墻裂建議改變宣傳導向和敘事方式，徹底拋棄苦情路線，讓科研人員 只牛逼不苦逼 成為社會共識，自然留得住人才！
2000多年前，孔子就嚴重警告過世人不要宣揚超越人性的壯舉，可惜，誰也沒聽進去。
春秋晚期，魯國曾出台一項仁政，凡是本國公民在外國淪為奴隸的，不論誰把他們贖出來，都可以回國找政府報銷贖金。
對這樣的好政策,孔子眼中「瑚璉之器」的學生子貢自然積極響應，但他作為富甲天下的大財主，對報銷那幾個「小錢」當然是看不上眼的，甘當「無名英雄」，還在孔子面前沾沾自喜、「邀功」「求贊」。
孔子曾對子路搭救一個溺水者後收了人家一頭牛大加表揚，知道子貢的「高風亮節」後，非但沒有誇獎，反而把他劈頭蓋臉訓了一頓，「取其金則無失真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孔子的邏輯很簡單。你這麽起高調，別人贖人後是報銷還是不報銷？
不報吧，要承擔經濟壓力，報了吧，要背上道德壓力。
像子貢這種極少數既富且仁的君子，自然樂得「舉手之勞」，然而絕大多數普通老百姓能有多少選擇余地？
不贖人固然不會被捧為善人，起碼也不會被罵成小人。
由此，贖人善政日益曲高和寡，乏人問津。
社會執行規律就是這麽吊詭，出發點如此高尚的德政，竟然會被如此高潔的君子和如此高調的導向消解到名存實亡。
孔子雖然只是就事論事，但他顯然並非僅僅是擔心贖人這一個問題，而是敏銳預見到，一旦子貢這類事跡得到鼓勵、褒獎、甚至吹捧，導向一成，弊病必生。
社會道德標準會被無限拔高，但大眾根本學不來或者不願學，做了善事反倒尷尬，只能索性不去行善、不求善名，導致社會道德水準反而逐漸走低，完全背離樹標桿、立牌坊的初衷。
不幸的是，兩千多年來，孔子擔心的「社會道德標準拔高反而導致社會道德水準走低」的悖論卻周而復始、輪番應驗。
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在宣揚偶像時，不知立了多少高高在上的「貞節牌坊」，搞了多少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但理論正確和統計正確往往大相徑庭，動機美好和結果美好常常背道而馳。
傳統敘事中，君子只言「義」，小人才言「利」。
所有站上神壇的英模必須「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必須「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必須「只講大我，不計小我」，必須「沒有槽點，無懈可擊」。
曾參、閔子騫這樣苦出身的孝子才是至孝，豫讓、荊軻這樣死得慘的俠客才算猛士，李煜、朱由檢這樣丟了江山的皇帝才值得同情，嶽飛、於謙這樣沒有好下場的功臣才會被銘記，劉蘭芝、祝英台這樣主動殉情的烈女才會被推崇，海瑞、於成龍這樣窮得叮當響的清官才會被傳頌……
在這樣的輿論導引下，人們的觀念趨於刻板。「做好事留了名」算什麽好人？「拾金不昧但收了禮」有什麽了不起？醫生怎麽能拿高薪？科學家怎麽能不清貧？軍人當然得讓座，教師自然要義務補課，戴名表的公務員一定是貪官……
這樣下去，怎麽得了！
希望肉食者認真謀之！
