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增長稱得上是一個政治方面的計畫。
這不是說它給出了個完善的政治方案，裏面有著所有認同這概念的人都贊成的詳盡政策。而是表明它形成了一個不同社會的整體構想，還伴隨著對於能夠達成這一構想的政策和倡議的探討。
實際上，在減少增長這個圈子裏，大家正提出並探討各種各樣的政策，像有針對性的補貼、推行永續的福利，禁止廣告，推動工作分擔、縮短工作時間，給收入和財富，還有全球溫室瓦斯排放收稅，對航班加以限制，同時減少飛機和機場的數量。
好多被討論的政策屬於生態社會政策，就是能同時促進人類與自然變好，還有社會公平交易的那種政策。比如說，火車票還有其他慢旅行的形式，好多人都承擔不起費用，就跟有機食品比傳統食品貴出好多是一個樣。
所以，好多人選擇坐飛機，還吃傳統食物。所以，給火車票補貼，還有有機食品的生產補貼，能同時實作規定飲食走永續發展的路子，也能讓所有人都坐得起車。
收入與財富設個上限，能降低經濟不平等，也能攔住富人去過那種在環境方面完全不永續的生活。所以，這些還有其他生態社會政策能在特定的層面[a]和[c]，給「更多計畫」能變得更有可能、更容易得到和被接受創造條件。
除了上面提到的社會存在各個層面相互關聯的這種觀察，關鍵在於，生態社會政策的設計與實施得把對這四個層面的影響都考慮進去。
所以呢，對於每一項想要讓人類和自然的交易變好的政策，都得琢磨琢磨它會咋影響社會關系、社會結構，還有跟它直接、間接有關的人的內在情況，以及人類在其他地方跟自然的交易（比如說，想想把制造外包、骯臟工業，或者往別的國家出口廢物，來讓一個國家跟自然的物質交易變好）。
比如說，把化石燃料能源生產減少或者幹脆停止的政策，能特別大地讓人類和自然的交易變好。
有些生態社會政策可能在同一個層面上，既有好的作用也有不好的作用。就拿收入和財富上限來說。
就像前面說的那樣，這一政策工具能降低經濟不平等的情況，還能限制富人那種對環境高度不永續的生活方式。
不過呢，如果拿它去給當下不太富裕的人重新分配財富，這種手段或許會刺激那種基於對環境有害的生產和消費的經濟增長。這就表明，不光要思考任何一項生態社會政策在四個層面的影響，還得琢磨不同政策組合帶來的綜合影響。
實際上，雖說上面提到的每一種政策工具都能和資本主義相符，可那種完全或者主要由支持抑制增長的人談論的政策組合，跟持續增長的經濟體系是沒法適配的。
除了要說真的多樣性這方面，在飛機上，不管是生態社會政策，還是政策組合，都不是到處一樣的。
其中一個緣由在於，它們得透過民主程式來被接納，這樣一來，完全一樣的政策和組合在各地都出現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另外啊，如果政策想達到期望的效果，重點在於設計和推行政策的時候，得留意政策覆蓋地區的行業、狀況還有個人的獨特之處。比如說，提出更短工作日或者更短工作周的建議，可能會沒考慮到某些行業跟自然交易的特性。而去增長學者主張小規模有機農業，不主張大規模單作有機農業，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然的節奏以及和自然的配合，而不是特定的時間表。
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樣，有的政策只是地方性的，有的則是全國性或者跨國性的。
收入與財富上限就是個典型例子，這類政策得有廣泛的國際協調才能有效施行。
作為一項政治計畫，要是想在各個層面帶來變革，那就得有一個全面的社會力量聯盟來推動社會互動層面的去增長。這個聯盟能運用好多辦法，像組織自下而上的倡議活動、搞網路和團隊合作，而且能在不同的規模中展現出來。
這些年，成千上萬在微觀層面跟減增長相容的民間社會和企業的倡議，還有各種社會運動，給這樣一個聯盟的動員打下了基礎。像生態社群這類的倡議，或許真能有利於團結、關愛以及尊重他人的實踐和文化（看「更多」部份），還能改進和自然的物質交易。
不過呢，同時得記著，人都不一樣，這就表示，要是生活在像生態社群這類的社群，跟一個人的內心合不來，那可能會是段糟心的經歷。
在這種情形下，得記住的是，獨居未必就比群居對自然的危害大，像從小房子運動還有個人自願過簡單日子就能看出來。而且，有些自下而上的提議可能會變得很孤立，甚至不讓更多人參與，這樣就沒法把在社會結構層面做出改變的潛力發揮到最大，或者還會讓其他人遠離這件事。
這又一次表明了，得認清沒有哪種生活方式或者主動性是絕對好或者絕對壞的。
作為一項政治計畫，去增長和傳統的政治計畫不一樣，原因在於它突破了傳統的階級範疇。
沒法躲開的是，那些主張減少增長的人，多數可能是中產階級，不過減少增長可不是為了這個階級或者其他階級謀利的事兒，也不是單為人類利益著想。
也就是說，那些主張減少增長的人這麽做，不是因為他們自己能比別人從減少增長裏得到更多好處，而是因為他們覺得，要是想滿足人類和其他人當下和以後的需求，這麽做是必需的。
在 Barca 的分析裏，缺乏像商業協會、政府、工會或者國際組織這樣強大的社會力量，被看成是「抑制增長計畫中最薄弱的一環」。要是去增長計畫想塑造整個社會的發展，光吸引全球中產階級裏那些有「生態意識」、願意減少消費和工作的成員支持，那是不行的。
據她所講，這個計畫會「一直處於政治弱勢，除非能跟定義廣泛的全球工人階級，包括僱用勞動以及支持僱用勞動的各類工作形式，還有其組織展開對話」。
雖說這一分析肯定沒錯，可要是咱們想構想一個能讓「去增長」變成塑造社會發展的政治計畫的聯盟，那就得越過（歷史唯物主義者）批判政治經濟學基於階級的那種視角。
當然啦，要是去增長不單單被看成是上述那種意義裏的一個政治計畫，而是在更寬泛的層面上被看成是在存在的全部四個層面裏進行的轉變過程，那這時候就有必要跳出這樣的一個視角。
沒有哪一種單一型別的演員，憑著某個特定身份（像階級）去行動，能強大到讓事情發生。
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女性主義多元經濟學者把希望放在青年、婦女還有土著人民在全球進行的運動和行動上。
同樣，要消除增長的轉變，只能靠各地的人（不分性別和種族）聯合起來行動才能做到，包括在各種規模上（像地方、國家、跨國）以及全球範圍裏的公民社會、企業還有國家機構。當然了，這些地方得被看成是相互有關聯的，它們之間沒有清晰的界限。
比如說，民間社會裏的成員可能是商人，而國家屬於一種對民間社會還有企業都加以約束（以及授權）的架構。
另外，參與平面 b 的轉變或許會給公民社會成員的內在帶來影響。要知道，有個說法是「行動者自身在積極追求社會秩序改變的時候，也發生了變化」。
在每個地方（公民社會、國家、企業），變革都得減少甚至盡量去掉「少的計畫」，推動「多的計畫」增長，這是關於社會存在的四個層面。平面上的改變要求商人養成溫和的態度，還有關愛人類、非人類以及自然的行為習慣。
商業實踐這種更普遍的實踐，總是在特定的環境裏進行。比如說，消除增長的舉措會在各地存在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種社會結構的框架下開展。這種環境對轉型過程影響很大，所以不同地方的轉型過程是不一樣的。因為人類社會處理事情的自然結構不同，實踐也就不同。
我們講的自然結構，包括地形、氣候、景觀、生態系、生物區還有它們的變化。另外，展開的這個過程是新出現的，不是線性的，很可能充滿挫折。
雖說各地的行為體（像民間社會、企業還有國家機構）都得行動起來才能消除增長轉型，不過這種轉型往往是由某些行為體牽頭，而不是由另外一些行為體來牽頭。
具體來講，真的很難想到在當下這種意識形態的大環境裏，政府能站出來支持去增長，還采取生態社會方面的政策。
要是能給這種對增長特別關鍵的社會以及社會生態力量的動員賦予決定性的推動力，那或許能讓政黨和國家去推行減增長政策變得有吸重力，再不濟也能行得通。
結果或許是「自下而上的動員和行動跟自上而下的監管相融合，形成一種新的混合財產形式，涵蓋公有、國有和個人財產，還有一種新的分工存在於市場、國家和‘公地’當中」。實際上，想想去增長轉型帶來的變革的深度以及發生的快慢，它們既不可能全靠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動達成，也不可能全靠自上而下的政策達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