說得更切體，教所有為政者必須「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梁惠王章句上）。因此，在中國文化中，政府的首要功能在如何促使人民不要「習相遠」，導致原善的人性墮落至邪惡。講得更廣闊一點，政府的功能在於如何提供一個良好社會環境，能教育人民不被邪惡影響敗壞他們與生俱來傾向為善的人性。而要求政府如此教育人民的職責，是西方文化中沒有的。在中國文化和人民眼中，政府不是一個累贅或包袱。相較之下，西方人民眼中，政府永遠是站在老百姓相對立場的一個麻煩與大問題。
不僅如此。由於能敗壞黎民人性的因素中，最主要的當推饑寒短缺。所以孟子提醒為政者：「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此說，符合了孔老夫子「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的意思（【孔子家語】第十三篇賢君）。另外，管子也有言：「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國）秦漢以後，言治國者，亦皆主張政府有擴充套件經濟以富民的責任。譬如晁錯有言：「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夫腹肌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誌）
所以，在中國文化中，認為政府之職責必須確使黎民不饑不寒，不僅是儒家而已，其他各家亦有同感。由於這一要求，自秦漢以來，開創了政府當幹預甚至經營國家經濟與管制社會秩序的規矩與威信。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也沒有喪失指導市場的功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意或在此。這仍不離中國文化自古以來的教誨與要求。
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兩個絕然相反之因素放在一起，使其互相效命而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其靈感與信心或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學。深得其陰中有陽而陽中有陰之真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這樣融匯的產物，這是絕對無法被任何其他沒有中國文化的國家所效法的，甚至無法為西方國家所了解。蓋因西方哲學，自其始祖蘇格拉底開始，就不相信兩個相反的東西能夠融合為一體，更不用說互相效命。
中西政府功能差異導致效能差別
由於中西政府功能、許可權與威信不同，因而產生效果各異。對於此點，有很多例子。如一年來新冠病毒肆虐，中國與美國在管控病毒傳播上，就有天差地別的效果。因中國政府享有管制社會秩序的職責與威信，民間接受不成問題。所以政府從開始就直接行使其監控責任。政府封鎖武漢進出管道及時，調動疫苗及時，人民在接種疫苗、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細節方面，也與政府配合無間，所以很快將新冠傳染問題控制住了。
美國則不然。美國政府沒有類似的許可權與威信，而美國政治文化太過講究自由，包括不受制於政府的自由。所以，政府希望能在某個期限以前能有70%人民接種疫苗的指標，即無法達到。
基於以上比較與闡釋，可明鑒中西文化差異，造成對政府功能的要求大相徑庭，而政府職責、許可權與威信亦大有差異。其最終結果，已從中美兩國對新冠疫情之控制完全顯示無遺。西方人士不察，竟以他們所謂「普世價值」對中國政府指手畫腳，這與「削子之足，就我之履」，有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